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正如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所讲到的：“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第二，关于党委会工作方法。要真正把党委制落到实处，使各级党委实行有效的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还必须有可操作的基本方法。1949年3月，毛泽东总结了全党同志和自己长期领导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委员）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书记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三）“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样办，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五）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
（六）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七）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聚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
以上十二条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领导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根据对立统一规律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领导集体与领导者个人、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民主与集中、团结与斗争、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党的领导科学的内容，对于广大干部，特别是大批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提高领导水平、掌握领导艺术，对于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3.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3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全国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积极地要求参加民主的政治生活。然而，正如任弼时所讲的：“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过去党内存在着的民主生活不足的状况，就必须加以改变。
应当承认，战争期间，特别是直接作战的区域，强调集中、强调纪律是十分必要的。当年，邓小平就讲到：“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中，加强纪律性极端重要，是保障革命胜利的重要一环，而加强纪律性与发展党内民主又是相联的。因此，在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大力倡导党内民主。《决议》规定：（1）在一切巩固的解放区，党的各级委员，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从现在起，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和各种工作，并选举和补选党的各级委员会。（2）对于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必须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3）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4）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5）各级党委会召集各级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以便缩短开会时间，获得完满结果。（6）健全党委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同时，《决议》要求在组织上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1.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3.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4.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5.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毛泽东认为：这个决议，规范了“实行党内民主的办法”。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是党的基本制度，这个决议下达以后，全国各巩固的解放区先后实行了决议的有关规定，进行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实践。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党内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跃，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他们的责任心和参与意识；通过召开代表会议，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推动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4.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预防腐败的制度性要求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等六条规定。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和马、恩、列、斯并列，他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大，一下就搞了四万万多人口，就应该占先。在这里数量不等于质量。如果硬要比较，那么马克思的祖国，那里今天还没有革命，那又应当怎么看呢？”他曾指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这些政策、措施、制度，是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民主精神的凝结和概括，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和发展，对于健全党的经常的正规的各种制度，健全党的政治生活，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各地新经验，统一政策，统一步调，为建设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党的历史上，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是坚持集体统一领导的最好时期。由于全党坚持统一领导，全党空前团结，战斗力空前强大，加快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二、坚决执行制度是夺取革命胜利的保证
三分战略，七分执行。制度的效用取决于制度执行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更要透过问题抓根本抓关键；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既要重他律，更要重自律。西柏坡时期，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创建新中国，全党全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严格遵守党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等各项制度，从而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1.中央领导核心以身作则、模范实行集体领导制度
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贯彻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组织保障，也是保证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的重要条件。西柏坡时期，党坚持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制度，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重大事情均由中央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决策失误。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是一个和谐的战斗集体，工作中的民主气氛非常浓厚。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彼此信任、团结，其他书记有不同意见总是向毛泽东直言相陈，作为书记处主席的毛泽东也总是能虚心听取并采纳其他书记的正确意见。由于中共中央民主团结，集思广益，使一些重大军事、政治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的胜利展开。
在土改运动中，晋绥地区曾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提出：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种潮流。由此以后，毛泽东开始注意反“左”。1948年1月，任弼时作了《关于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报告，对该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亲笔批示新华社将此报告迅即向全国广播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而在此前后，毛泽东针对土改问题已写了大量文章，尤其是他花费很多心血精心起草的《一月决定》，已获中共中央原则通过。但在即将发表时，他认真比较了《一月决定》与任弼时的报告后，决定发表任弼时的报告。这反映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人，认真听取同志建议，虚心接受正确意见的科学态度，使土改中产生的“左”倾错误很快得到纠正。
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央领导核心实行集体办公，工作中的民主气氛更加浓厚。据阎长林等人回忆，每天晚上8点左右，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准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开会。会议一般由周恩来主持，他们查看地图，研究战报，各述己见，互相补充，共同商量，集体决策。毛泽东不仅在书记处开会时而且在诸如签发军事电报等事情上都注意听取并集中大家的意见。平时，五大书记各有分工，毛泽东直接负责军事，周恩来作为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办公，为了便于和毛泽东共同切磋、指挥作战，周恩来也改为夜间办公。他们住得很近，一有问题随时交换意见，共同解决，决定不了的，再召集其他书记商量，然后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文电。由于充分坚持了集体领导、紧密合作，避免了党的决策出现不应有的失误，体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优越性。
在民主团结问题上，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五大书记坚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他们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为全党同志树立了榜样。1948年8月，吴玉章曾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得知，直接去电，坚决反对这一提法：“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并说这种说法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学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一时期，毛泽东常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人谦虚地说：“我也是个普通人”。不仅毛泽东这样，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都如此，他们身居高位，不摆架子，不搞特殊，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的普通一员；他们以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公仆意识，充分显示了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一代伟人的革命风范。这种革命风范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紧密团结的基础，从而使全党成为空前团结统一的革命政党。
全国革命的迅速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模范地发扬民主团结精神的胜利。这种民主团结精神的充分发扬，不仅保证了党中央各项重大决策的正确性，而且在政治上赢得了党心民心，把全党及各界人民群众凝聚成一支坚不可摧的力量，从而迅速推翻了分崩离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2.充分发扬民主，强化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