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委，提议以中央工委为中心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成立北方局，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几日后，中共中央又致电中央工委：华北局成立后，大党报应如延安《解放日报》那样，由中央负责，集中新华社、《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在一起，有充分条件办一个较好的报纸，其名称宜恢复《解放日报》。大党校、大军校亦是同时担负为华北、又为全国训练干部的责任。
25.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948年3月7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文章分析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并扼要介绍了全国其他战场的情况，着重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意义。
26.策略和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对“左”的错误根源的分析
1948年3月14日，毛泽东为转发邓小平“寅齐电”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指出“没有全盘的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自满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因此，要求以后要每两个月向中央作一次关于策略与政策的规定、执行以及执行结果方面的报告。
同日，朱德在中央工委会议上发言，在谈到产生“左”的错误时说：产生“左”的错误的根源之一是阶级分析的错误。中国社会有若干过渡阶段，对这些阶层分析不清就会产生偏差，在执行政策中就会产生左的或右的错误。执行政策要联系各个方面。
同日，董必武在中央工委会议小型会议上，就检讨土改和整党中存在的问题发言说：“晋察冀的土改是不彻底，但比全国土地会议估计的要好一点，没有那样不彻底的厉害；党内确实不纯，也可以说很不纯，但不如土地会议估计的那样严重。这样过分估计，精神准备是充分了些，但在做法、步骤上则又形成粗糙之弊。老区有些村，无须再平分土地，但我们由于对情况了解不够，而一律宣布平分。就农民而言，土地重于浮财，而在土地会议时，反而是浮财重于土地，于是就难免发展到吊打死人。土地会议未就划阶级问题加以讨论，以至出现乱定成分，而且把划阶级的标准与分浮财时的“比光景”混为一谈了。在整党中我们是着重于思想问题，而未做什么组织结论，除了停止地富党籍外，一个组织结论未做。地富家庭出身的本地干部在土改中回避是对的，但回避得太多，以致有的地方干部脱节，割断历史。着重反右倾是对的，但对已有的“左”的教训，如晋冀五月复查的错误未系统检讨。对党支部和干部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我们是反对的，但并无积极改造支部的政策。在组织群众队伍的问题上，强调以贫雇农为骨干和先发动贫雇农，结果在开始时形成关门主义，也发生了唯成分论，发展到厉害时，连许多贫雇农也被排挤，使自己非常孤立；同时，也出现了中农恐慌，因为过分地给贫雇农撑腰也捎带挤压了中农，党支部实际上也受压了（老区支部一般都是中农较多）。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这在今天会足以招致我们失败。”董必武在发言中指出：战争打得很好，成绩很大。现在主要问题发生在土改上，工商业政策也是由土改中发生的。
194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报，指出，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强调了“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27.党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的系统化和土地改革总路线的提出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兴县蔡家崖召开的晋绥干部会上作重要讲话，总结了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党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28.党报的作用和任务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就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谈话。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要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
29.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李先念、陈毅、粟裕、薄一波、聂荣臻、黄敬、罗瑞卿等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三项议题：（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二）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这三条在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以后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项任务。会议采纳粟裕等人的意见，作出解放军暂不渡江南进，而先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决策。会议还决定，改变华北和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建制，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
30.革命军人入党办法的规定
194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革命军人入党办法的规定》。其中，对劳动者出身加入我军者、非劳动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加入我军者、剥削者本人加入我军者的入党办法做出了具体规定。同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指示新解放区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只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把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以利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31.加强党的纪律
