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一些深深扎根于农村的模范干部，同对待农民一样，赵树理总是非常喜欢、非常热爱，也是非常熟悉和了解他们的。因而，他笔下的农村人物形象（无论是干部或群众）总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同时也是令人难忘的形象。
赵树理一生热爱农村，热爱劳动人民，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深深地扎根在泥土中，植根于人民。因此，他的创作不是先有了个什么主题，而后再下乡去“搜集”素材，挖空心思地去编织作品。他下乡首先想到的是和农民“共事”，即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商议，用行动去和农民兄弟一起改变农村面貌。他把自己看作是农民中的一员，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干农民所干。所以他的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杰出作品的诞生，大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有感而发、有的放矢的。也就是我们通常习惯说的：源于生活。常常有人请他谈谈创作经验，他总是说：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是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读者看的。常常是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矛盾的主题。我想，这恐怕也是他的作品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点“秘诀”吧！
后来，当我再次跟随赵树理同志到达他长期生活的农村“根据地”时，我更进一步了解到，他是多么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中呵！
他一回到农村，刚一进村口，就被男女老幼围拢起来问长问短，说东道西。有的不断向他报告新近刚刚发生的新人新事，有的告诉他眼前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这家老婆婆邀他去！那家小媳妇拉他走，都希望他去自家的热炕头儿坐坐、聊聊。社员们都把他当作贴心人，自家人。
他干得一手好农活。扶犁耕地，摇犁下种，扬场上碾，甚至铁匠、木匠活儿，他也拿得起，干得开，可数得上是农活上的一把手呢。所以，他下乡，走到哪里干到哪里，遇到啥活干啥活，干得还蛮利索、漂亮。农民亲昵地也是自豪地称他是“咱们的老赵”。
老赵还会耍弄戏曲里的吹拉弹唱哩，这使他更易于接近农民了。如果你赶上春耕播种的季节去农村访问他，你会有机会发现一位手扶犁杖、扬鞭翻地的“农民”，边走边吆喝着牲口，同时还欢快地唱着上党梆子戏，唱得还蛮动听呢！——这就是老赵。农闲时节，他常常挤进村里的自乐班里，又吹又拉又弹又唱，农民们高兴得直鼓掌，直叫好！一遍又一遍地欢迎他的精彩表演。
他喜欢地方戏曲和民间乐器到了入迷的程度。平日，只要一听到锣鼓响，他就要凑过去来几下。他一个人可以同时敲打几样乐器。甚至在那个“史无前例”的1966年，当他每次被批斗完毕遣送回到家里时，他仍然想办法自得其乐，有时，竟操起鸡毛掸子当马鞭，嘴里喊着锣鼓点，把地板当作舞台跑圆场，逗得小外孙也乐哈哈地跟在他的屁股后边转悠。我想，这种苦中作乐，他的痛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何尝不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一位人民爱戴的作家，自1930年在山西《大风报》上发表第一篇通俗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起，到解放前后又陆续写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传家宝》《三里湾》《锻炼锻炼》《卖烟叶》等等数十部优秀作品，他的影响愈来愈大，愈来愈深远。他那受到人民群众欢迎和喜爱的作品有力地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巨大作用。
他的一生为人民而创作。他宛如一头不知歇息、不知疲劳的老黄牛，勤奋地耕耘在祖国文艺的园地里。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富有浓厚的泥土气息和地方色彩，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应该说，他在发扬文学艺术的民族传统、文艺的大众化方面，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他扎根在泥土中。他血管里奔流的正是从太行山区的沃土里——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汲取的养料，因而他的作品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这样的作品才是最富有生命力的。
他本来可以为人民写出更多的好作品，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光芒！然而，正当他创作日臻成熟即将大显身手的当儿，他手中的武器——笔，却突如其来地被林彪、“四人帮”抢夺了去。他被迫停止了写作，停止了战斗。正是在他生命之火熊熊燃烧的旺盛时期，它却被一股突然袭来的狂风暴雨扑灭了！扼杀了！停止了燃烧，停止了生命……呵！杀戮赵树理，杀戮千千万万个革命者的刽子手——林彪、“四人帮”一伙，已经受到人民的惩罚，历史的惩罚！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下场。
赵树理，他是属于人民的。
人民作家赵树理永生！
……汽车依然沿着宽阔、笔直的长安街大道疾速行驶着，我的思绪回到了现实。然而我仍觉得眼前这林荫道像是眼熟的晋东南公路，这汽车仿佛是行进在太行山上，是通向晋东南地区赵树理同志长期工作、生活的地方。而我，则像往常一样，正是要到那遥远的偏僻农村去访问我们的老赵哩……1981年春天，初稿；1982年春节，修改稿，北京.
