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事业是什么，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亦是同样。
抢夺重工业的开始
与所有关于中国的预言再一次相反的是，正当大国崛起的论调弥漫了整个国家的时候，2008年的中国陷入了一场由奥运、地震和金融危机带来的悲喜剧之中。
30年的改革开放，由廉价的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区间，第一次令人毛骨悚然地在所有中国企业面前展现了它的背影。过度商业化、过快城市化和没有教育基础的工业化，让急速现代化的中国在金融危机的尖牙面前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从上游到下游，所有正常生产的工厂里都堆满了库存，而“去库存化”成为2008年整个国家的时髦词。
这多少有点不幸，去库存化表面听起来不错，实际上却是所有企业经营者的噩梦，因为这个词意味着以亏本的价钱换取现金。这一年以及随之而来的2009年，裁员和减薪成为企业界的主题词，大量的企业进冬眠状态。只有最优秀的企业个体，才会在这场风波中赢得扩张的机会。
那么，刘永行和他的东方希望在干什么呢？
经济不景气带来的波动周期，给企业界带来的唯一好处在于政策。由于企业的冬眠，已经成为吸收新增劳动力主体的民营经济发展失速，造成了就业的困难。中国正在正常进行的城市化进程被打断，新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返乡就业，使得在一片高歌猛进中一直抓着宏观调控阀门的政府猛醒过来，高级官员们密集调查后发现，原来成为竞争主体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要想社会稳定，政府就必须对他们采取平等政策。紧闭的宏观政策大门，于是向民企打开了一道口子，政策开始松动了。
但是显然，只有最优秀的企业--此时已经做到规模以上的企业，才能被政府官员们看重。而刘永行多年心血所造就的东方希望集团的规模，使它够显眼。于是银行贷款如大雨一般淋在了东方希望的身上。
这其中其实还是有不公平的，因为像东方希望这样规模的企业其实并不是最急需贷款的一群，水面之下更多的中小企业更需要贷款来救急。只不过它们还没有冒出水面，所以没有办法为大银行所看到。只有刚刚成立的民间中小金融机构，才适时地挽救了他们。
不过银行的行长们其实已经等不及了。一再降低的准备金率和银行自身的效益要求使他们与东方希望这个可靠的贷款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众星捧月一样，所以一旦政策开门，很快就有了一个自然的产物--银团贷款。以此时的三门峡铝业为切入口，数家银行组成银团争先向三门峡铝业提供贷款。
其时三门峡铝业刚刚完成建设，还处于亏损期之中，但银行家们看中的显然不是这家工厂，而是整个东方希望集团--刘永行多年的声望积累，在最好的时候开花结果了。
刘永行此时需要贷款。很明显，如果条件允许，经济萧条时期是企业扩张的最好机会，因为此时要素价格是最低的，而对于已经进入重工业领域的刘永行而言，他看到的是大量亟待改造的方面。东方希望集团的一位高管描述说：“到处都是肮脏的灰尘，各种生物，包括蜘蛛和老鼠都在车间里自由生长，而在里面工作的工人浑身都是黑的。”
其实这也不奇怪，再早一点，这个领域里还有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设备在运转。而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的工人，当然也会报之以怠工。
看到了这种情况的经济学家会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而文人则会为底层生活的艰难而痛苦，那么像刘永行这样的商业巨子会作出什么反应？
他看到的是机会。
留意一下各种媒体报道，我们不难发现从2004年开始起，刘永行始终在两个地方频繁出没，一个是他的老家重庆，一个是他的新乐园--内蒙古。这个行动迅速、极度追求效率的人当然不会悠游讲学，他肯定是有动作的。
而当底牌翻出来的时候，所有人还是免不了再次大吃一惊。看到了机会的刘永行在整个重化工业里已经布下了如此之大的牌局：在上游工业里，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的铝电复合体和赖氨酸制造外，还包括了化工原料PTA、PVC、醋酸、赖氨酸、甲醇、甚至还计划建一家大型水泥厂，投资均在十几亿元到几十亿元，而整个东方希望集团重工业体系的总产值即将向500亿元前进。而这个想做大事者的版图，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展现完毕。
与简单加工的下游工业相比较，上游工业涉及的是复杂技术的合成。但是除了复杂技术的难度之外，上游工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基础部分，关系大量下游企业的原料供应。这个领域不需要明星，无所谓广告投入，关键就在于跨越投资和技术门槛，当然，还需要有一定的政商关系。在2004年相当多的大型民营经济体开始在自己起步行业里固化了位置之后，有相当多的企业主意识到了向上游扩张的空间，但是重型工业的高投入和技术门槛挡住了他们的脚步。在整个重工业体系里，大型企业几乎只有刘永行的东方希望一家生存了下来。
这是真正的思维之妙：避开白热化的过度竞争，发挥自己的专长和能迈过去的高门槛，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体系中寻找自己可以自由伸展的空间。但同时，也只有像东方希望这样大型、独资和拥有完整而坚强的干部队伍的民营经济，才可以做到如此的跨越。而在短短的4年中布下如此大的局，却又不禁让人错愕。东方希望集团总资产不过30亿美元，能承担得起如此之大的风险吗？
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刘永行这个人的思维和行动的力度。2003年的冬天是东方希望包头铝电工程建设的关键性一年，抢下时间不仅意味着财务上的节约，而且几乎决定了这一项目在宏观调控大门前的生死--如果没有投产，很可能意味着这一项目要停建，众所周知，最易受政府的宏观调控冲击的就是半拉子工程。
但位于北方的包头建筑者们按惯例向作为业主的东方希望提出停工10月的要求。包头即将进入冻土期，板结的土地将会增加巨大的工程量，无论从哪方面计算都不划算。
