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完协议后几分钟，一支车队就在楼下等着了：山东省委副书记陈建国将在济南接见签订协议的双方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并设晚宴招待。刘永行和张学信被安排在了一辆车里，显然，细心的聊城官员已经知道了在协议签订过程中双方的分歧，想让他们在车里谈一谈。
车到济南省政府的南郊宾馆，刘永行和张学信从车里出来的时候，两个人的情绪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刘永行笑容满面地对张学信说：“我们之间的争论和争吵都是件好事，如果你不争，就随随便便把条件都答应，把协议给签了，我倒要问问你是不是真有诚意把这个协议当回事了。现在我们争得这么厉害，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双方对彼此之间的合作都是高度重视的，都是当做性命攸关的要事来看的。只要能达成一致，以后的事情就会好办。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张学信却是什么话也没说，一只手握着刘永行的手，另一只手在刘永行的手臂上用力一拍。
个人财富还是社会价值？
省长的接见和宴请结束以后已经是晚上8时，按照日程刘永行将搭晚上10时的火车去北京，与新闻界一大批记者见面，发布东方希望进入第二主业签约成功的消息。因此省政府就在南郊宾馆安排了一个房间供他在余下的几个小时内休息。
刘永行显然是有了成功签约以后的轻松感，一到房间他就用一种非常放松的姿势躺到床上。唐勇经过几天艰苦的谈判已经十分疲劳，坐在椅子里就睡着了。刘永行的兴致很高，人也很放松，同行一起去北京的中国光彩事业协会项目部长符中士教授随便一句话就引起了他一大番感慨。因此读者也有难得的机会了解到这个后来成为“中国财富第一人”和“大陆王永庆”的企业家的真心话。
在相当程度上，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谈话，它揭示了中国企业家的一种心路历程，也展现了刘永行和他领导下的东方希望集团如何从最初为生存而奋斗的一家普通的中国民营企业，最终走向不平凡，甚至走向光彩夺目的舞台中央的核心理念。
前面说过，光彩事业本身就是一个投资部门，因此符教授也经常与老板们打交道，他的话显然是有感而发，他说：“要我说，个人财富要是超过了一生的需求，也会是一种麻烦。”
刘永行说：“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
符教授说：“昨天我陪深圳香江集团的老板刘志强来聊城看项目。这个老板是从安庆赶过来的，从安庆去武汉搭飞机，他们是自己开车去的。没想到在路上堵了整整一晚上。凌晨到了武汉就飞到济南，下了飞机就到聊城与政府谈判买地，谈完已经是晚上11时，他又自己开着车到地块上去看周围的环境和聊城晚上的市面，弄完回来已经是半夜。今天我和他谈，他说他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如此。你说这样的生活是何苦呢？所以我说，当人的财富超过了自己一生的需求以后，财富就成了一种负担。为了看住财富，你就得费心费力，还得让财富增值，所以它就变成一根魔棍，把你指挥得团团转。我很奇怪，你们这些老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大的兴趣去???赚钱，再追求财富。”
刘永行又问：“你所说的一生的需求是多少钱呢？”
符教授说：“用现在算，1000万吧。”
刘永行笑笑，说：“符教授，你想得太明白了。人是不能想得太明白的。”
过了一会儿，刘永行想了想，又笑了笑说：“我和您的看法不太一致，但可以取得共识的一点是一个人一生的生活费，用现在比较高的水平来看，1000万也是够了的。像我现在这样的生活，可能过完一生也不需要1000万。超过了1000万，你就是在为社会做事了。”
符教授说：“对，这就是财富的社会化。”
刘永行接下去说：“不过，一个人总是有自己的偏好的。比如陈景润，他的一生就用来解那个1+1=2，你能说研究出来对他自己有什么实际意义吗？研究完了，他自己也病得差不多了。再比如跳高，全世界那么多人整天地练啊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跳高那么几公分。那么你来说说，要是有一个人问你跳高了几公分有什么意义，你能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吗？”
