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吟吟地说：“冰心。吴冰（老人家的大女儿，现为北京外语学院教授）。李冰（吴冰的二儿子）。还有刚才说的西安的谢冰，这么多块冰，不成冰窖了？！”.“老百姓住房还那么紧张！”.冰心是文学大师，是本世纪初便开始从事创作活动的硕果仅存的文学界元老和泰斗。是我们国家的国宝，这一点毫无异议。自然对她的生活条件理应予以特殊安排。几十年来她作为吴文藻教授的“家属”，一直屈居中央民族学院和平楼一个狭小的居室，实在有碍于生活和创作。可她和吴先生及其一家人，从来是严于律己，不向国家伸手，不向组织叫苦，还说“知足常乐”。中央有关部门发现了这一情况，感到她的住房条件太差，起居困难，影响生活，便由高层决定给她像地质学家李四光那样，单独建造一栋楼房，以便安居乐业。有位国家领导人来和她谈，告诉她准备实施这一计划，没想到她一口谢绝。她当然很感动，也很感谢领导上的这番好意，但她说：“别这样，看看周围的老百姓住房还那么紧张，我怎么能这样特殊呢？！”她仅仅提出只要在这栋楼上给她适当增加几间房，能让女儿吴青和女婿陈恕住下就行了。因为吴青夫妇需要和她住在一起，照料她的日常事务和生活。其实吴青、陈恕也都是出类拔萃的大学教授呢。
后来，领导上只好遵从她的意见，只是增加了一个小的单元房，老人家为此已经十足满意了。.“那么，我今天当面消毒”
那年，在全国财贸先进工作者会议期间，我曾陪同冰心老人采访全国劳模、北京市百货大楼优秀售货员张秉贵（现已去世）。有天，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听说冰心到会采访，便到我们的住地西苑饭店来看望冰心。言谈间，姚依林同志怀着尊敬的心情表述说，他年轻时代就读过冰心的《寄小读者》，印象很深，到现在还能想起其中一些章节……不料，冰心风趣地说：“那么，说明你早就中了冰心的‘流毒’，我今天当面消‘毒’。”一句话，说得姚依林同志和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我就是重女轻男”
读者都熟悉，冰心先生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以“男士”笔名出版了一本纪实性的散文集《关于女人》。那里全部记叙的是她所熟悉和赞美的女性形象，她一贯提倡女性解放，自强自立，充分确立女性的社会地位，发挥女性的社会作用，因而在文学界，她特别关心和钟爱有才气、有追求、有成就的女作家，尤其是青年女作家。她和一批中、青年女作家成为“忘年交”，有着深厚的友谊。比方对于茹志鹊、黄宗英、丁宁、柯岩、谌容、张洁、陈祖芬、张抗抗、叶文玲、铁凝、王安忆、陆星儿、李玲修、斯妤，对于更年轻点的张莉莉、黑孩、素素、萌娘、韩晓征等等都给予格外的关注，倾其心血帮助、扶持她们，使女作家们真正支撑起文坛的“半边天”。
凡是女作家去，她格外高兴。每每合影照相时，她总要将女的拉在身边，靠拢她。她经常让女的坐下，令男士站着，我就多次受到这般待遇。
她说：“我就是重女轻男，女的出息起来不比男人差。”曾有一位中年朋友，因家中已有一女，企盼再有一男儿，可妻子偏偏又生一女孩。弄得这位朋友一时情绪不佳。其实小女孩儿长得十分可爱！冰心得知，便开导这位朋友，告诉他女孩怎么怎么好，并欣然为其题字：有女便是福。这位朋友顿开茅塞，从此笑容满面，逢人便夸女儿好。现在他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喜欢得不得了！和贤惠的妻子一起精心培育这棵幼苗。.“打死我也不能说！”
我至今不能忘记“文革”那场噩梦。
记得是在那腥风血雨的1968年的某一天，造反派和红卫兵批斗谢冰心时，竟无知地责问：
你一解放（指1949年新中国建立）就从日本跑回国，肯定是国民党派遣回来当特务的！你要老实交代！……那种非人的对待和侮辱性的语言我不想再作重复。
然而冰心面对屈辱一言不发，只是沉默不语。可造反派和红卫兵却急于扩大战果，穷追不舍。这种不老实交代问题的态度当然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便劈里啪啦一阵无情的武斗。
冰心老人仍沉默不语。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她怒了，她急了，才从怒火中挤出一句话——仅仅一句话：
“打，打死我也不能说！！”
可以想见所受之痛苦。
为什么她说：“打死也不能说！”原来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交代她的。她始终牢记在心，铭刻在怀。
那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日本，正在东京的冰心和吴文藻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听到喜讯无不欢欣鼓舞。从此他们便十分关注新中国的发展情况。冰心夫妇也常和同在东京共事的谢南光、吴半农聚会，交换国内情况。由于受新中国新气象的鼓舞，冰心夫妇暗自下定回国的决心。正巧这时，美国耶鲁大学邀请他们夫妇去美国任教，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意外的良机，便以赴美应聘为名，并以“需要先到香港做些准备工作”为理由，从东京经横滨抵达香港，然后由香港秘密乘船到广州，而后回到北京。在北京，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冰心和吴文藻先生。谈话中涉及海外一些情况，对于当时新中国来说是重要的，因此周总理叮嘱他们：“今天的交谈，你们不要说出去，打死也不能说。”也有保护冰心夫妇的意思。
