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窗外，大雪纷飞，一时间，满院的屋顶、地上落了厚厚一层雪。窗前那株丁香树也被纷纷扬扬的雪花披挂了起来，串串枝条上银光闪亮……呵，瑞雪兆丰年！
远处，隐隐约约传来街头巷尾孩子们点燃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偶尔还有那火箭式的爆竹嗖的一声蹿上天，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焰，划破寂静的夜空。“爆竹声声除旧岁”，它向人们宣告：新的一年即将开始了！
就在这岁末的除夕夜，当家人都围拢在电视机旁欢快地观看精彩节目时，我却习惯地走进里屋，从书柜里取出一摞又一摞旧的报纸、刊物、书籍和笔记本，翻检着一年来的工作和生活记录，回顾着……我正翻着几本采访笔记时，突然，一张不大的折叠起了的宣纸条幅从几年前的一册笔记本中掉在地上。拾起一看，呀！是郭小川同志的墨迹！
我把它珍惜地捧在手上，仔细端详。啊，这是诗人为我书写的鲁迅先生的诗作——《蓬莱人》的诗句：.芰裳荇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
鹭影不来秋瑟瑟，
苇花伴宿露瀼瀼。
……
小川山人.
立时，我停止了胡乱的翻检，面对这小小的条幅，陷入深深的回忆中……我记起这大约是小川同志在1974年春末夏初的三四月间为我书写的。那次我去看他，并送还他的一本已经排版而未出版的报告文学集《革命风云录》，就在他居住的永安路家里。见面后，我们照例热烈地谈起干校一段生活，谈论着这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掀起而未能正式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中的文章。作为一个晚辈，一个文学编辑，我从他屡次的无拘无束亲切的谈话中，受到很大教益。的确，凡是经常同小川同志接触的人，都会有这么个感觉，即不管你是年纪多么轻，职位多么低，学识多么浅，他都乐于同你交谈，同你平等地交换意见，甚至展开同志式的争论。同他接触，会使你感到他既是一位长者、一位老同志，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知心朋友。
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艰难困苦，他总是相信一切都会过去，对前途始终充满信心。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被国家体委颇有胆识的领导同志批准借调到体委去工作一年多了。
这期间，我曾多次去过他家。每次去，都见他戴着老花眼镜，伏案写作。即使一篇特写，他都极为严肃认真地反复琢磨、反复修改，一遍又一遍地把排好的小样，用剪刀和糨糊，剪剪贴贴，修修补补，一丝不苟。
他干起工作来总是拼着命的。被借调到体委后不久，他的反映运动员生活的特写和长诗《万里长江横渡》在1973年相继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为读到诗人的新作而高兴。谁知，这却招来了飞天横祸！
先是反动文痞姚文元，继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四个丑类，利用他们篡夺的职权，大动干戈，左一个指示，右一个批示——恶毒污蔑郭小川同志是“反动文人”“修正主义分子”，眼看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又要临头。
这时，关于郭小川同志“又出了问题”等等流言蜚语、“小道消息”已广为流传。小川同志本人也早有所闻。但他对此却并不看得太重，他忍受着，思索着，并顽强地抗争着，仍然更加勤奋地写作。他总是胸怀坦荡地说：“我是坦然的。心中无鬼，没啥了不起的！”
我们也尽可能宽慰他。此时的他虽说是一个乐天派，但种种无端的精神摧残，使他身患多种病症。他过早地苍老了。看到这种情况，大家的心情都异常沉重，也暗暗为他担忧。他自己呢，也常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还年轻，日子还长哩。我老头子了，要抓紧时间，用自己有生之年，再为人民努力唱几支赞歌啊！
诗人的这种急迫为人民歌唱的心情，还是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我就深有所感。那时，就连我们这些年轻人，每天干完繁重的体力活儿回来，也累得要死，恨不能饭也不吃就睡大觉。可是郭小川同志晚上却常常坐个马扎子，趴在床上写作。有时我们劝他：休息吧！他总是微笑着说：我要多写点东西。党培养我多年了，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写作。我丢不下它（指手里握的钢笔）啊！
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有“工作”，他当然要更顽强地写、写……我记起就是在这一次，我们大约长谈了一个下午，彼此都很愉快，而我更是受益匪浅，就是在这一次，临告辞时，我忽然发现他的书桌上摆着许多张大大小小不同规格的宣纸，上面凌乱地涂有墨迹。砚台里还散发着一股墨香。
“你在写字？”我好奇地问。
“练练。”他笑着说：“写着玩呢。”
我因喜欢字，就随口说：“你哪天给我写一张吧。”
他立即高兴地回答说：“现在就写。”
