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虽然短暂，但却在这里做出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领导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发动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反攻，指挥著名的“三大战役”，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描绘建设新中国的蓝图……
这一切一切的成就，都是源自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加强。回眸西柏坡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过程，可归纳出以下50件大事。
1.枣林沟会议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会议根据当前形势发展和长期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前委在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领导下，率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作战；工委在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领导下，率一部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干部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后委在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下，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2.中央工委留驻西柏坡
1947年5月3日，刘少奇、朱德到达河北省平山县，与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政治委员罗瑞卿等会合。针对晋察冀解放区当时的情况，根据军区负责人的建议，刘少奇、朱德于5月10日致电党中央，建议改变原拟去太行的打算，中央工委留驻在平山。中共中央当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工委及工委工作机关留在晋察冀工作一时期，以便能够帮助中央局解决各项工作问题。”
3.结合土改整编党的队伍
l947年7月17日，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召开，会议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解放区的领导人和代表107人，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提出问题，并展开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把问题集中后，再转入第二阶段，讨论决定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根据各地汇报的情况，经过讨论分析，认为各地贯彻《五四指示》以来，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存在土改不彻底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指导土改的政策本身不彻底；二是存在党内不纯的问题；三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会议决定：结合土改整编党的队伍。
1947年8月4日，刘少奇致电请示中共中央，反映土地会议上各地所汇报的情况，并对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转变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建议，指出：“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其中土地和民主是基本要求，而民主是保障和巩固土地改革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体农民向我政府和干部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党内及干部中严重的不纯洁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缺乏具体思想教育，是晋察冀及其他地方土地改革不彻底与工作落后的基本原因。在晋察冀党、政、军县以上干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区、村干部及支部党员中农是主要成分，其中地主、富农成分直接间接占统治者不少。”由于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选，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
为此刘少奇建议：全党确定经过贫农组以及农会发扬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各组织及干部的方针；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暂时代替各级业已死亡的参议会，作为各级权力机关，待适当时机再建立三三制的各级议会，规定每年旧历正月初一（或其它日期）一切村干部解除职务，由农民大会或代表会检讨其工作，并进行改选，然后召开区、县代表会，改选区、县干部；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除特许者外，在土改期间回避在本县、本区工作；在各地普遍建立人民法庭，接受群众控诉，并加调查审讯，以保障干部以及少数人不受群众中某些过分行动的侵犯，并对其犯罪行为得以揭露、证明和处分；对被群众撤换的干部、犯罪干部以及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只要他们服从群众、服从党，一律采取治病救人、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8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1947年8月8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谈土改工作的领导问题时指出：领导的基本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及其不断反复。走群众路线不是不要领导，恰恰是要好好领导。只要群众自己干，这是自发论。我们要的是既不包办，又不尾巴主义的领导。不是共产党领导，就是地主、富农和中农的领导；不领导，就是放弃领导，这是危险的。领导群众，不能脱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不能没有意见和主张。因此，1947年8月9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会议上讲话，着重阐述了群众路线问题，他指出：强调要树立相信群众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包办恩赐。一切伟大的人民事业，都是群众自己搞的。第一有功劳的就是人民。指出将群众路线与领导相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把群众要求与政策相对立是错误的。政策要根据群众的斗争和要求而制订，也要根据群众的斗争和要求而修改。
4.发展党员问题
1947年8月21日，中央工委关于接受贫农积极分子入党问题复电晋察冀中央局：“在目前土地改革运动中，为了改变支部领导成分，对为群众积极拥护的正派坚定准备吸收参加支部委员会的新贫农党员，可以取消其后补期，至于一般的新贫农党员，仍按照党章规定。目前除雇贫农成分外，暂时停止接受其他成分入党。
5.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华侨党员党籍问题的意见
194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华侨党员党籍问题的意见致电罗迈等“（一）其原属中共组织系统者，与国内党员同等待遇。（二）其不属于中共组织系统者，如持有兄弟党正式证明档，或能以其它方法证明其过去党籍者，即由你们加以审查，按中共党章处理，其合乎党员条件者，可承认为中共党员，并可承认其党龄。”
6.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注意研究城市工作
