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赵树理同志从太行山区回北京来开会。一天夜晚，迎着微风，我奔向北京东城的煤渣胡同，来到赵树理同志的家——这是一所极简陋的院落，五间连在一起的屋子，前面一个小院，别无其他。
我刚一进门，正在院子里和几个小朋友玩的三湖告诉我“爸爸开会去还没有回来”，于是我便和赵树理同志的爱人在院子里随便聊起来。
我问起赵广建的情况来，因为前些时期，从报纸上读到赵树理同志给女儿广建的“愿你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的信以后，我深为感动，当然也很关心。她告诉我，她也完全同意广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一来是社里需要人，同时，青年人在乡下参加劳动锻炼也很好。我问她广建还说她爸爸的坏话不？她笑了，而且兴奋地告诉我：广建现在已经担任了副社长，生产情绪很高，上月还来北京给社里买了技术书和一些果树种子。住在北京总是牵挂着社里的事，不几天也就赶忙回山西了。
听了这番话，我实在也很兴奋。这说明群众对这位高中生的信任，也说明她自己的努力。一个由不安心农业生产到被选做副社长的高中毕业生，这中间自然有它艰苦的转变过程。于是我默默在想：在今天这样美好的社会里，有党的正确引导和教育，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住我们年轻人呢？！
门铃响了，赵树理同志回来了。顿时，这小小的家庭里充满了欢乐。像往常一样，赵树理同志总是那么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他很自然地接着我们的话题，谈起广建的问题来。他说：“这种事儿对城市里的人来说，也许不大好理解。但是久住乡下或者根本就是生活在农村的人，是多么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啊！想想看，如果每个农民、每个理发师都把自己的孩子从小学供到大学毕业，有了一套，离开乡下进城了，那么这一行业由谁来接班？而且这些行业岂不是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状态？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我们希望我们国家各行各业都发展，因此，各行各业都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青年人如果因为没有考上学校就瞎闹，不肯参加农业劳动或其他行业的工作，那么，人家就要怀疑你上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群众服务，还是为个人的名利地位？”赵树理同志又认真地解说道：“上高中也罢，上大学也罢，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他略微停了停，说：“广建把这一点就没弄清楚，她也许以为上了大学就比别人高，这当然是错误的。既然念书的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高中毕业也好，大学毕业也好，同样都能为人民服务；能上大学更好，不能上大学当个有文化的农民，不是一样地为群众服务么？！群众是欢迎你带回来了文化的。况且专家也都不是非得大学毕业不可。李始美、王保京该没有进过大学的门吧”。他又笑着说：“咱们虽然不信神了，还是有迷信，今天就要破除这些迷信！”
小三湖把他的朋友们从院子领到了屋子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又问起赵树理同志的身体来，他说很好，没有什么。不过由于他经常吃中药，所以他又兴致勃勃地谈了好多关于中医的问题，他称赞中医是我们祖先“千万年科学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忽然间，他从报纸上看到丰子恺先生的近作，赵树理同志兴趣很大，他马上从书柜里找出了他珍藏的丰子恺先生早年的一本“护生画集”，一页一页翻给我看。他说，作者的笔锋生动，线条鲜明，善于剪裁和刻画人物，是他所喜欢而且值得学习的。指着“捕蝇”一幅画，他说：“你看，就这么简单几笔，捕蝇者小心翼翼的神态就被画出来了。”他饶有风趣地说：“如果去掉它原来的题字，加上‘除四害’几个字，不是很像那么回事么？”——因为这幅原画是丑化捕蝇者，而劝人不要“杀生”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作家不断钻研学习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赵树理同志的兴趣的确很广，直到现在，在他的房间里你不但可以看到有那么多中外古今的名著，而且书柜上还放着几条漂亮的“马鞭”和“边鼓”、“三弦”、“二胡”等等娱乐用具。他的视野广阔，生活趣味是多样化的，因而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李有才板话”也好，“小二黑结婚”，“三里湾”也好，同样是内容丰富而多彩，形式活泼而大众化！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喜欢他的作品的重要原因。
在这以前，我就听说赵树理同志已经动手在写“灵泉洞”了。这部长篇小说虽然写的是太行山区的人们，在两个革命时期所经历的斗争生活以及深刻的变化，但它并不局限于描写山村人民的生活，书中将要写到农村，也要写到城市，而且直写到整风运动大致结束。这个作品已经酝酿很久了。赵树理同志兴奋地说，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区人民就有一股冲天的干劲，就像他们今天所表现的社会主义勇敢、积极的精神一样。这样的人民永远是可爱的。当我问到“灵泉洞”写得怎么样了？也说：“要写就要写好，没有酝酿成熟就不写。所以什么时候写成还很难说。”赵树理同志又谦虚地说道：“我是想写出的东西能叫人半个月还能有点印象，起点作用就行啦。”现在作者正在赶写这部小说，我们希望早点读到它。
