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金融行业的投资对于刘永行的意义远不止获得收益那么简单，对于他来说，这甚至是有战略意义的。对于大量的国内企业经营者而言，运用金融工具管理企业，能够帮助企业回避非常多的风险。大型和特大型的国企都有专业人员来进行专业的金融操作，但是作为企业的最高层懂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却至关重要，因为金融工具的操作事关整个企业的大局，完全不参与会给企业带来风险。比如说饲料业，粮食的原料价格波动，经常会造成作为下游的饲料加工厂由于原料与产品价格差波动不一致而无法正常地赚取加工费，而东方希望的第二主业铝电复合产业中的铝锭，则严重地受到下游国际金属价格的影响。所以刘永行参与以银行和保险为核心的金融业，实际上就是从实践里对金融工具有了深刻的了解。这对于他来说，是广博的知识储备中的又一扇窗。
到现在为止，在作为上市公司的民生银行股东名单中，以“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为名的希望集团仍然持股存在。这连同其他一批金融业公司的投资，一起组成了刘永行的金融后备库。与金融业的结盟，是使东方希望作为一家企业把视野投到了金融业内，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中国企业产融结合的一个早期样本。从广泛一点的意义来看，产业与金融的结合，是国内企业界的一个高端课题。实业有风险，通过金融手段和工具回避风险，稳定产业增加值，让产业资本流入金融，通过资本互换的手段，使金融和产业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是把产业与金融结合在一起的最好办法。应该说，在这个方面，经老给了希望机会，而刘永行则把握好了机会。
与国企的亲密接触--投资华西乳业
在对第二主业的早期探索中，乳业其实是刘永行最早的选择。
刘永行曾经对钢铁业的投资动过心，也在多元化投资时加入过光明乳业，在入手铝电复合体第二主业之前也投资过信发铝业。从这所有的线索中，不难看出这个商海老手的投资思路：先投资参股，以投资换知识和经验，帮助别人建立事业，自己则获得了解知识，吸取经验教训的机会，然后在有所创新的基础上大干。
在与信发合资后，刘永行越深入就越对张学信领导下的信发公司在系统性方面的创新感到新奇，后来他说过在工业界他最敬重的人就是张学信。通过投资，他不但成就了张学信的事业，填补了张学信当时的资金缺口，也学到了这种系统性的创新。后来当东方希望在包头同样搞起了铝电复合体产业的时候，信发一度向外表述过东方希望是学了信发的商业模式和技术。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在成就了张学信和信发公司的工业版图之后，刘永行的东方希望集团确实借鉴了信发的技术和工业组织方式。事实上，这就是刘家兄弟的行事方式--诚信到让别人无可挑剔，精明到让别人无话可说。其实到过实地的工业人都可以看到，东方希望的铝电复合体工业，别有创新之举。当然这是后话。
投资光明乳业之举，让刘永行看到了乳业在中国的前途，而后希望大举进军乳业，应该说也是刘家兄弟在信息上共享的结果。而在此之前，东方希望实际上是很想在乳业上大做文章的。
乳业对于刘永行来说，其实是一个从相关多元化进军大工业更好的选择，一则规模大，对此行业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牛奶及牛奶制品可以覆盖整个国家的所有地区，事涉千家万户；二则技术含量高，以牛奶为核心，可以变化出各种各样的产品；三则与农业相关，东方希望熟悉农民，熟悉农业，尤其是养殖业。
但是东方希望对华西乳业的投资却没有成功，这也促使刘永行在铝电复合体产业上投资的另外一个想法形成，那就是一定要自己干，合资改造大国企的可行性不大。
其实对于成都的这一家大国企的改造机会，来自于东方希望自己。而东方希望得到这个机会的原因则是因为他们试图帮助光明乳业，尽自己股东的义务。事情发生在2000年，当时三元、伊利作为乳业的后起之秀，在全国范围内与光明展开了大规模的竞争。乳业与饲料业有相似之处，都生产不便运输的产品，所以几家企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销地产的商业模式，在全国大举扩张。光明看中了地处成都的华西乳业，试图发起并购。王佳芬清楚东方希望在川企中的威望，因为东方希望是股东单位，想让他们担任中介，减少并购时的摩擦阻力。刘永行认为作为股东企业，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于是先是委派高管唐勇，后是刘永行自己出发帮光明联系此事，刘永行还为此抽两个小时给华西乳业讲了一堂课。
