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生于他的时代之中。
刘永行的短板
当我们看到英特尔的广告“奔腾的心”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事实上，作为上游的厂商，英特尔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条向反方向游的鱼告诉业者，上游厂商是可以这样来运作的：以自身的投入，强势地建立一个直达消费者的通道，告诉消费者只有采用这种芯片而不是那一种，计算机才是最好的。
这一则广告不长，但却给英特尔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在下游不知情的消费者眼里，英特尔与芯片之间画上了等号；而反映在业态上，英特尔实现了它的能力垄断。
作为一个保守而精明的企业领袖，刘永行近年来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向了他在重工业领域发现的蓝海上。他的志向是做大事，而不是竞争并带来垄断。这固然是业者之善，但却无疑是一个遗憾。在瘦肉精和催肥猪横行的饲料工业下游，刘永行似乎无意明确地把东方希望集团的饲料与低品质饲料划开距离。换言之，企业相对论给他带来的成本控制能力和中国大量的工业化机会使他不必要在营销上花很大的力气，这使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潜能无限的刘永行和他的团队在营销上给我们演出的好戏，虽然从经济学上说，这是一种精明的选择。
为什么这是一种精明的选择？有一点必须清楚的是，从作为生猪养殖的原材料，到消费者桌上的猪肉，东方希望的产品还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链条才能走到产业链的末端。所以英特尔“奔腾的心”广告一出，它其实也在冒巨大的风险，风险在于当英特尔等于芯片时，所有厂商的攻击对象就集中到它身上，而假冒也必以英特尔为名。芯片生产商与饲料生产商在产业链条上所处的位置一样，在下游还有很长的链条要走。作为下游供应商的计算机厂商，英特尔无法发现在下游厂商门口出的事--一个消费者拿着假冒的芯片，却把受到的损失全部归结于英特尔。所以英特尔的广告只可能存在一段时间，短期的广告把市场的份额迅速地集中，造成在下游厂商中的强势。作为一只凶猛的企业动物，英特尔选择了这样做法，而作为一个在儒家文化里成长起来的刘永行，却不会作这样的选择。刘永行走的反而是另外一条路，在饲料工业里，他选择多对一，用多品牌来弥散品牌集中的风险，用多种价格来满足下游农户的多样性需求。在手里握有多种武器之后，他可以从容应对。但是作为消费者，在无法鉴别之时，确实需要一种手段被告知：什么样的食品是安全的。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刘永行可以选择不做告知性的广告，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尤其在食品安全缺失的当下，这是一种遗憾。
刘永行也不善于处理政商关系，但他却很了解政府官员的心态。在他的经营观中明确有“帮农民致富、让政府放心、使市民满意”这三条原则，而且也明确地认为政府官员需要的是税收和政绩，所以东方希望集团的应对之道就是做好经营，交足税收，给地方政府出业绩，用这种间接的方式给自己的经营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这种简化的方式，无疑给东方希望在产业行进道路上带来很多便利。但长期的累积，却使企业在真正产融结合时机到来的时候，失去了很多深层次的政企合作机会。当东方希望进入重工业领域的铝电复合体产业，真正直达资源和原材料产业之时，其时产融结合已经成为一种必须，而东方希望则仍然在以贸易方式进行铝产品的销售，甚至连期货交易所的交易都不参与。
这无疑又是一种遗憾--属于第一代中国企业家的遗憾。他们生于计划经济时代，披荆斩棘，胼手胝足地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空，一路行来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一片产业是他们毕生的心血，所以无论如何是不肯冒一点风险的。对于产业的高级形态--金融，他们始终视之为投机，却不知金融本来是为产业承担风险的--大量的投机者在一片价格波动的海洋中寻找自己牟利的机会，而产业大鳄们则可以在一片价格的丛林中从容选择交易的机会。但是产融结合是如此之难，以至于管理学者胡泳向海尔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后者的回答就是一个“难”字。
实现产融结合的关键在于信任，它需要工业家、政府和金融业者完全诚信地合作。因为金融是一个高度时效的产业，决定完全凭着经验和手感在瞬间作出，而且完全没有理由可言，而成败又只能经过长期的时间才能看出结果。中国之大，最缺乏的就是一个诚信的环境，产业巨头们往往囿于成功而带来的固执；金融业者又是一个稀缺的人才门类，囿于官本位文化传统；相当一段时间内政府更是高高在上。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三方面都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结合，而现在整个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金融造成的产业波动上吃亏。