1957年仲夏夜.泥土的芬芳
北京的十月，秋高气爽，景色宜人。郁郁葱葱的花木叶正浓，花正盛，把这个古老的北京城装点得十分美丽、迷人。
哦！秋天，美丽的秋天，正是这座北国城市美好的季节，黄金的季节。
然而，就在这美好的季节里，十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们却怀着格外沉重的心情，走向枫叶正红的西山脚下——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对一位人民将永远纪念的优秀作家——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的赵树理同志，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和追悼会。
他不幸逝世于1970年9月23日，终年64岁。
他的逝世是我国文学事业不可弥补的一大损失！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不是么？
请看：那挤得满满当当的追悼会会场里，有的人是接到了正式通知，有不少人却是闻讯自动而来，还有的人是特地从外地昼夜兼程赶到……哀乐声起，人群中哀痛的哭泣声此起彼伏，撕人心肺。来自太行山区曾经多年和逝者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不禁失声痛哭。人们深深陷入悲情之中……庄严隆重的仪式完毕后，当逝者的亲属捧着遗像缓缓步出礼堂时，霎时，会场里一片哭泣声、号啕声……人们哟，多么想再多看一眼、多看一眼我们敬爱的作家老赵啊！
这情景是多么令人感动，令人难以忘怀！
回返机关的途中，我们的汽车沿着宽阔笔直的西郊大道疾速行驶。偶尔，我看到窗外一排排一闪而过的整齐的护道树，不知怎的忽然觉得这林荫道像是晋东南的公路，这汽车仿佛是行进在太行山上，是通向晋东南地区赵树理同志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而我则像往常一样正是要到那遥远的偏僻的农村去访问我们的老赵哩。
啊，此时一桩桩、一件件，十年、二十年前的往事涌现在眼前……由于工作关系，自从1957年以来，我有机会多次访问和接触赵树理同志。有时是在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有时是在他的家里，有时是在太原，还有时是在他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的故乡太行山和中条山交界的山区农村里。我，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者，一个文学界的晚辈，在同他的接触中受到的教益是深刻难忘的。
我清楚地记得，1957年秋天，我从报纸上读到他动员自己高中毕业的女儿广建下乡，写给女儿的“愿你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的信以后，深受感动。恰好有一天晚上，我因事去拜访他，自然地谈起这封信，谈起他动员女儿下乡的事。当时，我和一般人头脑中的想法一样，赵树理作为一位有名望的作家，他的女儿完全可以留在身边，留在城里，为什么非要下乡去不可呢？可是赵树理却说：“这种事儿对城市的人来说，也许不大理解，但是久住乡下或者根本就是生活在农村的人，会感到农村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啊！……上高中也罢，上大学也罢，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当然，能上大学更好，不能上大学，当个有文化的农民，不是一样地为人民服务么？！”他还耐心教育自己的儿女，不要因为自己是干部子女，就轻视劳动人民和体力劳动，脱离群众。果然，赵广建听从了父亲的劝告，毅然回到晋东南农村务农，把自己所学的文化知识带回农村，同农民们一起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她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得到锻炼成长！
赵树理，他作为来自农村、长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中的一位作家，对于农村和农民，是多么熟悉，多么了解和关心啊！对于建设和改变农村面貌，他费尽了多少心血，倾注了多么深厚的感情哪！
我还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1月—— 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我裹着一身棉衣从北京出发，先是乘火车到晋南侯马，而后再乘长途汽车，越过抗日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中条山脉，奔赴赵树理同志生长的家乡——沁水，去访问他，想同他商量请他为刊物撰写一篇能够鼓舞人们战胜暂时困难的作品。其实，这个想法还是他不久前来北京开会时对我们谈的。因此打算组织、发表这样一篇作品，可以说是他、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只是编辑部派我去是为了具体落实，能够促其早日实现而已。
汽车经过大约半天的坎坷不平的颠簸和长途跋涉，于当日黄昏时抵达沁水县城。这沁水城原是坐落在四面环山的盆地里，仅几条小街、几十家店铺的一座偏僻的山区小镇。因而我毫不费工夫地就找到了县委会。当时，赵树理正在这个县兼任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