终南山下的怀念
作家柳青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但是至今这位前辈作家生前许多感人的事迹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里，久久难以忘怀。而且时日愈长，印象愈深刻。
柳青长期深入生活，是我们的榜样。早在1952年，他就离开繁华的城市西安，落户到了终南山下的长安县皇甫村，成为这个村一名普通的“庄稼人”了。虽然他也担任着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却不曾在城里坐过一天办公室。他把全家搬到了皇甫村。他的住房是利用村头一座旧庙宇修补而成的，柳青自己又在院里种植了些花草树木，别有一番田园风味。柳青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取材于皇甫村，酝酿于此，写作于此。他在和皇甫村农民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战斗中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群众把柳青当作知心人，当作自家人：心里有话儿喜欢向他倾吐，遇到困难事儿愿意找他出主意帮忙，哪家女儿出嫁、儿子结婚，总也要先奔村头来告诉老柳。队上的牲口病了急得没法子，队干部半夜里提上马灯也来找老柳，商量医治的办法。柳青在构思和写作《创业史》的过程中，最方便最亲近的老师就是皇甫村的农民朋友。有时他写出一段或一个章节，必要时就念给农民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常常是农民社员给了他莫大的启示和帮助。我几次到皇甫村去拜访柳青时，我们的谈话常常被络绎不绝的来客（都是本村的男女老幼社员）所中断。社员们有的来向他报告生产上的喜讯，有的和他来商议某一件具体的工作，还有的是发生了家庭纠纷，来请老柳评议、解决，有的遇到了某些解不开的“疙瘩”，也诚挚地向他敞开自己的思想，请老柳分析帮助……柳青总是耐心地帮助农民朋友们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力所能及地帮助社员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队干部、社员们总是愁着来，喜着去，甚至有的两口子面红耳赤地吵着嘴来的，被老柳说服了，走时却高高兴兴，亲亲热热。与此同时，他又十分注意虚心地从农民身上汲取营养，学习他们的优良品德和勤劳的作风。看到柳青和皇甫村的贫下中农亲如一家的动人情景，我觉得柳青之所以能够为我们创作出如此卓越成就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正是他坚持不懈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生活的结果。这一宝贵的实践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汲取的。
正是由于他如此深入生活，接近群众、熟悉群众、了解群众，所以在他创作的作品中，人物栩栩如生，语言形象生动，情节曲折引人，生活丰富多彩，真正称得上是农村历史的画卷。他的创作态度也是极为认真、严肃的。有一次在皇甫村时，我偶然在他的书桌上看到《创业史》的人物表。那细致、周密、完善的程度，真像生活中实有其人一样。作者等于给他的作品中的每个人物写了一部简要的传记。然而这又是典型化了的人物形象。这是多么大的功力呵！当我指着人物表向他求教某些问题时，他笑着说，这些人物像梁生宝他们早已在我头脑里活起来了。他们整天在我脑子里跳腾哩！使你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非把他们写出来不可！我想，《创业史》的成功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不幸的是柳青积劳成疾，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我国文艺界的一大损失。柳青对皇甫村人民有着多么强烈而深厚的感情啊！就在他备受林彪、“四人帮”残酷打击和迫害的情况下，他手中使用的战斗武器——笔，被凶恶的“四人帮”夺去了，可恨的病魔又缠上了身，但他依然顽强地与之斗争！1972年5月，当周恩来总理获悉柳青的病情后，立即指示卫生部门为柳青积极治疗，指示陕西省委要对柳青妥善安排，并说：希望柳青养好病，写完四部《创业史》。总理的无比关怀和鼓励，使柳青深为感动，他增强了要加快步伐完成四部《创业史》的信心和力量。于是他在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虽然病并没有痊愈，却于1973年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重返生活基地皇甫村，坚持把《创业史》第一部修改了一遍，之后又开始动手继续写第二部。打倒“四人帮”后，柳青也彻底得到了解放！他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在病床上坚持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第二部的修改工作。
1977年秋天，柳青曾来京治病，住在东郊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里。我和阎纲去看望他，不曾想进屋后，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位朴实然而瘦削的、陕西农村“庄稼汉”模样的老人蜷缩在一张小床上，正在休息。他的身旁放着氧气袋，床头堆着几本新书，暖气管上还堆放着一厚摞小说校样。见此情景，我们真是感到心疼。他显然苍老了，病倒了！我们真不愿意把他惊醒，宁肯只看上他一眼，回头再来。正当我们悄悄退出时，他醒了，有气无力地用他那我们所熟悉的陕北话慢腾腾地说：“谁呀，进来呀。”
