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最早源头，也可能是信任和极度理性的综合产物。
命运的召唤
刘永行和他的三个兄弟是为生存而下海的，他们是真正的草根阶层创业代表。
刘家是平民中的书香门第。刘永行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早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抗战时期因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加入了民盟，母亲则一直在他们的老家--四川新津县城边上一个叫做古家村的地方当乡村教师。刘家共有5个子女，父亲分别以言、行、美、好为4个儿子取名，而女儿则取名为刘永红。
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关注点自然不一样。刘永行后来在自己商业上取得成就之后说，商业最好远离政治，但是企业家和商人却一定要关心政治，因为政治永远在经济之上。而他在商业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父亲对他的训练--刘永行在上小学之前就开始读报了，而上了小学之后，刘永行甚至已经开始读《参考消息》。
事实上，商业的机会，很多都是从政治的变化中得来的。而刘永行真正的商业机会，早在1971年他的父亲就已经为他指出了。当时23岁的刘永行从自己安装的短波收音机里听到中国台湾电台的报道--有飞机坠毁，可能是高官叛逃，怀疑是林彪一家。刘永行说他连听了三天，这个消息从其他的国外电台中先后得到证实，“高兴得不得了”，就跑去告诉父亲。当时父亲在五七干校放羊，立即带上儿子去喝羊肉汤以示庆祝。
这件事值得庆祝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林彪集团本身不得人心，但同时也与刘家自身的处境有关。当时刘家的成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战争时期父亲的一些经历，对刘家的阶级成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刘永行父亲的睿智在随后的谈话中就显示了出来。父子数人一边喝着羊汤一边谈论的话题居然是这样的：“情况可能不妙，中国经济可能会发生动荡。”“但中国面临的难题是没有钱，怎么办？”“中国没有钱，但中国劳动力便宜，可以做来料加工，让外国人在中国开厂，让中国人生产，再卖到外国去。”
7年后的1978年，另外一个中国人--后来的联想集团领头人柳传志也是从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嗅到了商机。当时在中科院工作却并不安分守己，一心想做点事业的柳传志，当时看到《人民日报》上一篇关于科学养牛的文章，就觉得做点事的机会可能来了。不过，那段发生在相当久远前四川乡间的谈话，立意比柳传志的看法还要长远和深刻，因为它直指的就是中国后来最早的经济发展模式--三来一补。
不过，当时还是毛头小伙子的刘永行对这段话完全不明白--刘永行的起点比柳传志低得多，他当时只是四川新津县城里一个年轻的电器维修工，这缘于他从小的爱好，他们四兄弟个个都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无线电技术爱好者。刘永行组装过无数台收音机，他结婚时的电视机也是自己组装的。而他的大哥，备受兄弟们尊敬的刘永言甚至组装过电影放映机，可见这几个年轻人的心灵手巧。
如果不是因为残疾，可能刘永行不会有那么坎坷的经历，不过大概中国民企的第一企业也就不可能做起来。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刘家也不例外。由于贫穷，刘家“言行美好红”中的刘永行和刘永美先后都被送到乡下人家去寄养，而其中调皮的老二很快被退了回来，因为这个两岁的孩子居然爬到高凳子上，并摔了下来，腿落下了隐疾，而这种隐疾和出身在日后影响了刘永行很多可能的美好前程。因此初中毕业就下乡，之后又回城的刘永行成了新津县城街道企业里的一个年轻修理工。自小养成的爱好，使得刘永行修理起电器来得心应手。当时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乡民递给他的烟：“所有来修电器的老乡都希望修得快一点，好一点，所以总是给我递烟，我也不抽，后来都被我的烟鬼同事拿走了。”
如果没有1977年开始的高考改革，也许刘永行会一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电器修理工，因为他热爱这份工作。而且如同所有新津县城里的年轻人一样，1977年，他已经恋爱结婚生子了。妻子很漂亮，是新津县城幼儿园里的一个老师，家境也不错，关键是这个后来成为他一生最好伴侣的女孩子一点都不嫌他穷，不嫌他只是一个街道小商店里的临时工。因为刘永行的工作不稳定，她还认真地盘算过用自己每月三十几块钱的工资能不能养活一家人。
这段婚姻说起来也算是奇缘，刘永行的妻子当时喜欢的就是他的好学、勤奋，以及一身正气--虽然这正气以后将会给这位女性带来无数的麻烦，但当时她似乎昏了头，连家里的强烈反对都放在一边，有一次甚至差点跳了楼。因为家里来人追着她不让她在刘家待着，她就跳到刘家老屋二楼的晾台上，用箩筐把自己装起来，不让家人发现。直到事后人们才发现，她躲藏的老屋的晾台其实十分不稳，如果一不小心摔了，可能麻烦就大了。
