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致电吴玉章，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吴玉章曾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得知，直接去电，坚决反对这一提法：“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并说这种说法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学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
40.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饶漱石、曾山、邓小平、薄一波、邓颖超、廖承志、滕代远、叶剑英、张鼎丞、贺龙、刘澜涛。列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有杨尚昆、李维汉、胡耀邦、傅钟、胡乔木、安子文、李涛、冯文彬、黄敬、李克农等。这是自抗战胜利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总结检查过去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今后时期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会上正式提出了建军五百万，用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战略任务。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毛泽东作了报告和结论，刘少奇、周恩来等21位同志发了言。
会议讨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问题，认为这是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决议规定：（1）在一切巩固的解放区，党的各级委员，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从现在起，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和各种工作，并选举和补选党的各级委员会。（2）对于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必须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利，不许侵犯。（3）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4）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5）各级党委会召集各级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以便缩短开会时间，获得完满结果。（6）健全党委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议强调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性，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以便达到全党全军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
后来，毛泽东根据“九月会议”的内容，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这次会议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的伟大胜利，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
41.努力提高理论与政策和策略观点的学习
1948年9月13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党校教学材料之规定》。指出：“自从反对教条主义以来，各地党校没有提倡认真读书，有些学校甚至不读书或少读书。这种风气，是很错误的。现在党内已经产生忽视革命理论的倾向，经验主义已经成为党内思想中主要的危险，全党必须努力提高理论与政策和策略观点的学习，克服这个危险。”
42.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
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到地委，从前委到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并且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43.党要通过各种桥梁和群众加强联系
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在西柏坡会见华北记者团的全体同志，讲话指出：“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现在我们和群众是有联系的，但是还不够；要说已经联系得够了，工作做好了，那比一万美国军队还可怕，因为不再要求不断巩固扩大同群众的联系了。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各种桥梁和群众联系，要依靠各种机构来领导人民，更多更频繁的是依靠报社和通讯社。”“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
44.整党的目的是推动工作
1948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分局并告各地，要求晋绥分局应结合当前各项工作进行整党。指出“你们必须了解恰恰应该在进行这些工作中来整党，而整党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更好地更正确的进行这些工作，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而不是离开这些工作另外孤立地进行整党，更不是为整党而整党，也不要使整党限于算老账”。
45.培养一大批适应夺取全国政权需要的干部
1948年10月28日，为适应夺取全国政权的需要，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对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分配方案、工作性质等作出具体规定，强调“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便成为各区各级党委当前的重大任务”。
46.审慎地公开地积极发展党的队伍
194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的若干问题给东北局指示：“你们对公开建党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和组织部关于建党工作报告，均悉。你们根据东北的具体情况，确定采取审慎地公开地积极发展党的方针，并决定以此为今冬地方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又规定目前在整党中，主要是整工作，整思想，整作风，干部中主要是整无组织无纪律以及经验主义与官僚主义，这都是正确和必要的。”又从在发展党的具体工作上、吸收新党员的方式上等提出了若干具体的修改意见。
47.在新收复的大城市中整顿、建立党的组织
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新收复的大城市中实行军事管制的指示》，其任务包括：肃清反革命的一切残余势力；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恢复并维护社会秩序；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品；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逮捕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建立革命政权；建立可靠的群众组织；整顿、建立党的组织。
48.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
1948年11月22日，华北局发出《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指出建团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其首要任务，决定第二年4月召开华北第一次团代会，正式成立青年团。
1948年12月4日，任弼时与晋绥分局青委书记胡克实谈话，指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建立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积极分子组织，是十分必要的。
49.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对党员的处分的指示
194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对党员的处分问题发出指示，并致电华北局组织部，其中特别强调了劝告与警告，当面劝告、警告与当众劝告、警告的适用范围和区别，指出：一般来说劝告是比警告轻点，对党员个人的处分，如按轻重次序来排列，应该是：劝告、警告、撤销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而在执行劝告与警告中，则有当面与当众之分，党章上所写的：“当面的劝告和警告，当众的劝告与警告”，只是为了修辞上的方便，并不是按轻重的次序来排列的，因此不要认为当众的劝告比当面的警告重。在确定劝告或警告的处分时，必须考虑各方面的情况，一般的说，凡错误属于工作方面，而不是属于组织、纪律方面，其犯错误的原因是属于经验不够，或一时的疏忽，或缺乏调查研究，而不是有意识的、带有一贯性的，则以给予劝告的处分为宜。凡错误属于组织、纪律方面，或虽不属于组织、纪律方面，而其犯错误的原因是属于思想不纯、品质不好所引起者，或属屡教不改者，即使其错误的危害程度不一定很严重，仍应给予警告处分。但在处分一个党员时，应特别审慎，这就必须详细调查情况，分析研究，保证不被冤枉。关于当面宣布与当众宣布，凡错误不带有一般性，且不涉及很多人，或其内容又不属于政策方面的，可采取当面宣布的办法，若错误带有一般性与广大群众有关，或有教育大家意义的，则应该当众宣布，当众宣布的方式，或在一定的会议上党内通报，或者在党刊或在报纸上，或几种方式同时采用。
50.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前夕，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全会主席团主持了这次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全会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决议》最后强调：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等六条规定。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转移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使中国由农业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渐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并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阐述了关于马克思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会议结论的第二部分“关于党委制”中，强调了党委会的工作12条方法：（1）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2）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3）“互通情报”，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4）不懂的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和反对。（5）学会“弹钢琴”，党委的工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6）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7）要“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要注意进行基本的分析。（8）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做准备。（9）讲话、演讲、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10）注意团结那些意见和自己不一致的人一道工作。（11）力戒骄躁。这对领导者是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充分又必要的条件。（12）划清两种界限。就是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成绩还是缺点的界限。根据过去的经验，毛泽东还提出干部要学习的12本必读书籍，指出如果在3年之内，有30000人读完这12本书，有3000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
1949年3月13日，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方针应当有所转变：要在工人劳动群众中积极发展党员；要加强党内教育，不管城市和农村支部，都必须建立起经常的组织生活；要防止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记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
51.毛主席、党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一道率中央机关离开被周恩来称为我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西柏坡向北平迁移。临行前，毛主席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接着说：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主席和周恩来这一席“进京赶考”的对话意味深长，表达了我们党把进京执政当作一场新的考试的决心和信心，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今天和今后仍然是我们党加强党的建设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