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报告制度。（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两个月做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求。
12.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1948年1月9日，毛泽东转发习仲勋关于在高家堡发生的破坏纪律行为的报告，并加批语：“我军在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13.创办党校培训干部
1948年1月10日，刘少奇为中央工委起草致中共中央电：“为准备局面开展之干部，拟开办党校，招收县团以上干部五百至一千五百人，训练半年派出工作，是否可行，请示。”1月12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1948年1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工委发出开办党校的通知，以训练军队团以上、地方县以上各级各类干部。
14.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倾向
1948年1月11日，周恩来出席西北高干扩大会议，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指出：我们的军队打到外线后要注意政策。乡村中的敌人是恶霸。不要有组织地打人，不要用刑，不要多杀人；杀人要经过公审，公开其罪恶，光明正大。在城市要注意联系党外人士，只要跟我们一道走我们就欢迎。“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演讲，指出：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不要错误的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划分阶级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
1948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修改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时针对审干问题指出：“无论在农村中，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诉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导全党纠正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提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
15.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初步提出
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大革命的经验和以后各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就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实行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就是农民。”只有团结和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1948年1月22日，毛泽东关于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致电粟裕：“你们应当按照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情况，领导土改的多少强弱，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决定土改工作的速度。”“必须认识，共产党员领导着缺乏精神准备、缺乏团体生活、缺乏斗争艺术的农民群众，向着诡计多端、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占优势的地主、富农作斗争，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员只有与农民群众一道，逐步完成精神准备，逐步把自己组织起来，逐步学会斗争艺术，才能最后斗倒封建阶级，实现真正的平分土地”。
16.推广“平山经验”
1948年1月23日，刘少奇致电薄一波，并致康生、饶漱石、热河分局，询问干部下乡后发动群众情况。指出：“现在干部中反对右倾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式后，‘左’倾错误及尾巴主义已成为主要危险，望在这种错误发生时，给以适当批评，以便引导干部与群众走向正确道路。”“在平山因吸收两倍、三倍、四倍的非党贫农及中农参加党的支部大会，使党的大会与群众大会结合为一，借以公开党的支部，及整党、查阶级、查思想作风与行为，在群众意见下处理坏干部、坏党员，获得极好结果。望你们亦试行这个办法。”因此，所谓平山经验，就是把土改与整党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公开党的支部，吸收非党群众参加，改变过去农村支部工作的神秘性，打破坏分子隔离我党与群众联系的障碍，从而密切我党与群众的关系，推动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发展的经验。
17.注意克服几种不良作风
1948年1月2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汇报对中央“一月决定”的修改意见。建议在反对党内“左”、右倾中加上这样的语句：“在全国土地会议决议尚未在党内党外的群众中加以贯彻的地区，必须继续切实贯彻。在这些决议业已在党内党外的群众中贯彻，和群众业已发动的地区，必须根据群众中所发生的新的问题与新的偏向，迅速及时地加以解决和纠正，而不要其继续发展，拖延甚久，损害群众利益。”“当着干部中强迫命令的作风严重存在，必须反对强迫命令，当着强迫命令已大体停止，尾巴主义的作风已经产生，必须反对尾巴主义，反对不在群众中去集中意见，提出办法并耐心教育说服群众，放弃领导的倾向。”1月27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认为这些意见“甚好”。
1948年1月28日，毛泽东批转邓子恢关于渤海整军经验报告，并写批语：“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
18.正确开展反“左”、反右两条战线斗争
1948年2月3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就中央工委在听取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土改报告后，再次汇报对“中央一月决定”草案的意见。认为“草案”的写法“必须严格注意到不要因为反‘左’，又使各种右倾观点得到复活机会，特别在党内地主、富农及其他坏分子尚企图反攻，而贫雇农领导骨干尚未真正形成的地区，尤须注意，不要使土地会议以来在各地进行整党与消灭封建的那股劲又松懈下来，而应该督促各地继续贯彻土地会议决议，进行整党与消灭封建，克服各种右倾观点。同时，在各种‘左’倾错误业已发生地区必须迅速纠正‘左’，在‘左’倾错误尚未发生地区，亦必须切实防止‘左’。因现在发生严重‘左’倾错误地区，只晋绥、陕北比较严重”。所以“只从正面提出若干规定严格防止‘左’倾即够，而不宜大喊反‘左’。”“决定写到某些具体问题时，还要适当强调批评一下某些右倾观点，然后再着重批评‘左’倾”。
19.实施正确的工业政策和工运方针