但事实上，站在国家的角度上，中国需要像刘永行这样的产业巨子参与金融交易。这些工业巨子参与交易，只会增加市场的稳定性。国外的金融交易中多有做市商制度，正是依靠了如住友商社这样的大型产业制造者，才能够遏制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真正的商品。
这种遗憾需要时间来解决。只有两种可能会使这种矛盾化解，其一是信任机制的建立，当产业的巨子信任某个交易者，则可能低成本地解决这种矛盾；其二则是长期的解决，那就是用一代人的时间，换得知识的更新和视野的开阔，从根本上把这种短缺弥补掉。可以令我们相信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的是，作为三方中的一方，中国政府的决策层已经在国有企业频繁受损于金融市场的结果上吸取了教训，争取中国定价权已经成为金融业的一个共识。而刘永行所在的上海，被重新定位成一个金融中心，上海应该是，也必将成为远东的一个新中心。而作为产业巨子的东方希望集团，也必定会在未来的企业实践中参与到这一主流社会动态里来。
让我们相信未来。
企业与企业家
作为一本关于国内最优秀的企业家的书，作者认为用刘永行关于东方希望集团的企业责任的一段话来做结尾，再好不过了。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声音在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人们在看到企业的财富一面时，却没有看到企业和企业家作为风险承担者的一面，更没有看到他们在一个工业化后进国家中努力担当的一面。过多的苛求，将导致整个社会创业环境的缺失，使企业家和企业变得更加沉默--本来他们就已经够沉默的了。事实上，只要一个企业能立志去做百年老店，遵守社会的基本伦理和中国社会特有的严苛道德体系，从事对社会有利的产业和行业，它就已经尽到了社会责任。而???竞争更多地进入各行各业，让竞争去推动企业进步，才是社会各界真正要做的事情。刘永行写过这样一段关于企业的话：
“现在中国企业都在提倡做百年老店，做长寿企业，东方希望也不例外。但因为计划经济的原因，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其历史还不长。东方希望集团的历史在中国现代企业中算长的，也不过20年时间。在这20年时间中我们一直在考虑，做百年老店的秘诀是什么？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从一个方面满足大众文化的需求是一个企业生存的核心要素，这就要求我们考虑大众文化是什么样的。我们认为，大众文化的最核心之处在于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他有十分的理由要求在他们与社会进行商品交换时，要让他付出少一点，得到多一点。
东方希望认为，社会的普罗大众有这种需求是天经地义的。在一个有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会不断地选择让他付出更少得到更多的企业的商品，就在这种选择中，社会得到了进步。而作为社会成员的消费者不能做这种选择的情况只有两种，一种是垄断，一种是计划经济。在市场上，只有能够不断做到满足大众文化这一需求的企业，才能成为长寿企业。
但企业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也是由人、由社会成员组成的，企业员工与企业之间同样存在着交换。如果企业没有自己的文化，那么大众的文化就要进来构筑企业文化，大众文化如果主导企业的话，企业成员也会要求企业与他之间的交换使他能付出少一点得到多一点。
这样的企业会陷于困境，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在企业创造出来的财富中，优先参与分配的是企业成员，大众文化主导的企业会向企业成员让步，把财富分配给他们，但是这样一来，企业的产品可以提供给社会成员的财富就少了，产品就没有竞争力了。所以东方希望认为，优秀的企业，其成员在参与企业财富分配时，应该把优先权让给消费者。每个企业成员都应该在企业中有一种付出多一点，得到少一点的思想。他必须清楚的是，企业的存亡是由消费者决定的，而每一个企业成员也同样依赖消费者。只有有了这样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长寿。
当然，我们不认为人一旦成了企业成员之后就成了圣人，对得到就没有了欲望。企业成员一样可以要求得到的更多，但这种得到必须建立在付出的基础上。企业提供了这样一个发挥其成员潜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两个方向都可以使员工得到更多：一个是在同一水平上做得更好，另一个方向是在更高水平上去做更大的事。但是这种更多的得到都是建立在付出更多的前提上的。
东方希望的企业文化核心就在于要防止大众文化中得到多一点，付出少一点的思想流入企业，绝不允许企业成员在同样水平的重复中得到越来越多，这将会损害企业的竞争力。但我们会十分注重公平，把企业成员潜能发挥的途径之门开得大大的，从这一点来为我们的员工实现自我价值提供渠道。这样，企业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财富提供者，才能成为一家长寿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