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完善与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无产阶级政党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其精髓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高度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因而历来倡导并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时又结合自身的情况加以灵活运用并有所创新。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首次明确地将“四个服从”作为党的纪律。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又将“四个服从”列入新的《党章》之中，从而形成全党共识。西柏坡时期，为了加强纪律和发展民主，中国共产党还建立健全了党委会议制度。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到地委、从前委到旅委以及军区（军分区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并且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高层领导，不仅完善了民主集中制，而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这一原则。正是因为中央领导创造性运用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保证了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正是因为中央领导正确贯彻落实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才有效地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个人专权、决策失误、贪污腐败等现象的发生，从而为党的事业顺利健康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二，进一步优化党员素质，夯实反腐倡廉的组织根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基础，是落实党的纲领和政治路线以及各项决议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党联系群众的直接纽带，是群众的组织者和带头人，是党的细胞和“神经末梢”。党的公正廉洁的形象和坚决有力的措施在很多方面都是通过基层组织展现出来的。因此，反腐倡廉建设也必须从基层组织抓起。西柏坡时期，党中央依据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党的基层组织问题。
一是开展“三查”、“三整”运动，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到了解放战争后期，针对党员人数增加，成分复杂，党内组织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等问题，中共中央于1948年冬到1949年春，在党内和军队内部开展了“以纯洁组织，整顿思想和作风”为主的“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以此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那些错误严重、屡教不改的党员辅之以组织纪律处分；对极少数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坚决清除出党。通过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中央关于土改、整党的有关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和政策的学习和研究，树立严肃的原则观念，提高领导水平。
二是严格入党标准，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个政党战斗力的强弱，清正廉洁的程度，不仅体现在党员的数量上，更体现在党员的质量上。忽视党员质量的重要性，不仅会使党员腐化变质并愈演愈烈，而且会严重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有鉴于此，面对解放战争后期突飞猛进的大好军事形势，严格入党标准为时势所必需。194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强调：要采取审慎地公开地积极发展党员的方针，既要避免发展党员中的“拉夫”现象，又要防止宗派分子操纵基层党务，同时须注意不要吸收真正为多数群众所反对的分子入党。194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香港局和上海局各领导，指出：在新解放区及待解放区，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须采取严格地审查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这个月的2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又发出了《关于入党成分的解释与规定》，进一步对入党的各项条件详加说明。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质量并未因为全面胜利的到来和人数的增加有丝毫下降，也将旧剥削阶级固有的腐败现象排斥在肌体之外。
第三，遵循正确的干部路线，杜绝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干部路线是组织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政党的主要任务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制定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二是组织实施已制定的纲领和路线。制定纲领和路线靠人，实施纲领和路线也靠人。所以，斯大林说，政策制定后，干部决定一切。干部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反腐倡廉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干部问题，始终遵循着一条正确的干部路线。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聚集了一大批理想崇高、德才兼备的青年才俊。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到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突飞猛进，急需一大批人才充实到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为此，中国共产党从如下方面建设自己的人才队伍。
一是通过各类军政院校和举办各类短期培训班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1948年6月11日，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正式成立，同年7月1日正式开学，叶剑英为校长，用以培养共产党的中下级军事人才；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正式开学，用以培养普通政务人才；194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的通知，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用以提升党的中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满足时局发展的需要。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精神向各解放区发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定》，强调“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便成为各区各级党委当前的重大任务”，用以培养各种社会需要的建设性人才。1948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组织部在西柏坡南庄举办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南下干部训练班”，用以培养急需的随军南下人才，满足新解放区的地方建设之需。
二是大胆选拔任用产业工人干部，进一步夯实干部队伍清正廉洁的阶级基础。1948年12月21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指出：“我党必须从一切解放区的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立即训练、培养和提拔大批的干部，以便能够派遣他们和老干部一起去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并参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
