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喜气洋洋，精神焕发。当时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可是当1977年10月，《人民文学》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邀请他出席讲话时，他欣然应允了，并做了认真准备。当时编辑部派我去同他商量，他详细询问了座谈会讨论的情况，以及哪些作家参加，这些作家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况，等等。他于10月22日下午，来到东城礼士胡同五十四号，会见了与会作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是个久不写作的老作家了。听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这么一个会的消息很兴奋。多年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有可能开这样的会。这次座谈会，人数不多而方面甚广的作家而外，有诗人、评论家，都是文坛上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战士，卓有贡献，向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热爱。现在共聚一堂，畅谈心得，交流经验，必将对创作的繁荣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以文坛一个退伍老兵的身份，躬与其盛，能向各位学习，不但兴奋，并且感到荣幸。我知道有好多同志曾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现在云开日出，我们怎能不衷心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相信今后一定会逐步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讲话中，先生还语重心长地提出希望评论工作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短篇小说要短而精。还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发表了宝贵的意见。他最后谦逊地说，我所讲的，算是作为一个老兵的希望吧。
到了年底，12月31日的上午，他又不辞辛劳地来到东城海运仓总参一所的礼堂，出席了《人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时他已是81岁高龄的老翁了，虽然看上去身体尚健康，但步履艰难多了。总参第一招待所的礼堂是在二楼上，又没有电梯。我去家里邀请他时，他询问了上楼不上楼？他说，他腿脚不听指挥了，怕上楼梯。我说我们可以多几个人搀扶您上楼。事后也是这么办的。可当我们扶他到达二楼礼堂门口时，他已是气喘吁吁了。我后悔今天的会不该在楼上开，可已晚了。而沈老呢，他站了会儿，定了定心，却微笑着说：还好。
当他走进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欢迎；欢迎他，一位前辈革命文学大师；欢迎他，一位毅力坚强的老战士。他即席讲了话，说：今天我很兴奋，也很愉快。我完全同意郭沫若同志的书面发言和几位同志的讲话。刚才主持会议的张光年同志要我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作家协会主席是曾经担任过，中央也没有命令撤销过。“四人帮”却不承认我们，连文联也不承认。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所以今天，我还是要以作家协会的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他激动地说：.第一次文代大会，是1949年开的，在那个会上毛主席讲了话，周总理也讲了话。我记得在这个会上选出了文联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郭老，两个副主席，一个是周扬同志，一个就是我。后来我们就一直没动过，直到“四人帮”上台那个时候……“四人帮”把我们当敌人，一棍子打死，这种对我们的法西斯暴行，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现在各方面都在关心文联和各个协会是不是应该恢复了，这件事情，不光是恢复一些机构的问题，而是标志着党的文艺事业重新向前迈进；这对文艺工作的发展，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有利的，对于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互相交流经验，也是有利的；对于我们如何辅导广大的业余文艺工作者也是有利的。
……还有，要恢复刊物。《人民文学》很早就恢复了，那是“四人帮”出于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四人帮”一垮，这个刊物的领导权又被我们夺回来了。《文艺报》还没有恢复，应该恢复…….这些话，现在我们看来，也许并不感觉到它的意义和分量，可在当时，这是在放“炮”呵！在场的同志无不敬佩茅盾同志的勇气和力量。他的讲话不断被掌声打断，顿时会场的气氛活跃和热烈起来。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啊！
从茅盾先生的讲话以及我平素接触他的言谈中，我深感到，他旗帜鲜明，爱憎分明，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憎恨万恶的“四人帮”！因此，当1978年元旦，我去向他祝贺新年，顺便表示希望他能为我题写一幅字时，他欣然答应了。过了不几天，有天他亲自在电话中通知我下午三点去取字。我高兴地去了，他把已经写好卷好的条幅展开来，让我看。他说：这是一首七七年的旧作，现在写出来。条幅内容是：.卒子过河来对方，一横一纵亦猖狂。非缘勇敢不回步，本性难移是老娘。潜伏内庭窥帅座，跳窜外地煽风忙。春雷粉碎春婆梦，叛逆曾无好下场。江青自称过河卒子，打油一首，揭其阴私。七七年二月旧作。
茅盾
一九七八年五月于北京.