厚道自有回报。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介的刘永行被华西乳业反客为主，奉为收购的一方--华西尽管弱势，毕竟也是川中的一家大企业，光明虽然优秀，但优秀里带有一丝娇气，也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华西乳业无法承受，相形之下，华西乳业希望东方希望能起均衡作用。盛情难却的刘永行提出折中方案，东方希望和华西乳业控股30%，光明控股40%。但处于优势地位上而且一心想扩张自己版图的王佳芬却没有给出任何妥协的余地，不控股，就没有并购！于是华西乳业转而要求东方希望控股。
其实华西乳业另外还有算盘，因为他们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在与光明谈判的同时，川内的国资核心四川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川国投）也对华西乳业感兴趣，所以川国投其实也是它的一个选择。但显然华西乳业的游说政策很成功，刘永行此时正在寻找第二主业，如果此役一成，很可能收购华西乳业就成为东方希望集团乳业战略的第一步大棋。
刘永行这边天时地利均有，成都是故地，市政府了解东方希望，因此给予全力支持；产业关联度高；在四川农民中东方希望有威望，有商誉。但人和却成了问题，川国投以资本为先导，手里还握有四川省农业贴息贷款之利器，先构成了现金优势，要控股。华西乳业身为国企，过惯了舒服日子，在严管理出效益和补贴出效益之间犹豫不决。刘永行想进军乳业，则一定要在企业取得话语权，也要控股。
这一段资本与管理争夺控股权的矛盾，最后大家将目光投到了华西乳业的高管层身上。结果是人的本性占了上风，华西乳业最后选择了川国投。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的刘永行在这种结果面前，失望之余还看到了趋势，那就是国企并购的门槛在一点点降低。“投资改造大国企”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的一种可能。但是要改造国企，民企还得获得更全面的优势才行。从整个趋势上看，还需要时间。
双赢--投资拓能
传统的产业资本输出到高科技企业，无疑是一件双赢的事情。而东方希望投资成都拓能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能），就是一个好案例。
拓能与东方希望是邻居，公司都设在成都科技产业园区。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姚毅是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工程学博士，曾在一系列国际级的大医疗公司里就职，在国外，他研制了一种针对癌症病人放疗照射的定位系统。1999年，姚毅回国，决心用这种新产品来造福自己的国家，于是在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这种产品之后，拓能采用了融资租赁的方式来营销，实力远超过很多医疗器械公司。它的推广方式是先把产品让医院投入使用，首期只收两三成的货款，然后在10年内从设备产生的效益里分成获得自己的收益。这样的方式有益于扩大自己的生意范围，但也产生了较大的资金需求。
出于这样目的而建立的企业总是容易得到帮助，所以当拓能搬到上海，向东方希望提出出让股份换取资金的请求时，刘永行很快就同意与他们谈判。当时在寻找第二产业的刘永行应允这宗投资的时候，心里还有另外一个盘算：医疗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产业，他正在寻找这其中的机会，拓能在全国60多所大医院里都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这也许会缩短他一旦有所选择之后取得效益的时间。
与拓能的融和，实际上是东方希望在传统产业溢出的资本与新技术的成长型企业寻找交集的过程。传统产业激烈的竞争无疑会造就从事这些行业的企业的强大生命力，如果能嫁接到新技术企业则会为他们添上翅膀。但是差异还是存在的，最大的差异在于观念：新技术企业乐观得多，而传统产业企业谨慎得多；新技术企业由于没有经过充分竞争，对其中的残酷性认识不深刻，往往对资产的估值过高，而传统产业企业对不确定因素考虑得多。