1948年2月5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纪念“二七”25周年社论稿，将原题改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并增写了一段话：“必须指出，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不少党员，不少的干部，不少的工会工作人员，甚至有不少的担负高级领导职位的领导人员，并不了解党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的路线。他们只看见树木，看不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的、狭隘的、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远一点。他们忘记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时期内实行过的那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路线曾经给予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与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损害。他们完全不研究一九三七年以来十一年内中共中央历次发布的正确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方针。他们固执地抵抗党的路线。”“党的一切地方领导机关必须严肃地讨论中央的路线以及全部工业政策与工运方针，坚决地纠正一切危害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革命政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政策与办法，迅速地使工业建设与工人运动走入正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聚积一切力量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20.克服唯成分论错误
1948年2月7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就东北局请示发表整党问题通知，提出供中共中央考虑并答复东北局的几点建议：“现在整党中到处都多少发生一些‘左’的唯成分论，即认为凡是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不好的，而加以批评打击与斗争。认为凡是工人、雇农、贫农出身的党员干部都是好的，而加以奖励与提拔，而不根据个人的具体工作及思想与作风的好坏，来加以批评和处理。甚至将农村中组织贫农团斗争地主的一套搬到机关、学校来实行，这种错误，决不可让其发展”。“在整党中提出贫雇农路线一词，是很不妥当的。应一般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与路线。即在土地改革亦应提出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与半封建的路线”。中共中央于9日将此电批转东北局，指出：“东北土改打击面过大，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刻着手改变政策，将打击面大大缩小，弄错了的必须纠正。”东北局于11日复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和中央的指示，将“以各种方式缩小打击面及分化打击面”。中共中央于十一日对党内发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吸收了这些意见。
21.媒体要坚持正确的宣传方向和舆论导向
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指出：“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例如：一、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而我们的通讯社、报纸或广播电台竟将这类通讯发表。各地党委宣传部，对于此类错误竟没有任何的反映。此类宣传，在过去几个月中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相当多，以致造成了一种空气，使人民误认为这是正确的领导思想。甚至因为陕北广播电台发了某些不正确的新闻，人们竟误认为这是被中央认可的意见。二、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分、又反对唯成分论的宣传，有些地区不够有力，甚至有唯成分论的错误宣传。三、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关于既反对观望不前、又反对急性病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抓紧了；但在许多地区却助长急性病，甚至发表赞扬急性病的东西。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注意了；但在许多地区却错误的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甚至对于并非群众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错误意见，也无批判地接受。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四、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对于某些解放区存在着的严重的“左”的倾向，或者加以赞扬，或者熟视无睹。总之，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正确地反映和指导了战争、土地改革、整党、生产、支援前线这些伟大斗争，帮助了这些斗争取得了伟大成绩，并且在宣传工作中占着主要的成分，这是必须首先承认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一些错误的缺点。其特点就是过“左”。其中有些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和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的工作同志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务使对于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人运动这些伟大的斗争，对于这一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保障其获得胜利。这种检查，责成各地党委宣传部和新华总社负主要责任，并将结果用自己的名义写一个政策性的报告给中央宣传部。”
22.在部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
1948年2月17日，毛泽东同意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在部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的通知。通知指出：部队中实行了广泛的民主生活，经验证明很有好处。士兵委员会对于提高组织纪律性，充分发挥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收到了极大效果。以后支部开会，应邀请士委会的非党战士参加，保证他们在会议上有自由批评与建议之事，达到不仅确立士兵委员会的一定民主生活，并在党内也建立一定的民主生活，使支部不脱离群众，使党员接受群众监督，保证党的领导正确和组织的纯洁，意义极大。
23.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
1948年2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批评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必须确立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导方针。在领导方法上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改正错误。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界限，及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特别强调“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而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与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24.成立北方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