我高兴地说：沈老，谢谢您。我将它裱起来作为纪念。他笑了，说：那怎么行。裱，要裱书法家的字。我说：您的字很有风格，我喜欢。您又是我们的老前辈，我裱起来好作纪念。他又笑了，说：那随你吧。他还是比较喜欢这首诗的。据知，他将这首诗以后也曾写给别的同志。
如今，当我面对这幅珍贵的遗墨时，我是多么怀念我们尊敬而热爱的茅盾先生呵！
此后，他又力所能及地参加了一系列会议：1978年5月27日—6月5日的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1979年9月举行的全国文代会，等等，为党的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付出了重大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重要会议的活动，近几年来，茅盾先生主要是集中精力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这对一位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是非常艰巨、繁重的任务。况且他一向的治学态度是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我在读了他陆续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回忆录后，对于他的强大的记忆力十分吃惊！我想，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了，怎么会有那么好的记忆力，仿佛往事历历在目，有条不紊。为此我曾经问过沈老：几十年前的事您怎么能够记得那么清楚呢？他慈祥地微笑说：你还年纪轻，体会不到。人老了，愈是过去的事愈记得清楚；愈近的事，昨天的、前天的或许一时未必记得起来。当然，还是要依靠查资料呢。韦韬、小曼，还有上海、北京许多朋友帮了我不少忙啊。
其实，这几年，沈老的身体情况是越来越差、精力不济，然而工作却是不断加重，他长期患有老年性气管炎和肺气肿，还有肠胃功能衰退，不能吸收营养。一日三餐吃的都是面条，食量也少得可怜。另外，左眼失明，右眼视力只有零点三。可他为了抓紧有限的时间，奋力完成回忆录，只要不病倒，几乎是每天坚持伏案写作，有时上午7点写到9点或10点钟，有时是下午3点写到5点左右，总之，每天总要写那么两三个钟头。还要翻阅资料。由于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使他养成一种习惯，一切经过思考，一切自己动手。他写东西往往构思的时间较长，想好了才动笔，没想好，绝不轻易落笔。近年来他因为身体状况不佳，常常是只能写上十分钟或半个小时就必须停下，躺在床上休息一段时间。然而躺在床上他也仍然在构思。有时卧病在床，稍好些也坚持写作。
本来，由于他的视力减退，左眼又失明了，曾有同志劝他是否口述，旁人帮助记录整理，他拒绝了。我也是，有几次，我们约请他写文章，交稿时间又太紧迫，就好意地说：沈老，您说，我们帮助您记录整理吧。他摇摇头，说：文章怎么能别人代笔呢？几十年习惯了，写文章，总得自己写呀。有一次，我约他写一篇东西，时间较紧，他答应想想，第二天写。我实在不忍心，第二天又去了，还是想说服他允许为他记录整理。我一走进他的书房，只见他用放大镜照着铺在桌面上的稿纸，写一行，照一行，然后再接下去。我的心猛然一抽搐，难受极了。我几乎流下眼泪。啊，他是如此艰难地工作啊！
就这样，他每天除了顽强地坚持写作回忆录之外，还要接待国内外的采访者，还要为其他一些报刊写些临时性的文章，还要应约题字、写序，接见记者的访问，等等，除非是体力不支，一般他总是尽力而为。近年来，我们惊喜地发现，许多地方的刊物名字和报纸副刊名字是茅盾先生秀丽的手书，甚至有些极为偏僻的县城的小报也是他的题字。这并不奇怪，茅盾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可以说是一位当代最了不起的大文豪、一代大师了，但他的为人却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且是平等待人！——因此他无论地区远近、刊物大小，大凡是有求必应——对于一个大人物来说，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他的这种品德和情操，是多么值得我们仿效啊。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茅盾先生是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以文学为武器，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一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尽管后来失掉组织联系，但他依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深刻的信念，因而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刻，留下了两项崇高的遗愿：一是致信中国作家协会，献出25万元稿费，用以繁荣祖国的文学事业；一是致信党中央，要求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自豪地宣称：如蒙追认，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这感情，这言语，这理想与信念，是多么真挚，多么感人！
3月31日，党中央决定：恢复茅盾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这是一项英明的决定。人们为之欢欣鼓舞！但是又感到有点小小的遗憾。我想，这个喜讯如若先生在生前能够听到的话，那对他将是多么大的鼓舞和激励啊！他会感到莫大的荣耀和幸福。谁知，我的这种想法，并不符合先生的遗愿。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茅盾先生去世后，我为刊物挑选先生的遗作和照片，同时也为慰问先生的亲属，几次到先生家里，也顺便向先生的儿子韦韬同志谈及这种心情，韦韬同志才告诉我一些细节情况，我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3月14日，先生在医院的病床上，大概是有不测感觉。提出想坐起来写这么两封信，他说这是他久久的心愿。韦韬同志便委婉地告诉他：你现在坐不起来了，没有力气。你口述，我记录好了。当儿子笔录完毕，先生点了点头，硬是挣扎着要起身，韦韬于是也就用手扶持着，助父亲一臂之力，使得他才勉强握起笔，郑重地在致党中央和致作家协会的两封信上颤抖地分别签署上了沈雁冰、茅盾五个大字，但是他嘱咐儿子要在他死后递交。他还喃喃细语说：我死了，反正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如蒙追认，将是我一生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