他顺手挑选一张光滑点的条纸，握起笔杆，仿佛不假思索、极为流畅地书写了这么一条，并郑重其事地落款署名，以作纪念。
自然，现在看起来，他自称“山人”，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但何尝不也是诗人当时所处的犹如山人般生活苦闷心境的真实写照？！
我问他：“你特别喜欢这首诗？”
“是的。”他郑重回答我说：“现在我特别喜欢它。”
我说：“那为什么？”
“你带回去琢磨吧！”他意味深长地说。
说实在的，当时我并不理解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鲁迅先生这首诗，那阵儿，最为流行的是鲁迅先生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啊。
直到几个月后——1974年8月，“四人帮”滥施淫威，他再次被宣布为“审查对象”，二番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去时，我才稍有所悟。后来，当他又被搞到天津南面的静海干校，几乎是过着被软禁的非人生活时，我更恍然大悟！
《莲蓬人》这首诗是青年鲁迅1900年所作。1898年，鲁迅离开绍兴故乡，到南京求学，两年中，他目睹帝国主义列强横行中国，清王朝腐败无能，官僚阶级骄奢淫逸，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黑暗现实，忧愤之中，他思索着：自己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他想起了，故乡莲蓬的高洁形象，巧妙地借对莲蓬人的赞颂，表明自己决不和恶势力妥协，立志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
“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瀼瀼”。啊，在秋风落叶的季节，在萧瑟的秋天里，鹭鸶鸟也不再飞来了，田野里一片寂寞。然而莲蓬人却把身边怒放的苇花作为忠实伴侣，依然傲然挺立，坚强地抵抗着寒露的侵袭。多么坚强的性格，多么顽强的意志哟！这不也正是当时处于逆境的诗人郭小川同志所崇尚的精神么？！
我说，诗人的行动正表明了这一切。请再读读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火一般炽烈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秋歌》吧！.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
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
哪怕面对刀丛。.啊，亲爱的诗人，亲爱的郭小川同志，你，人虽然去了，然而，风定犹闻碧玉香！
1980年新春，京华.
那是十月的一个秋夜
那是十月的一个秋夜。在北京永安路郭小川同志的家里，诗人异常兴奋激动然而又是十分秘密地约我和匡满同志去，透露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即两天前的夜晚，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他。
这是1975年的10月。人们一定还会记得那个时节，正是“四人帮”极度猖獗的时期；正是他们穷凶极恶地追查所谓“全国谣言四起”的七、八、九月那段恐怖日子刚刚过后。这时，在周总理一再指示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下，10月6日，专案组向郭小川同志宣布了经过党中央领导同志签字同意的审查结论：一切问题都已澄清，恢复党组织生活，由国务院分配工作。9月，郭小川从天津团泊洼干校回到北京，旋即受到亲切的接见。
其实，这之前，1970年6月，当时的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已经宣布郭小川叫“解放”，并于次年恢复了党组织生活。他带病在严冬与酷暑中坚持劳动，热情工作，并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写作——这时他的诗当然没有可能发表，他只能一首一首地记在随身所带的笔记本上。后来，大约是1972年的秋天，他被借调到国家体委工作，主要是从事写作。谁知《体育报》发表后，穷凶极恶的“四人帮”又将魔爪向他扑来。江青、姚文元指令亲信搞郭小川的“问题”，咬牙切齿地诬蔑他为“反动文人”、“修正主义分子”，参与组织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小团体”。真是祸从天降，1974年4月，诗人再次被送到咸宁干校“审查”。这年年底，文化部南北方两个干校合并，郭小川被勒令迁往天津静海团泊洼干校，继续接受监督审查。火车路过北京时，竟又惨无人道地不许他回家会见亲人。在火车车厢里，诗人含泪仰望北京站的钟楼，悲愤至极。
在荒无人烟的团泊洼，他又被非法审查近一年，这使诗人在身心健康上都受到严重摧残。然而，郭小川无视一切污蔑和恫吓，不信流言，不受欺诈，坚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因而在这期间，在受到严密监视和残酷的迫害打击下，他挺直腰杆，青春焕发，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自己，还为我们歌唱出《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等革命的最强音——为真理而歌唱，为胜利的明天而歌唱！同时，这些回肠荡气的战斗诗篇也正是掷向“四人帮”的一批有力的投枪。