那次谈话后，周总理亲自交代有关部门妥善安排了冰心夫妇的工作，让他们在祖国安心工作和生活，发挥各自的力量。
至今，当我回忆起这段难忘痛心的往事时，我愈加对冰心老人肃然起敬，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气节！.“美国不兴叫干女儿”
还是在“文革”时期，夏日炎炎的一个中午，太阳当顶，人们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大约有成百人，却都站在北京郊区红星公社的田野里，正在热火朝天地批斗一批“文艺黑线”人物。
胸前挂着牌子，低着头弯着腰的所谓“黑帮分子”是张天翼、严文井、谢冰心、郭小川、李季、刘白羽、黄秋耘等人。
当时张天翼体弱有病，站了一会儿就支撑不住，举手要求坐下，造反派不允。只见可怜的老作家大颗大颗汗珠从额头滚滚而下。
批斗冰心时，突然有人抛出一颗“炸弹”，说冰心当年到美国留学一事是司徒雷登给办的。为什么那个帝国主义分子肯帮冰心去美国留学？因为冰心是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接着又无限上纲，煽风点火说：“革命群众同志们知道不知道司徒雷登是什么人吗？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毛选》中批判的那个美国驻华大使，美帝国主义分子《别了！司徒雷登》，谢冰心就是他的干女儿！”
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阵拳打脚踢，要她低头认罪。
冰心反而抬起头，环顾四周后，沉着地回答说：
“我去美国留学是经过严格考试录取的，不是司徒雷登的关系。司徒雷登只不过当时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再说美国不兴叫干女儿，我也从来不是他的什么干女儿。”
1992年孟春，北京沙滩.
隔海相望的友情
梁实秋先生1987年10月3日在台湾病逝的消息，震惊了大陆文坛。这不仅由于梁先生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更由于他的那颗始终不渝的“北京心”。他原拟次年偕夫人韩菁清一道回大陆，经北京，探亲访友。他离开故园北京将近40年了。40年，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岁月！然而北京时常在他的梦中，北京时刻在他的心中。北京有他的亲人，有他的骨肉同胞，有他的同窗好友，有他的青年时代的许许多多的朋友。他深深地思念北京。
在北京，我曾有幸接触过梁先生的长女梁文茜，她是北京一位出色的律师。1949年后，由于大家理解的缘由，海峡两岸信息隔断，父女天各一方，思念情深，痛苦异常。后来，情况稍有松动，1971年夏天，父女二人便急切相约在美国会面。那是一场感人的情景。梁文茜给他父亲捎去了北京东城内务部街梁先生故居四合院里枣树上的大红枣。先生爱不释手，老泪纵横。事后，梁实秋先生将这颗红枣带回台湾，浸泡于玻璃杯中，供奉案头，足见其思乡之情深！我还见到梁先生在他台湾寓中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昂首站在一幅北京故居图画之前，遥望着远方。他在遥望着哪里呢？——自然是北京。他多么想早早地返回故都，再好好地看看北京，看看那座他日思夜梦的故园四合院，看看许许多多他苦苦思念的老朋友们。
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可能了，因此，他的突然去世，不仅使台北的亲友们，也使远在北京的亲友们十分悲痛，十分惋惜。
冰心便是这痛惜者中的一位。这位当时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由于失去老朋友，竟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连续写了两篇悼念文字。一篇是《悼念梁实秋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篇是《忆实秋》，刊登在上海《文汇报》。看得出，两篇文章冰心均是和泪而作。
冰心老人第二篇文章脱稿时，我正好去看望她，因而我成为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我被这两位文学前辈的友情深深感动。许是冰心老人刚刚完成这篇悼念文字，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她这才给我详尽讲述了她和梁实秋先生的相遇、相交到相知的漫长的故事……原来梁实秋是吴文藻在清华学校的同班同学。
1923年，在赴美留学的途中，梁实秋与冰心在杰克逊总统号的甲板上不期而遇，介绍人是作家许地山。当时，两人寒暄一阵之后，梁实秋问冰心：
“您到美国修习什么？”
冰心答曰“文学。”
“您修习什么？”她反问。
梁实秋答“文学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