从来不会同意任何拖延的刘永行，在这件事情上也不会因为客观事实的变化而停下脚步，巨大的障碍只能带给他追根索底的思考。苦恼了10多天后，他问自己的同事：“北方农民冬天种不种蔬菜？”有人答道：“以前没有，现在已经种了。”刘永行又问：“他们是怎么种的？”接着有人答：“用大棚盖住。”刘永行接着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抢下一个冬天来的收益和农民冬天种蔬菜的收益相比是大还是小？”
于是在2003年的这一个冬天，包头市郊那块土地上出现了一个成本为200万元、硕大无比的塑料大棚。这个大棚几乎覆盖了占地近一平方公里的整个东方希望包头铝电项目的土地，里面通风和取暖设备应有尽有。这个大棚起到的作用显然与北方农民的蔬菜大棚相同，阳光所带来的热量进得来出不去，时间一长，大棚内外的温差达数十摄氏度。
已经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的北方冬季不施工的惯例从此被打破。而与建国初期的大量重工业项目建设不同的是，在这个项目的施工过程中，无人员和财产的任何损失。很显然，早先被英国记者嘲笑的使用祖父级设备、工人在厂区里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中国上游工业，重新勾画了自己的形象。
不过这仍然令人起疑，就算民营资本是高效率的，就算刘永行是中国国内民企中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但多达七八个投资、数量以亿级计的新项目一下子展开，他能管得过来吗？
管理之问：工业利润如何创造
有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说，如果有一只熊在追两个人，那么其中跑得快的那个人就会生存下来。而在整整25年之后，东方希望在国内竞争最为残酷的饲料业里得以生存，自然就孕育出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团队。
在后几个章节中，我们会看到这支团队是经过怎样的淘汰而成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支经过淘汰的经理人团队对于管理的细节有无穷无尽的追索乐趣。刘永行在饲料业上不用内行的规则，甚至在重工业领域里也照用不误。当基本建设都已经完成的时候，他派驻到重工业领域里的高管，仍然是饲料企业的那一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家企业内在文化的强大动力。
这批经理人到达这些重工业工厂的时候，看到的是无数的细节。刘永行从建设的时候就开始讲一句话：“业内的行规我们要尊重，但我们一定要以自己的思维方式来与专家沟通，除了常规的方法，能不能想出别的更好的办法来？”在这种想法的引领下，重工业里那些被专家和业内人士习惯了的陋规或者不合理的做法一条条地被翻捡了出来。“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那样呢？”或者是“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当无数问题被详细追问的时候，东方希望在重工业领域的前途，也开始明朗起来了。
其实改进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关键在于用不同的眼光来发现问题。当问题被发现的时候，改进的方法差不多也呼之而出了。如果稍加总结，我们发现刘永行在选择产业的时候并没有选择高科技产业，而都是选择上游产业，原因就在于这个领域适合这一支从饲料业里锻炼起来的队伍。这无疑是一种精明的选择，因为高科技创造的高成长其实是以高风险为代价的。从科技到产业，有太长的道路，其中的风险并不比普通产业小。而在中国，工商业中存在的大量明显不合理现象远比其他国家多，所以选择普通的行业，选择去做那个比同伴跑得快的人，肯定比选择高风险而高回报的高科技产业赢面要大得多。而从另一方面看，会选择可能有高回报领域的人也太多，所以高科技行业的竞争也是空前激烈，路反而变得不平坦起来。如果说在商业上有所谓的蓝海的话，那么游到了中国重工业领域里的刘永行，无疑是发现了一片适合他和这家企业的大蓝海。
刘永行是人不是神，他在重工业体系里投下如此之多的棋子，正是他决心扎根重工业的一种表现。这种动作背后的含义非常清楚：如此之多的投资，正像是放在不同篮子里的鸡蛋，总有几只鸡蛋会孵化成小鸡并长大的。
不过事实比他原来的预期还要好--中国正在成为日益重要的世界制造业中心，而下游工业的增长，无论哪个部门，都涉及到普通原材料的供应，因此上游原料供应工业独享着快速增长的供不应求。一个众人皆知的事例是：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因为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而连续提价。这种现象其实是一个信号，正如同当年刘永好在正大门口发现了农民的排队现象一样，这意味着这个方面的供应出现了稀缺，只要进入行业，就会有巨大的利润。
刘永行不会提价，这个人不愿被人指做奸商，他永远选择做大规模来应对供不应求。但是，在日益增长的中国制造需求面前，他确实可以从容地打进一个楔子，让自己的企业进入新的行业而不至于面对更大的困难，而位于上游的中国重工业领域，确实提供了这种空间。这个领域既然缺少竞争，就必然缺乏改进，因此刘永行就像那条著名的鲶鱼，扰乱了整个领域的秩序，使得整个领域的速度变得快起来了。
但刘永行显然又深谙工业和商业的本质。他在每个领域布下的都只是单个的企业，虽然规模都很大，但却又都不是超大规模的--因为他只追求单体企业的规模利润，却不追求在整个产业领域的垄断利润。刘永行明白，一旦搅动了整个产业的局面，引发的商战必然使每个企业都受到利润下降的影响。
这一盘大棋恐怕还只是更大的棋局的开始。刘永行显然还在摸索这个领域里中国民营经济领袖企业的经营之道。如果说2008年之前他是看到了重工业领域的机会而紧跑了几步的话，那么接下来他必须承担的是风险--无论是政策的风险还是经营的风险，作为企业的经营者，他的应对之道是在整个领域里多布几个子。
但我们毕竟还有一个疑问：刘永行个人如何来管理如此之大的企业半径？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顺理成章地过渡到这家来自天府之国的企业团队文化里去寻找。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