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000余字的长篇发言，讲得情真意切，人们听得入神振奋。钮省长让与会者围绕我的发言展开讨论，几乎没有不同意见，只有地矿部门提出也要将泥河湾地质的重要意义加进去，钮省长讲：“可以，多一项光荣帽也好。”财政厅长提出：“省人大刚通过预算，建博物馆的资金不好筹措。”钮省长讲：“我不管好办不好办，你财政厅想办法解决。”这时我又提出“泥河湾发掘经费每年才10万太少”时，钮省长立即问文物局：“需要多少？”文物局长讲：“每年需要30万。”钮省长拍板：“给你30万。如果你把老祖宗的头盖骨挖出来，钱要多少，给你多少。”一位副省长提出博物馆可先搞临建，过渡一下。钮省长问我：“搞临建行不行？”我答：“不行。要一次建成，而且标准不能低，功能不能少，要准备接待外国政府首脑、国家元首。”钮省长不仅同意我的意见，还将我关于“博物馆要今年建成，明年投入使用”的意见，提前到“今年建成，投入使用。”最后，钮省长作这次会议的总结。他说：“在泥河湾这件事上，省政府比较迟钝，首先是我本人迟钝。”“去年11月份，郭主席给了我一封信，附了一个材料。我一看材料，觉得真了不起！这是一件大事。是河北人民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世界人类的骄傲。东非是人类起源地，我们这里也是人类起源地，可以跟东非比个高低。”“郭主席提的12条，我完全赞同。当然个别地方，比如谁是牵头单位？谁来组织？这些问题可以再商量。但12条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而且全面、具体，可操作性很强。”“对12条，我们要逐条落实。”钮省长在按12条建议逐条表态、逐条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后，极为兴奋而深情地讲：“我赞成郭主席讲的，要又快又好地把泥河湾的事情办好，争取无愧于祖先，无愧于今人，无愧于后人。保护、珍惜、开发、利用泥河湾，既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又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经济意义。怎么说也不过分，怎么说也不是吹牛。”会议一结束，钮省长当即用手机给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群生打电话，请他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力宣传泥河湾。2月20日，钮省长泥河湾现场办公会半个月后，将这次会议议定的主要内容以《省长办公会纪要》形式下发。从此，开始了“用12条打造泥河湾”艰难而漫长的历程。
四、我为自己定位：为泥河湾摇旗呐喊、奔走呼号我对泥河湾的热情，主要是出自于一个老共产党员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出于一种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出于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深深的爱。我没想成为泥河湾专家，也深知成不了泥河湾专家，我只想为泥河湾多搞一点服务、多出一点力、多作一点贡献，别无他求。我给自己明确定位：为泥河湾摇旗呐喊、奔走呼号。不惜为她舍一张老脸，拼一条老命，扔一把老骨头。我在近70年的生命旅途中，从不曾为个人的事而求于组织和他人，但为了泥河湾，我却是上下求助，左右求援，用足了“关系”，费尽了心血。
为了泥河湾，我首先争得了吕主席的支持，又取得了钮省长的支持，下一个争取的目标是省委书记王旭东。我想，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四大机关，现在省政府、省政协已给了极大的支持，如果再取得省委的支持，泥河湾的事就更好办了。于是，在钮省长召开办公会的第三天，2月7日，我不顾一个大省主要当家人年终岁尾如何忙碌，早晨一上班就给省委书记王旭东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上我的“12条”等两个材料。在信中，我介绍了泥河湾遗址群的概况，介绍了省政府、省政协的态度和做的工作，并着重指出：“此事关系到河北省在世界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关系到当今和未来我省的诸多重要方面。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望得到您的关注和支持。”此信引起了王旭东同志的高度重视，当天下午旭东同志就亲笔给我回信，密密麻麻的写了3页稿纸：“认真阅读了你的信，颇感振奋。赞成你所讲的意见。省委及我本人一定会全力支持。我们还要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的关注支持。”信写完后又加注：“如有有关材料，可否提供一点，以了解学习。”看了省委书记的回信，我非常激动，当即打电话一再感谢，并表示一定全力以赴落实好书记的指示，将泥河湾的事情做好。
为了学习和落实旭东同志来信精神，我于第二天上午便召集7名省政协常委（委员）及省政协提案委的负责人同志座谈，就有关泥河湾遗址群保护、开发、研究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提出具体措施和意见。座谈会提出要建立泥河湾研究会，要成立泥河湾政协提案督办组，要将议定的事情一件一件地跟踪督办，一抓到底。同一天，我还给省委宣传部长张群生写信，一是请他对泥河湾给予关注和支持；二是请他提醒省内各大新闻媒体在泥河湾的宣传报道中既要热情，又要冷静，坚持实事求是，有科学根据。一些重大问题或重要提法，报道口径要一致，有的要事先请示权威部门或有关权威人士同意，不要自行其是。