在平等谈判的基础上，双方很快就基本问题达成了一致。通常情况下，传统产业企业总是有钱但观念落后，而对于东方希望来说这不是问题，差异出现在东方希望财务的谨慎性和拓能对于竞争的不经事上。拓能把已经进入医院的设备未来可能产生的收益全部估入资产值，而东方希望的财务则认为这种估值不对，必须考虑未来的开销支出、推广费和维修时不产生收益的时间成本，因此对由于拓能的乐观而造成的资产总值高估，刘永行并不认可。
这种谈判，无疑是商业上英雄相惜的较量。几番较量之后，双方反而增加了了解。在僵持结束后，拓能希望刘永行派驻总经理到公司，而刘永行认为对于技术不了解，对于医院的不熟悉使东方希望不可以随便派人出任总经理一职，结果双方达成的协议是东方希望派副总和财务到拓能，帮助他们提高管理，增加效益。
几年之后，随着拓能在产业上的成熟和东方希望自身的资金需求增加，刘永行撤出了在拓能的投资。
从这三个案例中，不难看出刘永行的对外投资都是非常被动的。只有当机会来找他，而且他有挑选余地的时候，项目才有获得刘永行投资的可能。强制性的投资他当然不会干，因为无论是在希望时期还是在东方希望时期，刘永行从来没有去寻求过政府的特殊优惠，所以也没有解决政府麻烦的义务，当然也不会有政府来找他投资。
其次，刘永行只做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的事情。任何一个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事情无论大小，刘永行都可以给你算出一笔账来。这显然是他的特长，这种特长和他渊博的知识加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分析家，而不是一个靠直觉和经验行事的企业经营者。这样的企业经营者赢的概率很高，但缺憾在于出手比较迟。好在刘永行还有另外一个特长可以弥补--效率和集约化，这使他始终可以做到后来者居上，而不是像很多企业经营者那样先进先出，暴利期之后就退出。这种综合的能力对投资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决策的流程会比较长，但与这样的投资者合作，被投资的公司可以比较安心，而且收益也多。
成为“刘永行项目”很难，因为他是产业资本，而不是融资资本，而且自己的企业十分优秀。因此从经济学上看，资金在他手里的收益率是很高的，因为他拿到的投资，收益率起码得高过他自己管理的企业才行，同时还得对项目前景、管理者和公司理念有所认同，而这样的项目很稀少，所以通常情况下，他的投资都有自己的打算。但是他一旦投资就不会轻易离开，而会成为长期的战略合作者。
但是对于创业者来说，现时大量的政府风险投资和专职风险投资与像刘永行这样真正由产业里溢出的产业资本投资相比，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前两者手里的钱无疑是“轻”钱，因为这些钱也就是钱而已，他们的到来就是为了有人退出，投资就是为了高回报。在国内，在创业板推出之前，这种风投业内的评估被要求5年10倍的回报。
这样的要求无疑是可耻的。企业的成长有其自身的规律，过分追求高成长和高回报，只会导致在企业未来的成长道路上，因为早期的透支而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这种代价很多是隐性的，看起来这件事与那件事之前没有联系，但实际上细细分析起来，我们都可以找到其中的逻辑。简单说，投资者要求的高成长，一定带来大扩张，带来企业管理链条的松弛，埋下未来的隐患。所以2009年创业板的推出，实在是一件符合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时期资本需求的好事。
这里还有另外一重难题，也使社会对创业板有巨大的呼唤。因为成为“刘永行项目”--我们的意思是拿到产业资本的投资，存在的另外一重风险很可能是为自己平添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一个早期的成功创业者，刘永行在管理上的专长，他的进取心和自我认识也使他不会以投资为业。尽管从个人财富和产业经验上说他完全可以胜任这一社会职务，但他的个人理想是做大事，而且偏执地以此为人生目标，那就注定他所有的投资行为都只是阶段性的和赢利性的。这些多元化的投资，只能说是刘永行为整个公司储备的粮草，以备不时之需，那种在认定方向上的强烈责任感，不会在投资项目上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