我到县委时，他正在会议室开常委会。我们一见面，他就紧握着我的手风趣地说：“行路难、行路难噢，尤其是到这个偏僻山区。快，先到招待所住下。”
招待所的服务员一听说我从北京来，又是赵树理同志的客人，显然格外热情，而且，主动地向我叙说了许多关于“老赵”（这是当地干部、群众对赵树理同志的亲昵称呼）下乡的生动故事。从他们口里我才发觉我今天来能够这么巧这么快地见到老赵，还真算是有运气哩，因为平时他根本不待在县城。他作为一名县委副书记、连个固定的办公室也不设，大量的时间是在乡下，是在农民群众中。他自个儿的家也安在了农村里。除了县委开重要会议，或者有重要文件传达，一般是无法请他回一次县城的。
其实，眼前的这座县城又算得了什么城市呢？——非常狭小，非常简陋，人口也非常之稀少，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城市的感觉。当天下午我乍一走进城区，脑海中就不由得浮现出一个想法：如此一位知名作家原来却是长期生活在这样一座偏僻的山区小镇的艰苦环境中啊！
可赵树理同志呢，却以此为荣，以苦为乐，并且是长期地无条件地生活在这里。而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
他对生养自己的故乡的土地、故乡的人民是怀着多么深厚的热爱之情哟！
当晚，我们共进晚餐后，他邀我出去走走，游览一下“市容”。我们边走边谈，还没有等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就情不自禁地滔滔不绝地对我述说着许多农村中的新人新事。同时，也谈及当前农村中许多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他所设想的某些改革方案。他如数家珍似地谈了许多有关公社、生产队和社员的具体事儿，比方哪个公社的口粮分配存在着什么问题啦，哪个生产队小麦种子需要调配啦，哪件农具需要改革啦，哪条河上的桥已坏而需要赶紧架修啦，哪个村里的哪家社员有病需要请大夫治疗啦，还有某队上哪家媳妇临近生产而需要鸡蛋、红糖补养啦……，听到他这般拉家常似的谈话，使你简直忘记了他是作家赵树理。他是多么好的一位同农民心连着心，有着同甘苦，共命运的深厚感情的贴心人呐！
当时，他谈到了一位在他认为是实干家的潘永福的模范事迹。我从赵树理满怀感情的介绍中得知：潘永福是一位1941年参加革命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年轻时由于家境贫寒常打短工，练就一身硬骨头。他自抗日战争开始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担任过村长、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务，现在担任着县工会主席。几十年来他的工作、生活态度，始终是在他打短工时代练就的，那种实干精神基础上发展着的。目前国家正处在暂时困难时期，这种实干家的风度和精神更是难能可贵的呵！
他还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然而眼下农村还有另外一些类型的干部——有的光会说空话、大话，吹牛拍马、搞浮夸；有的呢，不干实事，不务实际，专门瞎指挥，弄得农民苦煞咧。所以，像潘永福这样既有实干精神又具有经营之才，能为群众谋福利的人，农民可拥护哩！真心实意地拥护他。
因此，他决定写他。
说实在的，我听着，已经被作家对于他所挚爱的人物那样充满感情、有声有色的讲述和描绘所深深感染。他对于农村中能为群众谋福利，受到群众欢迎和爱戴的干部是充满热爱之情的，谈起来喜形于色，溢于言表。相反，他对于那些脱离群众，不注重实际，搞浮夸，瞎指挥，损害群众利益和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人，是多么痛恨和鄙视！他主张作家要反映生活的真实。要讲真话，讲自己的心里话。要爱憎分明，要为人民大众说话。
老赵，不愧是人民的代言人，人民的作家。他的强烈的爱憎之情是何等分明啊！
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此刻，我强烈希望他把潘永福的事迹写出来。我也按捺不住激动之情向他表述了我的感受。我说：如果报道潘永福的事迹，对于我们刊物，对于广大读者都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他应允了，非常愉快地应允了。
我高兴极啦。我想起他几次反复向我强调说的，如果作者对某件事、某个人物并不感动，要写出感动别人的作品是不可能的。相反，要是你深受感动的事，甚至到了非写不可的程度，那时你写出来，就会是感人之作，成功之作！这话，说得何等好呵！又是多么宝贵的经验之谈。我想：他如此痛快地应允写出潘永福，缘由大概就在于此。
这一夜，我躺在招待所的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一位活灵活现的实干家的形象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闪现在我的眼前。我几乎做了一夜的梦。潘永福，潘永福，未曾谋面的潘永福哟，你却已经给了我深深的印象！
第二天一清早，我刚起床，赵树理就手拉手地领进一位完全是农民模样的老汉，向我热情介绍说：唔，这就是老潘。
天哪，我真没想到，潘永福—— 一位县工会主席，一位革命老干部，他的装束、他的作风竟是如此朴素，如此平易近人！他甚至说不出几句利落的话来，满口地道的方言土语。然而这却是一位受到农民爱戴，为农民办了大量好事而深深植根于农村的精明强悍的实干家！一位值得大书特书，值得尊敬，值得学习的人！果然约摸过了一个多月之后，赵树理满怀激情地写出了一篇感人的传记文学——这就是发表在1964年1月号《人民文学》上那篇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实干家潘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