三月初，全国人代会、全国政协会相继在北京召开。会前，我让省政协提案委为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吕传赞草拟了关于泥河湾的提案和专题发言稿。2月28日，《河北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我关于泥河湾的“十二条建议”。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继2月6日头版头条以《保护开发泥河湾遗址群的价值不可估量》之后，又于3月5日在全国政协会开幕第二天，以《泥河湾--人类祖先的东方故乡》大字标题和一个整版篇幅发了长篇通讯。文章开头即讲，“金蛇舞走、骏马驰来的交替之际，河北省爆出了特大新闻--一份政协提案引起河北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由此，在河北省掀起了一场’泥河湾热‘”，“泥河湾重大考古发现的意义在于挑战’人类非洲单一起源说‘，证明人类不仅从东非的奥杜威峡谷走来，也从中国冀西北的泥河湾走来”，“省长现场办公会不仅敲定12件大事，还达成了’让世界共同拥有泥河湾‘的共识”，这些重要报道如及时雨。为了会内会外呼应，我立即给在北京出席全国人代会的王旭东、钮茂生同志打电话，把这些喜讯告诉他们，并让省政协的同志找来有关报道，连夜给王、钮二位领导送了去。经河北省出席全国“两会”的几位领导同志在会上发言介绍，泥河湾开始在全国引起关注。
作为省委书记，一年内从年初到年终几乎没有不忙的时候。旭东书记从北京出席全国人代会回到省会，已是三月下旬。他回来之后，要传达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又要抓紧处理在京开会期间机关积压的许多事情，还要处理许多其他急事、要事、大事。可是，大忙一过的四月中旬，旭东书记即打电话约我“谈谈泥河湾”。我满心高兴。可是，去找谢飞，他出差了。我如实相告旭东书记：我不是泥河湾专家，知道的情况有限，最好等谢飞回来再谈。5月初，旭东书记又来电话，约我和谢飞谈泥河湾。我和谢飞如期来到旭东书记办公室，想不到旭东书记这方面还很内行。3个人有来有往谈了近2个小时。事先旭东书记说过“不要记者参加，不用其他领导同志陪同”，但我想省委书记谈泥河湾毕竟不是件小事，不公开报道也应留下资料，便让秘书录了音，后来按录音整理出来，看过的人都说好，是一件颇为珍贵的资料。2002年底，旭东书记即将调离河北，我怀着依依惜别之情为他送行，而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泥河湾。旭东书记最后一句话是“随时等待泥河湾的好消息”，让我更感到肩上的使命重大而光荣，只能向前。
省委书记刚调走，忽又盛传省长也要调离。我怀着不安的心情问钮省长是否确有其事，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因泥河湾的许多事情办理刚有了个好的开头，大量的工作还在后头，怕省长一走“人走茶凉”，闹个半途而废，我有些心慌。又想，反正调令没到，省长定的事仍然有效。我有些急不可待，便于2002年12月4日上午一口气给钮省长写了三个请示报告：一个是请示解决泥河湾发掘经费150万；二是请示解决泥河湾博物馆建设经费1000万~1500万元；三是请示为即将成立的“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解决开办费80万元。报告尚未送去，我便分别给省长及他的秘书打电话，恳求“秘书收到即报”，请求“省长见文即批”。上午11时，三个请示报告都送了上去。14时30分，我电话问省长的秘书三个请示报告省长批了没有？秘书答：“都批了。怎样批的，不清楚。省长亲自封好，让人直接交给了财政厅长王加林。”我又赶忙给王加林打电话询问。王加林说：“省长让我办理。我拟这样办：泥河湾发掘经费给150万，分3年，每年50万，列入预算；泥河湾文化研究会开办费给50万；泥河湾博物馆先解决500万。因年终了，财政厅仅还有500万，都给了博物馆。”我满心高兴：省长在即将调离河北的紧急关头，一个上午作特急件处理，即给批了三个要钱的报告，共解决经费700万，够意思。
我向来重感情，更重情义。对于关心、帮助、支持过自己的人总是牢记在心，不敢忘怀。旭东、茂生两位领导调离河北以后，尤其是近两年来，我总想找个机会向他们当面汇报泥河湾的情况。2006年11月初，借进京出席一个会议的机会，我将有关泥河湾的三个材料和两本专著，一式两套带上进京汇报，并分别给两位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不巧旭东书记出国，钮省长正在南方考察，只好让秘书转交。两位领导回京后都特意给我打来电话，除了问候之外，都表达了对泥河湾的高度关切之情。
五、积极发起、组织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自任“会内邓小平”
