排门上起来，食堂的光线顿时暗弱下去，只从门上端半透明的玻璃里透进一点天光。有女生在垂泪，家里电话打不通，有人在劝她，还有人在楼上清理东西，等家里的汽车来接，有的已经被接回家了。还有的在议论战事，说香港早有准备的，新加坡是个堡垒，随时会派援兵来，让那日本兵胆敢来！
艾芙林颓然地坐在桌边，细瘦的脖子向前伸着，木偶似的凝视着眼前的桌子，黄色的鹅蛋脸仿佛覆了一层灰。她素来说自己是在内地身经百战走过来的，什么都吓不住她。有学生问她，“战争是什么样子的？”她面无表情，“还不就是逃难，苦，没的吃。”
炎樱从后门进来，从容地坐到餐桌边，开始吃麦片，大声叫嬷嬷，“没有黄油了，咖啡是冷的。”这个有着金棕色小圆脸、一双眼睛像黑色太阳的印度籍女生，骨架娇小而丰满，只会说英文，是张爱玲进香港大学后最贴心的朋友。学校通行的是广东话和英语，在这里张爱玲和内地来的学生一样很少讲国语，她的英语很好，随便一本英文书拿起来就看，哪怕是关于物理或者化学的。她和炎樱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周末，她和炎樱常坐在马路边的铁栏杆上聊天，两脚悬空，下面是树梢，不时有香气氤氲而上，是树上一球球珍珠似的小白花散发出来的。山坡上的白雾中，偶尔浮过一顶斗笠帽，帽沿下挂一圈百褶蓝花布，是捡柴草的女人……
炎樱吃完，若无其事地对张爱玲说，“我上去睡觉了，你上去不上去？”她俩住在走廊的最尽头，门对门。张爱玲走进她那一间，这时候一个人待着，只会让恐惧不断膨胀。两边都是长窗，房间小小的，像个玻璃泡悬在海面上，仿佛无遮无挡地暴露在飞机的视野中，等着炮弹来炸破它。还是地下层安全，虽然食堂的气氛实在让人窒息。
炎樱又裹进了睡袋，百无聊赖地瞧瞧她手里的书，“看的什么？”“历史笔记。”战争还是不能让她释然，或许很快就会复课，考试还是会降临。到中午，忽然响起一声长长的汽笛，解除空袭警报的。炎樱接到一个男孩的电话，约她去看电影。似乎战争还不够严重，没有让电影院关门，也不足以让生活停止。炎樱问她去不去，她摇头。还记得刚进港大没多久，炎樱说她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请她看电影，自己单独去不妥，拉上了张爱玲。那是一次尴尬的不愉快的经历。
中环一家古旧的澳洲式电影院，建筑物的表面被岁月涂抹了无数污秽的色彩，庞大的躯体将旁边的街道挤得窄窄小小。巨大的广告牌上红彤彤的，流血的场面。一个身材高大的五十岁男人迎上来，瘦削得仿佛一个骨架子，身上的白西服已经泛了黄，二十年流行过的式样。这颜色与他的皮肤、头发色泽一致，也给人脏污的感觉。一双印度式的麻黄大眼睛，缠满了血丝。炎樱向他介绍她，“我的同学，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男人立刻升起满脸的窘色，掏出两张票塞进炎樱手里，咕哝一句“你们进去”，转身走了。炎樱赶上去拉他，男人想起什么，将手里的纸包塞给她，还是走了。炎樱回来低声解释，男人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
纸包里是两块浸透加糖鸡蛋的煎面包，包在花花绿绿半透明的纸里，油渍张扬地沁出来。两人走进电影院，老式的大堂斜坡陡得厉害，不抓住点什么就仿佛随时有摔倒的危险。在昏黄的光线下，两人跟着领票员穿越狭窄的楼梯走道，麻袋式的棕草地毯，在密密麻麻的扇形座位间寻找属于自己的座位。在最后几排，最便宜的位子，与那男人的形象相宜。电影开始，奇小的银幕，看不清楚，也听不清楚。电影没看完，两人就出来了。那油渍渍的蛋糕，尽管新鲜，吃着也不对味。
炎樱独自去看电影了。晚上，港大食堂里只点了一支白蜡烛，修女们似乎特别兴奋，做了炸牛脑、炸番薯泥丸子，还有两个修女下午从城里买回了新鲜的法国面包。似乎，这时进城带有探险的意味。平时，饭后，有男生成群地上山散步，停在离她们宿舍不远处，挽着手臂站成一排，在马路上来来回回地走，大声地齐唱流行歌曲。有时候，大声地叫某一个女生的名字，叫一声激起一阵杂乱的哄笑。叫的多是英文书院的本地女生，也有人叫过炎樱。像是学马来亚人唱歌求爱的方式，却又带了玩笑的成分。今晚，外面黑漆漆的，也静寂寂的。
同一楼层的医科生常常深夜苦读。有时从走廊里经过，从钩起来的两扇半截门看进去，穿着浴衣、头发散披的女学生坐在灯影里，一只手托一只骷髅，嘴里念念有词地在读书，背后站着一具骨骼标本，看起来像是正在施魔法的女巫。可是今晚，谁也无心读书了，聚在食堂里说话。也有情侣或朋友来探看的，双双对对在门外的冬青树丛边说话，站在门内射出的一角微光里，为了避嫌。也有的靠在食堂外甬道上，背靠水门汀墙，双双抱着胳臂无语。男生想报名参军，女生不让，两人生着闷气。
炎樱看电影回来，在食堂吃嬷嬷特地为她留的饭。她说，电影院里古怪地点着蓝灯，阴森得很，看到一半响起了警报，可大家还是照样看下去，反觉得那电影更有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