无疑这种婚姻给两个年轻人带来的只是清贫的生活，不过其实也是充满乐趣的。虽然他们只栖身于幼儿园分的一间小平房，最值钱的家私是一台刘永行自己组装的电视机，但这一对年轻夫妇很快有了孩子--那个后来因在“汶川大地震”中孤身一人为灾区送奶粉而被媒体“爆炒”一时的年轻人刘相宇出生了。在休息的日子里，新津县城的山坡上和小河边，会有三个快乐的身影在游玩。他们喜欢钓鱼、摄影，显然是充满乐趣的一家。
而一切都被高考，最重要的是被刘永行的父亲改变了。1977年，中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最低谷，在被长达百年的战争和意识形态问题阻挡了发展的脚步长达30年之后，刚刚拿到了国家权力钥匙的邓小平几乎是急不可耐地提起了中国发展的闸门，而他的第一招棋就下在了从社会上招收国家急需的人才--高考上。在之前整整10年中，国内的大学充斥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事件，唯一没有的就是社会需要的人才，邓小平当时就很明确地提出来，科技必须成为第一生产力，所以必须先启动高考。
转折
说来奇怪，虽然机会送到了眼前，但刘永行却不想参加高考。因为他已经有了工作，有了家庭，也有了孩子。而当时的高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与家庭出身相关的，很显然他不想再无缘无故地去失败--花时间精力再面对一次失败，对刘永行而言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但这种想法被他的父亲严厉地批评了，上过大学的父亲告诉他，大学不仅仅是学习的地方，更是开阔视野的地方。
一向听话的刘永行最终没有拗过父亲的意愿，去参加了高考。不过这个聪慧的年轻人不考则已，一考惊人，最终他的成绩是新津县理科的第二名。要知道1977年的高考是国内大学停止招生将近10年之后开启的第一次国家大考，参考者上至像刘永行这样携妇将雏的老高中，下至当年的应届生，怀揣异才者不计其数。在公平的考试制度面前开始的无情淘汰比赛，使每个人都得到了公正的衡量。
但是命运似乎还要捉弄他，发榜的时候，刘永行并没有被录取。理由很简单，还是因为他的???庭出身。1977年的高考虽然向刘永行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敞开了门，但录取时的政审却在一开始把他挡在了门外。
这结果是多么令人不快，这个四川乡村里的聪明年轻人似乎注定要在新津县城里以电器修理为职业度过他的一生了，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幸运没有落到他的头上。但是当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这是结局的时候，变化却还在继续。这年冬天，邓小平听说了在高考中很多人因为出身问题而影响录取的事情，要求有关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刘永行意外地得到了上学的机会，但事实在给了人一线希望之余却总要留下一点遗憾的尾巴--录取通知书上明明白白地告诉刘永行，录取他的学校不是他心仪的、按成绩也可以考取的北京大学，而是一所很不知名的大学--四川成都师范专科学院。
30年后，大学向适龄青年中一半以上的人敞开大门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刘永行仅仅为了上学就要经历那么多磨难。很可能同样也是因为这种想法，同时也是因为对录取他的专业--数学不感兴趣，所以刘永行虽然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也不想去上了。还是出于父亲的坚持，他开始了4年的求学生涯。
对于纯理科的数学专业，4年的大学生涯也没有改变刘永行的态度，他还是不喜欢。大学里，刘永行最喜欢的还是自己原来就感兴趣的科目--物理，他最喜欢的就是跟着老师做物理实验。而同时，大学改变这个年轻人的根本因素也在起作用--位于彭州的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由于地处偏远，所以受文革的冲击较少，留下了大量西方书籍。刘永行在应付学业外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阅读，读西方的那些书籍--刘永行父亲所预言的事情正在发生，世界在这个年轻人的眼前，开始变得开阔起来。
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一件小事上。与所有大学男生宿舍一样，刘永行的宿舍里也有“卧谈会”--熄灯后年轻人的聚谈，往往很扰乱秩序，但同样也会擦出火花。刘永行平时很少参与这种卧谈会，但有一次他却参与了，因为这次的主题是他感兴趣的话题--真正到了2000年，中国人会有多少收入。他的同学有的猜100，有的猜200，而刘永行猜的数字引来了大家的哄堂大笑，因为他猜的是2000。在当时大陆普遍月收入都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的时候，这种想法显得很天真。但刘永行在阅读西方报刊时得知当时美国人的月工资已经有几千美元了，而中国当时提出的口号是2000年实现现代化，所以刘永行认为如果是这样，作为大学生，到2000年他们拥有2000元的月工资应该不成问题。