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刘永行又说：“大家追求的，无非就是一个成就感吧。别人能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到。那么我说，我的动机也就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把企业办得多大。一个社会要强大起来，把财富都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让他去支配行不行？显然是不行的。那就是封建时代，天下之大，都是皇帝一家的。事实证明走不通。那么让每个人都平均地去支配行不行？那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计划经济，我们每个人每月30多块钱工资，社会的进步也慢。现在看，一定是有一批人，他们用手里掌握着的超过个人需求的财富，来组织社会财富的运作。那么怎么知道哪一批人是最适合组织和分配呢？市场的选择是最好的。这就是民营企业的效率比国有企业要高的原因。民营企业的领导人都是市场筛选出来的，不是组织部任命的，也不是谁看中的。我就是市场选择的一个结果，社会资源进入东方希望以后，能够更快地产生财富。东方希望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大批就业机会，使很多人找到了饭碗。现在我们直接的员工有5000多人，加上原料客户、员工家庭，一万多人吧。”
刘永行说：“你看，这就是我的成就感的来源。这一万多人为东方希望工作，我要让他们日子过得不错，在社会上有地位。东方希望的发展是给我带来了财富，但是给员工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一万多人这么几年从东方希望拿走了多少钱？恐怕我都说不清，所有的这些钱，都是要从企业的发展中赚出来的，所以我走每一步都非常小心。我不大同意企业的价值都是员工创造的这个说法，比如说一家企业的产品不对路，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卖不出去，那么员工创造的就都是负价值？那为什么亏损企业还是要发工资？我在外面这样跑，肯定也是为企业在工作，而且强度很大，是个体力劳动者。”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起来了。“至于我个人的财富，那是企业发展的副产品，将来也是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茌平项目，一投就是几个亿，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钱，是发完工资企业积累的钱。如果我把财富的事想明白了，就肯定不会来投，这里面肯定有风险，还不会小。但是东方希望需要它，这两年饲料这个行业已经差不多是完全竞争，利润很低了，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翻船，万一翻船了，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项目的利润来补一下，调一下头。否则到时候，我个人有这些财富这一辈子是不用担心了，这一万多人怎么办？做人总要对人负责吧。事实上，做到我这个程度，社会资源已经开始集中过来，你看我这几天的旅行，官员接待、免费住行、各方面的信息都集中过来。我们办企业，地方政府基本上都给予优惠政策。我们茌平这个项目的前期考察工作，就是曾为中国铝冶炼厂做过设计的国内第一人帮我们做的。基于这些，我都感到我有责任把企业做好。”
说话间，山东省工商联的同志来催促，上火车的时间到了。
归途
刘永行从济南到北京，之所以选择这一趟火车，是因为这趟车晚上10时出发，第二天早晨6时到北京，晚上在火车上睡一觉，什么也不耽误。坐飞机到北京，飞行时间加上机场等候的时间也要半天。“太慢了。”刘永行说。
火车起动已经是晚上11时，刘永行翻看了一下报纸以后，没脱衣服倒下就睡着了。
一夜无话，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晨5时多，列车员来敲我们包厢的门，北京已经到了。“到了北京，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出差的惯常模式。”刘永行的秘书说。惯常模式是，一出车站，当地分公司的司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车子一直开到北京美好饲料公司的厂房。一下车先到食堂，刘永行的早餐是：一大盆稀饭、一盘煮鸡蛋、一盘包子。吃完早餐笔者到餐厅的黑板上一看，这些品种正好是工人们早饭的菜单。然后，刘永行开始巡察工厂，一个小时以后和工厂的管理人员开会，就巡察中看到的问题与他们进行一番讨论。北京美好公司是东方希望集团下面最大的一个工厂，管理比较成熟，而且今天刘永行的行程重点不在工厂，所以整个过程进行得相对快一些。
火车的夜车虽然不耽误时间，但实际上是十分累人的。车颠得人无法睡沉，刘永行这一夜只睡了6个小时，所以脸色也不大好看。他一看完工厂，就马上在工厂会客室里坐下休息看报。9时，他出去让工厂经理给找了块毛巾，在饮水机里放点热水把毛巾打湿，在头上捂着，一方面可以清醒一下头脑，最重要的是把睡了一夜竖起来的头发压服帖。一会儿毛巾不热了，他拿下来，找了面镜子照照，还问秘书：“我的头发平了吗？”一边回过头来解释：“自己工厂里不要紧，一会儿要去见记者，头发竖起不礼貌。”