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在“四人帮”的高压政策下，作为一个战士和诗人，他内心里充满了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和憎恶！
就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即1975年10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在中南海，他面对着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倾诉了他的衷肠，也鲜明地表明了他对“四人帮”所持的批判态度。
他说，在场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问他：
“你知道是谁要整你的！”
“江青！”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中央领导同志笑了，问道。
“我凭观察。”郭小川回答说。
“……”
然而，又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问道：
“听说在大寨，有一位诗人由于说了什么话，吓疯了？”
“嗯，是的。”郭小川肯定地回答说：“那是由于他拍马屁没拍到点子上，引起了那位‘首长’不高兴，他吓疯了。”
类似的对话还有很多。郭小川真诚地无拘无束地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回答和汇报。他还特别对中央领导同志叙说了群众对“四人帮”不满的那些“民间传说”，即“四人帮”正在追查的所谓“流言蜚语”。
倾听着他生动的讲述，民间那种对“四人帮”辛辣的讽刺，不断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哈哈大笑。郭小川内心完全明白，在“四人帮”的势力控制下，全国上下追查“谣言”的恐怖气氛中，他，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普通的作家，能够同中央领导同志倾心交谈，这正是说明这些可敬爱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心是和人民群众联结在一起的！当然，谈话中，凡涉及江青及“四人帮”时，领导同志不便于正面表示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且是在情理之中。但异常鲜明的倾向是感觉得到的，甚至同人民群众一样的那种义愤之情也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极力克制和含蓄罢了。因为那正是威风凛凛的“四人帮”还正在张牙舞爪之时哩！
当然，在这次谈话中，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对他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和劝告，并当场讨论商定为了使他脱离“四人帮”文化组的控制，立即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组织部，并拟派他先到基层去做调查研究。这使他深深感受到党的温暖和鞭策力量……今夜，他急切地约我们来，要对我们说什么呢？
当晚，我们俩刚一踏进门，他便站起身激动地说：
“告诉你们：快了！快解决问题了！——形势很快会有大的变化！”
我们立时愣了。
然后他又激动地挥舞着拳头反复重复着这几句话。
我们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不明底蕴，急得直跺脚。那时节，即使再亲近的人，这类事关重大的话是万万不可明讲的，人们知己者之间，讲起来也都是用一定的暗语或代号的。比方讲到“江青”，就说：“三点水”、“眼镜儿”；讲到姚文元，就说：“秃子”、“那个摇笔杆子的”；讲到张春桥，就说“那个摇羽毛扇的”或者“那个阴谋家”……慢慢地我们才琢磨出了一点味儿，他讲的原来是当前极端重大的形势啊！
然而他依然不能明讲，只能暗示我们：快了！快解决问题了！——这是当时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人民群众所普遍关心，急切盼望的。人们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已到极点，大家忧国忧民哪！担心假若由这帮坏蛋、这帮野心家、阴谋家胡作非为下去，中国真的就要变颜色，就要完蛋！
当然，郭小川同志是在同中央领导同志接触和谈话中敏感到了这一问题。他感到这些中央的领导同志很了解民情，很知民心，而且善于倾听人民的呼声，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交谈中，郭小川深深地感觉到中央是有决心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而且看来是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