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以及发表这个指示的通知，对1948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作了部署。指示指出，“在干部会议中和在工作中，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区别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必须区别老区、接敌区和新区的不同，否则就要犯错误。”“在一切解放区，不论是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或者是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都必须在今年秋季指导农民耕种麦地，并进行一部分土地的秋耕。”“必须坚决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它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
32.毛泽东抵达西柏坡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离开花山村抵达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晚，五位书记在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华北地区的作战等问题。
33.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
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规定“凡各级党委及其负责人，对于带有全国性或全党性的问题的言论，例如对解放区人民提出政策性的口号，对解放区土地政策、整党政策、城市政策、政权政策提出主张，对于涉及外交事项的声明，对于号召敌军或敌区人民的传单布告等等，凡其内容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者，均应事前将意见和理由报告中央批准，否则，不得发表”，“其内容虽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但其性质特别重要者，亦应事前向中央请示”，属地方性局部的言论，各级党委亦应执行上述同样的原则。
1948年6月14日，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与晋察冀边区《晋察冀日报》合并。次日出版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
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平山县里庄创刊，毛泽东题写了报头。
34.正确分析党支部状况和对待犯错误党员
1948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就土改中的整党问题致电中共晋绥分局：土改整党中要正确分析党支部状况和对待犯错误党员。晋绥地区经过土改整党，“证明整个晋绥地方党的基础并不算太坏”，但土改过程中，对他们“采取了抛在一边任凭群众去处理的办法”，这种“自流主义的放弃领导的态度”和错误的“贫雇农路线”是有联系的。基层干部作风上的强迫命令、自私自利和支部中“部分或个别党员与地富有联系”必须加以分析，不应把和地主富农的亲朋故旧关系平常来往，都当作包庇地富；在上级分配任务不切实际，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也能促成下面强迫命令，“不能只有下层组织来负责”，上级应负“疏于教育与防范”的责任。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万万不可作“过多过重的处罚”；只有那些坚持错误的分子，以及钻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和完成蜕化了的分子，才应该无所顾惜地给他们以应得的处分。“领导机关决不可采取‘让群众去处理’的放任的政策，更不要受某些群众一时甚为高涨的宗派报复情绪的影响，而动摇自己正确的与坚定的方针。”
35.创办华北军政大学和中央马列学院
1948年7月1日，刘少奇在纪念“七一”干部会上讲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成长、壮大，以及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中国活的革命历史创作家的崇高地位。
同日，华北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出席并发表讲话：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但在数量上要求有大批的干部去开展工作，而且在质量上也要有很大的提高。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有见识，有能力，更要有好的作风和坚强的党性。
194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的通知》，党校名为马列学院，刘少奇任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党校任务是较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水平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
36.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对脱党、自首、叛变分子的处理
194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对脱党、自首、叛变分子的处理发出指示：“凡党员过去自由脱党，确未做任何反党活动，现在愿参加工作者，可分给以适当的工作，但不应马上接受其重新入党。”“凡党员曾经叛党但是普通叛变分子，即对党危害不大的分子，要他们在自己的社会职业上安分守己，努力参加生产之前，给以戴罪立功的机会。对个别罪大恶极的重要叛变分子，在必要时，由社会部或者安全机关扣押分别处理，但须经区党委或以上机关的批准。”“对分配工作的脱党分子、自首分子、最好先集中在军政学校或训练班学习，在学习中加以考察教育，使其在思想打通的基础上，向党坦白，这更便利于党对他们的了解和使用。在使用这类分子时，要经常提高警惕，防止奸特分子混入，绝不可因使用自首叛变分子而有麻痹。”
37.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筹备建立青年团
1948年8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听取安子文关于党组织建设的汇报。刘少奇出席并讲话指出：今后从中央起，要加强组织部的工作，组织部要设组织处、干部处，编教材，订制度，明确支部的工作内容和基本职责。二是讨论筹备建立青年团问题，责成冯文彬加紧筹备建立青年团的工作。任弼时指示：一要扩大干部训练工作，开办团校；二要恢复《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之前先办《青年工作通讯》，交流工作经验；三是起草团章。
38.对东北局不按规定向中央报告工作的批评
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林彪和东北局，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6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批评指出：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今年5月、7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党委各同志均极忙碌。毛泽东同志批评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一种无纪律思想。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在当月22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
39.毛泽东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