10时，刘永行出现在北京美惠大厦5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北京几大媒体的记者已经陆续来了。刘永行事前安排的是一个小型的媒体恳谈会，所以到的记者只有10多个。主办方说：要是请，100个记者也能请来。关心东方希望集团下一步棋怎么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这时候的刘永行已经精神饱满了。在一片闪光灯的闪烁里，他和记者们从容地说起了东方希望的饲料业现状及进入第二主业的想法。但是在与记者的交流当中，刘永行和唐勇在回答记者有关第二主业的提问时，是有所保留的，他们只是提及了第二主业将会是一个有色金属深加工和电力复合产业，并且未来还会有进一步的产业增加空间。对于合作方，也只是透露了公司名字和所处地区。容易理解的是，对于这项刚刚签约的业务，刘永行在谈话中说“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至于签约中谈判的艰苦程度，两人都没有提及。刘永行说，东方希望没有上市的优点也就在这里，没有上市，就没有对外透明的义务。上了市，公司高层就有义务把这些事都透明化。
回程的飞机订的是下午6时。新闻发布会完毕，刘永行和记者们吃完饭以后，又接受了一些媒体的专访。
下午4时，刘永行踏上了归程。
到北京机场的路有一个多小时，车上刘永行和唐勇又谈起了请独立董事的事情。这是一个在山东没有定下来的事，而且信发与东方希望也有可能为此再产生矛盾。因为未来独立董事的态度很可能影响到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
刘永行问唐勇：“独立董事现在的制度是怎么样的？”
唐勇说：“一般是每年我们开正常的董事会他们都要来，另外有重大事项开董事会时我们去请。我们给一些津贴，财务报表对他们公开。现在很多公司都已经实行了独立董事制度，有些地方的国有公司都开始请独立董事了。一般担任独立董事的有这么几种人：同行业的资深人士、经济学家、大学里的名教授、大学校长等。不过有些独立董事也只是放在那里当摆设的，开正常的董事会都不到。”
刘永行说：“请经济学家吧，他们对公司制度比较了解，知道自己手里一票的分量。我们这个独立董事可与别人那种放在那里当摆设的独立董事不一样，我们要的是能起实际作用的。双方如果产生了矛盾，独立董事的作用就关键了。”
唐勇说：“他们可能会请山东的经济学家。”
刘永行马上接上来：“那不行，我们不请四川的，也不请上海的，他们也就不要请山东的了。那样受地方的影响力太大，会有一些非经济因素掺在里面。就请北京的吧。有名一点的会更负责任。吴敬琏怎么样？”
刘永行的秘书说：“吴敬琏可是兼了不少职了，他还是中石化的独立董事，估计他会比较忙，新公司的董事会又会不少，可能不一定能请到。”
唐勇说：“钟朋荣行不行？应该请得动他，不知道他有没有担任其他公司的独立董事。樊纲也可以啊。”
刘永行说：“反正就是那么几条原则，一是比较负责，二是稍微不太忙一点的，不要到时候连开会的时间都没有。你们去办吧。”
唐勇问刘永行：“你对张学信这个人怎么看？”
刘永行说：“他对自己的事业十分热爱，正因为他对自己的事业投入了十二分，所以在别人???起来，他的脾气有一点大。我在济南对他说的是真心话，如果他不把我们之间的合作看得很重，是不会在这样并不大的事情上和我争得这么厉害的。就冲这一点，我也比较看好这个项目。我担心的是在项目启动以后，他还用以前在信发集团的方式进行项目管理，个人拍板说了就算。这样做的效率是高了，但与我们的管理制度是不相符的。我们在全国管理60多个工厂，工厂这样管的话，就难免有漏洞。所以我们希望在项目的进度上提高效率，但是在采购设备这样的事情上，还是要按规矩来。这里估计还会有矛盾。”
三天的行程顺利地结束了。在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所负担的工作强度。三天里，刘永行视察了两个工厂，给企业的中层干部开了两次会，完成了一次记者见面会，三次与官员的会谈，同时还签下了一份大的合作协议。在济南、广饶、冠县和聊城之间长途跋涉达上千公里。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企业家的管理细节，视察山东的这两个工厂，只是刘永行视察工厂时一个很平常的场景。除了上到最高处，看每一个细节之外，刘永行在一路走的过程中还不断地找问题，不断地与工厂的总经理交换意见，提出改进措施。而只要你到过东方希望总部的会客室就会知道，在中国的版图上，像这样的工厂，整个集团共有近百个--虽然每一个都不大。
但是到此为止，那个终结性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仅仅是一个投资7亿多元，而且是与山东信发合资的铝电一体化企业，为什么刘永行要花那么大的精力？为什么合资协议全部签下之后，刘永行和唐勇在记者会上对关注着东方希望第二主业的记者们还是有所保留？
答案一直要到两年之后才能全部揭晓。我们也姑且把这个悬念留着，先去探寻一下刘永行和他的东方希望集团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怎样完成如此庞大的资本积累，成为中国民企第一方阵中的企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