我俩又回到他的床边。他一看是我们，笑了。第一句话便是关怀地问：“‘文化大革命’中你们可好？现在哪里工作？”我们回答说，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刊物编辑工作岗位。他欣慰地笑了，直点头，并且像往常一样勉励我们要努力做好工作。
当时，《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刚刚印行。我们提起此事，表示向他祝贺。他微微笑了，点点头，是沉重然而又是愤怒地说：“你们今天来不是看到么，我的身体不行了，怕完不成计划了……不过，只要我还能动弹，我挣扎着也要写下去……”看得出，他说话时已经很费气力，时不时还咳嗽，但他的目光是坚毅的，精神是顽强的，信心是十足的。这使我们感到高兴，坚信《创业史》一定能够全部完成。这其实也是广大读者衷心的愿望。我们又和他说了些故乡的情况，便告辞了。后来听说直到他病危时，还多次向大夫倾诉自己的心情说，若让我再活上二三年，我就能完成《创业史》，那时我就安心了。这是多么感人的精神！这是一位作家的强烈的使命感哪！这使我记忆起有一次我在皇甫村访问柳青时，他就曾经说过：“西安城里没有重要活动我是不去的，我希望集中精力和时间，这辈子完成四部《创业史》，就是我对党对人民尽力了……”至今，这句铁铮铮的誓言依然时时响在我的耳际。它，已经成为柳青无法弥补的终身憾事，也成为我国文艺事业的一大憾事。但是，柳青同志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工农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必将永远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1979年3月，北京.毛泽东与《人民文学》
我万万没有料到，今生做编辑工作竟至30多年，而且是在《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所经历的文坛风风雨雨，也正是我走过的道路。风雨中，有泥泞、有坎坷，自然也有成就事业的欢乐，更有难忘的经历，那便是毛泽东主席对《人民文学》的关怀与支持。
60年代初期，凡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过的老编辑，大概谁都不会忘记1962年4月间，毛泽东同志复信同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的词六首这件激动人心的事。复信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给当时的主编张天翼、副主编陈白尘同志的。收到主席的信和诗稿后，编辑部内我们这伙年轻人和主编一样的兴奋、激动。
这词六首是怎样来的呢？它是早在1958年编辑部的同志通过各种途径，几乎是从流传于民间和老同志之间，广为搜集起来的，其中有些是陈白尘同志派涂光群、萧德生从邓拓同志处收集的。一共有十几首。由编辑部小楷字写得顶好的老编辑张兆和同志（沈从文先生的夫人）抄写得工工整整，并由主编代表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恳请主席校订这些诗词，同意在《人民文学》中发表。四五年过去了，没有音讯。1962年初又重抄出来再次送呈主席审定。这封信（含诗稿）是由当时的年轻编辑崔道怡送往中南海的。接待的同志热诚答应一定尽快呈报主席。老崔还带回了一个收条，他生动地向我们大家描述了一番中南海送信经过。
不久后编辑部便收到上述复信及词六首的校订稿。毛泽东同志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我们当时反复琢磨“马背上哼成的”一句，觉得意味深长。词六首发表在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上。刊物出版后是由我送往中南海主席办公室的。
后来，我们曾又请求毛泽东同志同意继续刊发他未曾发表过的诗词。于是1964年1月，经中央批准，《人民文学》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即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不曾发表过的诗词十首，引起社会上的热烈反响。
1966年6月，在那急风暴雨的荒唐岁月中，《人民文学》被迫停刊。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出现法西斯文化专制局面，没有百花齐放，没有文学创作，几乎没有文学刊物。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人民文学》才得以复刊。这时，中央首先从“五七”干校调回《人民文学》原任副主编、诗人李季同志主持筹办复刊工作。由于李季同志坚决抵制“四人帮”的恶行，他们觉得信不过，也不顺手，复刊时又更换了其他人担任刊物领导工作。
《人民文学》的刊名，创刊以来基本上使用的是郭沫若先生的题字。这时，编辑部的同志希望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有一个新的面貌，建议使用毛泽东同志1962年给《人民文学》信中所写的字为刊名。主席所写“人民文学”四个字恰好是简化字，写得也十分潇洒。于是编辑部上书毛主席，请求他同意。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请示报告上用大粗铅笔眉批“可以”。从此，自1976年1月起至今，《人民文学》的刊名一直用的就是毛泽东信中的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