2002年初，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再问泥河湾的事，毕竟有些不便。省直几位泥河湾的热心人也有同感。于是，我按原来的设想，着手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的组建工作。还算顺利，到2002年末，组建工作基本就绪。但考虑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都将易人，不论将要走的或将要来的，都不便出面，我便将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推迟。2003年月初，新来的省委书记白克明、省长季允石先后到任。为了取得两位新领导对泥河湾的关注和支持，我分别给他们写了长信，简要介绍了泥河湾的有关情况，热切盼望他们在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时到会作指示或发信祝贺。二位领导很重视，于当天分别作了重要批示，并于会前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明确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研究会的工作，积极支持有益于泥河湾的各项工作”，使我很受鼓舞。
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于2003年2月18日召开。为了确保大会成功，会前我亲自分别给省委常委张群生，省人大副主席王加林，副省长柳宝全、孙士彬，省政协副主席赵铁练，以及省直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签发和呈送请柬。各位领导不仅如期到会，张群生、孙士彬等还发表了重要讲话。省文物局副局长、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会长谢飞同志系统地介绍了泥河湾古人类遗址群概况和当前学术研究情况。谢飞讲话时，第一次给我送上“激情老人”的雅号，他说我是“带着激情奔赴泥河湾的”。我着重讲了研究会的任务、运作和要求。会议开得很圆满。第二天，《河北日报》等省内各大新闻媒体都在显著位置作了报道。会后，我带领大家着手研究会的建章立制。首先，建立了议事小组，由11人组成，我任第一召集人。在我的主持下，议事小组连续开会。从2003年3月下旬到2005年7月中旬，议事小组开会18次，《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议事会议暂行办法》《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财务管理暂行规定》《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创收奖励办法》《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接受社会捐赠的暂行办法》等一系列内部规章制度相继建立起来。从此以后，该研究会便以它的规格较高、善抓大事、务实求实的显著风格活跃在河北省文化舞台上。研究会成立以来，积极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重要活动。
2003年3月26日，研究会成立一周年即与省文物局联合召开了“泥河湾文化研究情况通报会”，驻省会各大新闻媒体、科研单位、杂志社派人参加了会议，特约中国有关著名专家作了学术报告。我在会议结束时讲话，主要讲了4点：（1）泥河湾是河北的一张王牌。（2）泥河湾的历史真实性及其重要地位不容置疑。（3）一些闲言碎语是毫无根据的，站不住脚。（4）进一步掀起宣传泥河湾、研究泥河湾的新热潮。此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扩大了泥河湾的影响，坚定了人们对泥河湾的信心和决心。
2003年6月，我主持编辑的《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纪念文集》开始发送。纪念文集图文并茂、印制精美。它不仅汇集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主要文件，也反映了泥河湾研究的重要成果。
2003年8月24日，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发起和组织的“泥河湾旧石器考古发掘汇报交流会”在泥河湾所在地阳原县召开。国内20多名一流的考古专家、学者现场考察，集中议论，人们情绪异常激动。一些专家、学者惊叹：“泥河湾是阳原县乃至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泥河湾是人类的发祥地”“东方人类的故乡”。安徽省一位专家在发言中提到泥河湾那么多珍贵文物散放着，“老祖宗还没有安身之地”时，泣不成声，倡议与会者联名呼吁尽快建设“泥河湾博物馆”。一批专家学者《关于建设泥河湾博物馆》的联名信很快发表在《河北日报》上。受与会者激昂的情绪影响，我讲话时也很激动：“不管怎么样，在有生之年，我要继续不遗余力地为泥河湾摇旗呐喊、奔走呼号，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一点余威、一点余热、一点人缘，让泥河湾扬名世界，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相信这一天定会到来。”这次会议，如同一个号召，一纸动员令：大家都来关注泥河湾，宣传泥河湾，研究泥河湾。
2004年5月19日，又一重要活动在石家庄电信局会议室举行。为了多种形式宣传泥河湾，我想到了电话卡。在石家庄电信局的热情支持下，一套8枚，面值160元的《泥河湾--人类生命的摇篮》201电话卡纪念册首发式公开面世发行。这套总印制2000套的电话卡，是集欣赏性、实用性及收藏性于一体的一种宣传泥河湾的新形式，人们评价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