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了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超过两千字”,“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1948年3月1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和政策的规定、策略和政策实行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你们的自我检讨,向我们作报告。”1948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地领导机关的指示中再次指出:“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错误缺点,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同时,毛泽东认为,执行好报告制度不仅要同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作风相联系,而且要同密切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相联系。因此,他在1948年8月20日接到林彪的综合报告后复电指出:“对于写作此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干部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这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毛泽东这一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写作报告对于提高干部理论联系实际水平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建立健全了党委制。为了能够使各级党委在贯彻执行中央各项决议和工作任务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领导职能,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专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他在决定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这一决定成为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保持党的良好作风的又一有力保障。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决定,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又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就如何克服骄傲自满情绪明确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一制度,不仅得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也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并为这一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全党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三、西柏坡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对当前的新启示
从党的发展历史来看,无数事实已经表明,党风是一个政党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西柏坡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中国社会由战争向和平、农村向城市、革命向建设的历史转变以及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虽然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回顾党在西柏坡时期作风建设的做法,总结西柏坡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成功经验,仍然是不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时代要求,对今天党的建设尤其是作风建设必将带来新的启示。
1.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进行
西柏坡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军事斗争,也就是要夺取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因此,党的作风建设围绕这一中心工作来进行。西柏坡时期中央军委在世界上最简陋、最小的作战室——四间总共不到70平方米的土坯房、三张长方形旧桌子、两张插满了红蓝毛线的军事地图、一部手摇电话机——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当时我们没有雄厚兵力支援前方,没有武器弹药供给前方,没有军饷给养保障前方,只有源源不断的电报发往前方,但前方却无一人叫苦喊难、谈条件讲价钱,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解放全中国。所以,前方打胜仗靠的就是军民并肩作战,靠的就是过硬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多年战乱,加之蒋介石集团的横征暴敛,中国共产党即将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可谓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及时对中心工作进行转移,所以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讲话和文章,大多是谈集中精力抓经济、搞建设。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他要求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必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而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围绕这一中心工作,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思想,提出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要加强学习,要变外行为内行,尤其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围绕当时中心工作开展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西柏坡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单纯就作风谈作风,也不能单纯就作风建设加强作风建设,必须与当时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紧密结合,特别是与我们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表明,如果与中心工作脱钩搞作风建设,那么作风建设就会如水中月、镜中花。
2.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领导率先垂范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能否率先垂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礼记·缁衣》);“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西柏坡时期党的作风建设之所以搞得成功,首先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垂范,全党效仿的结果。西柏坡时期,党的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如《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毛泽东首先作出了表率。西柏坡时期他始终坚持亲自起草文电,从不让秘书代笔。毛泽东在西柏坡300天时间里写下的历史文献,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20篇;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53篇;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10篇;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集》21篇;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五卷290篇;收入《毛泽东年谱》的文电、讲话、谈话、书信等计390篇。毛泽东坚持不做寿,并把这一条写入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六条规定中。毛泽东还认为,土改、军队、军队与地方能不能搞好关系,关键在领导。因此,在1949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党的建设问题时,他说:土地改革有错误,应怪领导,主要原因是怎样划分阶级的政策性文件出得太迟了。在军队工作,军队有缺点错误,应该首先责备自己。军队与地方关系搞不好,首先应由自己负责任。正是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率先垂范,全党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担当责任的良好风气。
回顾西柏坡时期的党风建设实践,结合今天的党风现状,党的作风建设的重点必须放在领导干部身上,对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监督、严格管理。一是抓好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社交圈”、“工作圈”的监督;二是完善领导干部及家属财产申报制度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三是不断强化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意识,以领导干部作风带动党风、政风和民风的根本转变。
3.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增强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
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始终是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民心向背是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事实也确实如此,党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下,才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今天的成就。西柏坡时期,全党上下齐心协力为老百姓谋福利,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民踊跃参军支前。据不完全统计,三大战役中,各地出动支前民工达856万人、担架36万多副、小车101万多辆,运送粮食8.5亿斤。正如歌谣里唱的:“最后的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所以,战场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父亲死了,儿子上;丈夫死了,妻子上。有了这样强大的后方支援,怎么能不打胜仗?所以陈毅同志在讲到淮海战役时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不只是赢得了解放区民众的心,而且国统区的民众及国民党军队里的许多官兵也投向了共产党。到解放战争后期,“解放战士”占了很大的比例。蒋介石在1948年8月的一个军事检讨会议上曾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几年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捕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虏,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而不能相机反正。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由此可见,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是众望所归,是历史的必然。
西柏坡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党员干部必须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提思路、做工作,多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当好人民的公仆,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4.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要有严明的纪律和制度做保证
西柏坡时期良好作风的养成,制度是保证。正是有了严明的纪律,才有了政令畅通。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地方主义和经验主义、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慎重处置、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狠抓学习。要求全党同志重新学习列宁的光辉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并于1948年6月11日向全党重印了其中的第二章,还专门写了《前言》。二是重新规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克敌制胜的法宝。虽然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长期以来,其内容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为此,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同时提出“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三是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口号。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村召开。会议讨论三项议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这三条后来被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项任务。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勉励我军“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四是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如《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关于健全党委制》、《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等。这些制度不但为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起了积极影响。
总结西柏坡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经验,反思今天党风出现的诸多问题,应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必须进一步严肃党的各项纪律,把严格执纪作为加强作风建设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不但要对作风问题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出严肃处理,而且要把不作为、乱作为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问题作为重点。同时,还要不断完善权力监督机制,使党内监督、人民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全方位监督。
总之,西柏坡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与借鉴,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充分认识西柏坡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