1947年9月1日，刘少奇在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城市工作很重要，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因为进城被搞垮了的很多，李自成就是这样。我们要反对贪污腐化。如果我们领导不注意抵抗这个势力，自己也动摇，也搞贪污腐化，那就保管垮台。进城之前要有准备，进城之后要有纪律，要委派负责人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机关，要给进城人员讲清楚，一定要守纪律，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以“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党
1947年9月12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作结论时指出：“平分土地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自己去搞。最可怕的是群众还没有发动，还没有与地主撕破脸，仅仅由几个干部包办。苏维埃时期的经验，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组织队伍，发动贫农、雇农组织农会，群众觉悟了才行。不去组织队伍，不提高群众觉悟，是不能分好的，就是分了也不巩固。”同时，刘少奇指出：“今后有两个问题必须彻底解决，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因为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土地改革就一定能进行到底。所以整编队伍就成了首要关键。队伍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队伍，一个是群众队伍，而决定的一环首先是党的队伍，即群众的参谋部。党搞好了，其次是群众队伍，群众队伍的整编决定于发动群众。整编队伍的方法，是“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对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要清洗；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要进行思想斗争。党内思想斗争以反右为主，防止“左”倾。最后，刘少奇强调：“实行这样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整顿党，整顿作风，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了把土地改革这一基本任务完成。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就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把党整纯洁，才能战胜蒋介石。”
1947年9月16日，刘少奇为中央工委起草关于土地会议的决定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土地会议“决定两大问题，即通过平分土地的土地法大纲及普遍整党”。关于整党，“决定各区首先由上而下进行，召集各级干部大会，查阶级、查思想，宣布平分土地政策，总结过去土改经验，进行打通思想、调换干部、整理组织及规定纪律诸项工作，以便在党内去掉平分土地障碍，在思想上、组织上取得一致，提高党的纯洁性，然后进入农村，整编农民群众的队伍，建立贫农委员会，联合中农，建立农会，即开始平分土地和地主富农财产。在平分土地之后，再实行农村民主运动，由下而上整党整政，召集村农民大会以及区、县、省、边区各级农民代表会，由群众审查并改选各级干部，公开党员及党的支部，建立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并建立各种经常性的民主制度，反对官僚主义。
1947年9月25日，朱德对中央工委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讲话：全国土地会议做出政党的决议，决定查阶级、查思想、重新整编队伍，中共中央工委机关应该首先执行这个决议，要查清机关工作人员的阶级成分，还要检查自己的思想究竟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个人利益。不论哪个阶级出身的，都要把思想弄通，要一心一意为工农服务，这样才能清洁我们的队伍，建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的党。因此，要反对那种不在下面好好办事，而用假报告、说空话来欺骗上级的作风。还说：反对官僚主义，是土地改革能不能搞好、工作能不能改进的关键。只有发扬民主，真正发动群众，真正反映群众意见，才能打掉官僚主义，把事情办好。
8.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一、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二、三大纪律如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三、八项注意如下：（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9.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对群众运动的正确领导
1947年12月18日，刘少奇为中央工委起草关于土改中的若干问题致晋绥分局并报中央、抄送西北局电中，强调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问题。其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树立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问题，可在法律上规定许多办法去保障。例如：解散旧农会及工、青、妇、民兵等旧组织，收回其图章，再由贫农团负责筹备新农会及工、青、妇、民兵等组织。旧干部的审查、撤换与处分及新干部的提拔，以及定成分，各种组织会员的介绍，地主、富农土地财产的没收和这些土地财产的分配等，均须先经贫农团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农民大会讨论通过。如此，贫农团即使人数不占大多数，也自然成为领导核心。乡村中一切工作，特别关于土地改革中的一切问题，必须先经贫农团的发起和赞成，否则，就不能办。这些都可成为法律，党与政府可训令一切党委、工作团及党员和干部遵守这些规定去进行工作，凡有不遵守这个方针和这些规定的党委干部和党员，可给予处分、撤职、调离本地和开除党籍。如此，可从领导方面去切实扶助贫农团的领导。但仅仅这些法律规定，还不能树立与保障贫农团在乡村中的领导，还必须依靠贫雇农的积极性、贫农团组织的纯洁性，而不致被坏干部及流氓分子所篡夺；同时，贫农团办事必须公道，必须注意去保护中农利益，而不要侵犯中农利益，并且事事与中农商量，在贫农团自己讨论好了之后，都提交农民大会或代表会与中农讨论，取得中农同意后，再来办理，而不要由贫农团独断独行。
（二）工委给冀东关于代表会议制度电，是指解放区经常的政权制度，这是要在群众业已充分发动或土地改革业已完成的地区，才能建立这种代表会系统，而且必须在目前反对地主、没收分配土地财产、改造旧干部等斗争中，建立了党与贫农团正确的领导，才能使这种代表会真正形成，而决不是可以和平建立的。因此，你们应立即召集县以下各级临时农民代表会或人民代表会去解决土地改革中各种问题。
（三）你们《土改通讯》第二号关于后木栏干村成分问题的意见，是不妥的，偏于过左的。确定某人成分，应以当地建立新政权前若干年及抗战后实际的社会经济地位为标准来决定，而不要联系到很远的历史，更不要以今天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的好坏为标准来提高或降低各人的成分。
（四）关于自发运动与普遍运动不应当作口号去叫喊，也不要成为固定名词写成什么“自运”或“普运”。虽然我们不要惧怕群众的自发运动，但我们不只是群众自发运动的追随者，而必须努力去领导自发运动，使自发运动尽可能更多地变成自觉运动——有系统、有目标、有步骤、有计划的运动。现在你们那里不是缺少群众自发运动，群众已自动扣押了数万地主，因此，你们再不要去鼓吹与煽动自发运动。你们那里所缺少的是党对于这种自发运动正确而有能力的领导，因此，运动就常常被流氓、坏干部、富农甚至地主所领导。因此，你们必须加强正确的领导，加强运动的计划性与系统性。为加强领导，现在经常召集县区代表会，依靠代表会这个形式是很必要的。
10.中共中央杨家沟会议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在会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报告提出了党在新的形式下军事、土改、政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行动纲领和政策。报告最后强调，必须整顿党的作风，解决在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使党能够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前进。这次会议为中国革命夺取全国胜利，在政治、思想和政策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11.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