这个判断无疑是准确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轻的四川大学生在思考一些与整个国家有关的事情，他开始与所有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的人不同了。事实上，很多后来成就大事业者，都有一个思考国家大事的阶段。回顾国内为数不多的民营企业家就会发现，南德前董事长牟其中写过《中国往何处去》的长文，华为的总裁任正非曾是全军优秀科技工作者--这种类似之处里其实蕴藏着一个普遍规律，那就是想当一个创业者，必须要有大视野。卧谈会事件还显示出这个爱思考的大学生缜密的思维，很显然，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判断能力也很强--他对于中国社会的判断，基本正确。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刘永行后来自述他在大学时概率论学得特别好，这一点值得所有创业者注意。在刘永行后来的行商实践中，这门课程打下的基础给了他非常重要的帮助。事实上我们知道，作为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家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选择：业务的选择、经营模式的选择和财务方式的选择。而在这种选择过程中，概率是起巨大作用的。刘永行行商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顺势而为，即大到国运，小到客户和业务模块，都必须作选择。选择高概率事件，那就是选对了势，在选对了势的情况下，创业就变得容易一些。观察所有后来成功的企业经营者的路径，他们都是在一股或者两股社会大浪里把自己的特长结合进去，才获得了成功，但其中很多人是盲目的和不自觉的。刘永行与他的兄弟们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每次都及时总结和分析，用数学和概率的方法把自己做对的事总结出来。
从刘永行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上，我们还能看到他的觉醒。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杰出人物，战争年代，军队英雄辈出；动荡时期，政治家们呼风唤雨；而到了稳定的时期，企业家和科学家成为造福于社会的栋梁。所有杰出人物的起点，在于他考虑事物时就开始超越自我，只有超越了自我，才能服务于社会。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件小事写入这本关于刘永行和东方希望集团的书里，是因为这个四川新津的前电器修理工和大学生从那时开始进入了他为社会服务的篇章。
起步于一只鹅
后来整个希望集团，包括刘氏企业旗下的大陆希望、华西希望、东方希望和刘永好领导下的新希望，都起步于刘永行在1981年过年时遭遇的那一场意外事件。后来刘永行一直说，希望集团起步于一只鹅。
这看起来莫名其妙的说法，其实大有道理。而这件事集中体现了刘永行当时生活的窘迫，也埋下了所有事业的种子。如果真的存在命运的话，那么命运正在通过这只鹅给刘永行敲门。
这是1981年的冬天，当时还没完成学业的刘永行回家过寒假。可以想见的是刘家当时有多窘迫。一个在校学习的大学生父亲，一个在幼儿园工作的母亲，一个4岁的儿子，全家所有的收入是母亲30元人民币的月工资和父亲在校的一点助学补贴。这一年的冬天，家里只剩下了两块钱积蓄，而儿子提出了过年的小小愿望--吃肉。
这是任何一个父母都会想办法满足的愿望，哪怕家里只有两块钱，于是改变刘永行命运的精灵出现了。夫妇两人用这两块钱在集市上买了一只鹅，放养在水池里，准备用这只鹅来改善过年时的生活。
这个故事里的第二个精灵是他们的儿子。这个4岁的小家伙看到的是一个好玩伴，而不是大人眼里的肉食。于是他把捆鹅的绳子给解了，准备好好与它玩一次。结果谁都想得到，鹅跑了，过年的肉食长了翅膀飞了。
当刘家夫妇花了一下午在整个县城里找这只该死的鹅而不得之时，改变刘永行命运的第三个精灵出现了。幼儿园宿舍区的一个邻居看到他们一家人沮丧的样子，给刘永行出主意说：“刘老师，你为什么不在集市上摆个摊，用你修电器的手艺赚点过年的钱呢？”
摆个电器修理摊赚点过年钱，这看来没有什么不妥的，但父亲从小的政治训练使刘永行的直觉反应是：“这可以吗？会不会有问题？”邻居说：“有什么不可以的，你有修理电器的手艺，而集市上有的是需要修的电器，方便了大家，你也赚到了钱，是好事嘛。”
此时生活的窘迫已经容不得刘永行再考虑其他。第二天，打着邻居帮他写好的“修理电器，又快又好”的纸招牌，刘永行的电器修理摊开张了。出人意料的是，10天之后，刘永行的电器修理摊收入了整整300元人民币，这些钱不仅可以让他们全家过个好年，而且刘永行下半年的生活费也不成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