三是广泛吸纳党外民主人士，充实干部队伍。在解放战争后期，我们党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党外民主人士甚至原先敌对阵营有真才实学之士的大胆使用、破格任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天下为公、唯才是举的宽大胸怀。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式批准了由中共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的精心安排下，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各民主人士陆续抵达解放区（仅截止到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知名人士、代表人物和其他民主人士已有55人）。正因为如此，在1949年新成立的中央政府中，6位副主席中，党外人士占3人；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占7人；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占9人；政务院34个部门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有14人。这样，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加入到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利于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结合，从而对我们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古人云，治安之本，惟在得人。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表明：选人用人的腐败是政治上最大的腐败，选人用人上的成功是政治上最大的成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执行了一条正确的干部路线，才使众多的各类人才集聚在党的旗帜之下，群策群力，取得了战胜内外敌人，创建新中国的巨大政治优势；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清正廉洁、反对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政权，此言不谬！
第四，建立健全行政监察机构，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检查。人们经常讲，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加强监督则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保证。党的监察问题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当然也是党的组织路线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党团结全国人民，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项决议的保证，是防止党蜕化变质的有效手段。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选拔和任用干部，而且也注重对干部的管理和约束。其中建立健全行政监察机构，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检查就是党在西柏坡时期所进行的反腐倡廉的伟大尝试。1947年11月26日，朱德在同冀中各经济部门负责同志的讲话中指出：“冀中的经济部门包括工商局、银行、商店等，都要建立监察制度。要教育人们保证不贪污，不浪费，不造假账，不作假报告。”华北人民政府建立以后，成立了华北人民监察院，开展了由行政监察机关主持的专职监察工作。194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成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
1948年8月16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规定：
华北人民监察院为行政监察机关，设人民监察委员会，由院长和人民监察员5至9人组成。其任务是，检查、检举并决议处分各级行政人员、司法人员、公营企业人员违法失职、贪污浪费及其他违反政策、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并接受人民对上述人员的控诉。1949年2月3日，董必武和华北人民政府其他副主席联名发出对干部进行鉴定的通知，要求从执行政策指示、立场观点、工作、学习态度以及群众关系、上下级关系等方面对科长以上干部每年考核两次。通过上述措施，确保广大党员干部践行立党宗旨，恪守岗位职责，杜绝腐败现象发生。这是从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道德品质三个方面考察干部的重要举措，实有开创之功。应该说，华北人民监察院在检查揭发违法失职行为、整顿政纪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华北地区整肃政风工作的开展，它是促进解放区廉政建设的重要开端，也为新中国的国家行政监察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直接经验和条件。
3.继往开来，加强反腐倡廉作风建设
细节决定成败，作风关乎民心。党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党风廉政建设是政党建设的大问题，对于一个革命党而言，它决定着革命事业的成败与党的生死存亡；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它决定着国运的兴衰和党的存亡续绝。党风是一个政党的阶级性和世界观在党的工作与活动中的表现，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体现党性原则的一贯态度与行为，是外界判断党的基本标志。正因为如此，我们党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开创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先例，而且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特别是把清正廉洁、反腐倡廉作为党风的重要内容。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先前培育起来的优良作风，并结合新的形势加强反腐倡廉作风建设。其一方面表现为对广大党员干部及时进行忧患意识、宗旨意识和艰苦奋斗精神等方面的教育外，更主要的是党的领袖在作风建设方面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昭示后人。
第一，生活作风上严格要求，给全党作出表率。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在生活作风上也从不懈怠，戒奢崇俭，防微杜渐，永葆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一般而论，一个人往往是由生活腐化走向精神堕落，进而导致政治蜕变的。一个政党的衰败，首先是从党员的腐化和党组织的蜕化发端的。1931年春夏之交，中共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及中共六届中央总负责人向忠发的被捕变节投敌行为，皆由生活作风腐化引起。因此，生活作风问题绝不是一个人无关轻重的微末小事，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小节有亏，大义必损。古人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对一个执政党而言，逸豫不仅可以亡党，简直是要亡国，20世纪90年代初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可为殷鉴。
有鉴于此，西柏坡时期，党中央领导人在生活作风上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比如，朱老总身上的棉衣同警卫员相比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老总”的棉衣上多了几个“补丁”。毛泽东每顿饭只吃一个菜，饭菜撒到桌子上，随手拾起便送入嘴里。他穿衣尤其俭朴，喜欢穿旧衣服，身上常能数出几个补丁来。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有一条规定：不经他本人同意，不许为他买东西。这条规定进城后也始终没有变。周恩来更是党内公认、世人称颂的勤政廉洁的楷模，他穿了一件翻洗了好多遍、补丁摞补丁的上衣走出西柏坡，走进北京城。其他领导同志莫不如此。当时中央领导不仅是生活俭朴的模范，而且也是遵守纪律的表率。1948年党中央召开九月会议期间，各大军区部队首长骑马而来，散会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管理科派人查看哪些树被马啃了树皮，逐户登记，并一一进行了赔偿，中央带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全党做出了表率，受到了西柏坡老乡们的称赞。不仅如此，中央领导还对自己的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在西柏坡，毛泽东年幼的女儿李讷也在机关大灶食堂吃饭，也穿补丁衣服；毛岸英申请结婚因配偶年龄不符合规定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和批评。
实践证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廉从俭中养，贪从奢中生。正是因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从生活细节上严格要求自己并约束身边亲近的人，不仅带出了一支政治合格、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西柏坡时期党的廉政建设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