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歌
“上演着悲剧的剧场，最终以悲剧收场。”
这句话是小说家告诉我的，那时候我们都还小，我也还住在万福街上。和其他关系亲密的亲戚们一样，从我家到她家只需要走小半条街。路过了六嫂饭店和垃圾站，就是万福街七号院，那是小说家和姑妈姑爹曾经一起生活的地方。
小说家从小就是个野孩子。每天放学以后她都不回家，而是和我一起窝在我家看父亲买给我的书。我的房间朝街，小说家很喜欢坐到窗台上，双脚踩着久有年代锈迹斑斑的花架，一边看书，一边看到很远的地方去——很久以来我都不清楚小说家这么做是为了欣赏街上的人还是为了让街上的人欣赏她，总而言之，最后，下班回来的母亲在楼下看见她，就尖叫起来，说：“蓉蓉，快下来！快下来！摔下来怎么办？！”
每到这个时候，小说家就知道我们的好日子过去了，她几下就从窗台上猴子一样爬下来，和我并肩在写字台前坐好，从书包里抽出作业本，做出卖力写作业的样子。
母亲从一楼和街坊打着招呼上来了，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她终于进来了，一边放下包，一边用最快的速度打开屋里全部能够打开的门窗——只有一秒钟，我和小说家私密的小世界被开膛破肚，袒露在外，它成了一个巨大的收录机，把万福街上的所有声音都收录了进来————母亲对此并不在意，她早已愉快地哼着歌去厨房洗菜了，但是这些涌入的声音却几乎让我耳鸣起来——最响亮的是六嫂饭店的拉客声，那个灵巧的服务员小刘会站在门口，一边喊着“欢迎光临”，一边行云流水般把饭店里的招牌菜名一个个报过去，从“白果烧鸡”开始，到“宫保肉丁”结束，听得人口水直流。但非常不幸的，过了一会儿，收垃圾的车就会到来，哗啦一下把好几天的废弃物都落到垃圾站中，以便等待更大的垃圾车来到，把这些统统运往更远一些的垃圾处理厂——随着这倾倒垃圾声，和美味有关的幻想也就此终结。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声音是每天都必须被听到的：街上的人互相热情地问好，低声地寒暄，秘密和秘密在熟悉的名字间被相互交换。这样的日常声音虽然烦琐，但在我们街上长大的孩子都已经习惯，只需专心埋头在手上的课本里，所有的声音就会消失。
但小说家并不是这样，我怀疑窗外万福街的家长里短夺取了她更多的注意，她在草稿纸上算一道应用题的答案，却始终都没有任何进展。别的声音充满了她的耳朵，琐碎的事情和不可言说的事情总是比不偏不倚的数学公式更有吸引力，她听了一会儿，忽然对我说：“姐，你听到那个声音没有？”
她看着我，睁着一双闪亮的眼睛，期待我给她一个答案。
于是我凝神静气，试图在声音的密林中寻找到她所说的那一种声音，“那个声音。”小说家鬼使神差地说。
“没有。”我告诉她我的答案。
“奇怪啊，”小说家说，“我明明听到了。”
我们面面相觑，各执一词，小说家的眼神终将要转而黯淡了。
她没有想到的是，从遥远的地方，的确传来了音乐声，应该是某一种练习曲，在万福街庞杂的噪音之下显得那样不合时宜，我惊讶小说家居然这样也能听到它——但是我坚称自己没有听到，我清楚，作为仅有的两名在场者之一，只要我说没有听到，小说家就最终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她不得不认为这一切都是她听错了——她的确像我希望的那样做了，但没有被我料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我自己也因为当时的否认而淡忘了那声音的存在。
那声音是那样微弱，在街坊们扯着嗓门骂孩子的喧哗后奄奄一息，但是它坚持地响了一会儿，在晚饭之前停止了。
这时，我和小说家已经开始聊别的事情，有一些更为美好的话题总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因为现实的面目可憎，对话多半关乎未来。我们设想着自己以后的职业、样子、住房、配偶，甚至子女，小说家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小说家，她说她希望自己能够出版一本真正的书，把封面做成漂亮的宝蓝色，为了证明自己是可以达成这个愿望的，她满脸通红地给我看了她刚刚开头的第一篇小说。
小说的名字是《声音乐团》。
“当我们都还小的时候，整个永安城的人都能听见兽的鸣叫。”这是小说开场的第一句，似模似样且老气横秋。
小说用蓝色的钢笔写在一个绿封皮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头在城市北面垃圾处理厂中每日鸣叫的巨兽，字迹工整，写错的地方都用修正纸小心地贴上了——我在小说家目不转睛地注视下专心致志地看了她的处女作，却觉得不忍卒读，这倒并不是因为小说家的作品多么的拙劣——作为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她的文笔可谓流畅——而是因为她是那样赤裸裸地把所有的事都写到了小说中，巨兽的鸣叫显然和两条街外那口钟有关，而我们生活的这条街更是被悉数列入其中，姑妈、姑爹、街坊们的是是非非，她每天专注听来的八卦余料所拼凑出来的那些让她胆战心惊的事实——她看着我，就像问我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一样，睁大眼睛观察我的表情，期待我给她一个可以信服的答案。
《声音乐团》占据了笔记本的前十一页，还未完成，小说家问我：“姐姐，你觉得怎么样？”
“写得很好。”我合上笔记本，对她露出一个笑容。
我给了她一个答案，希望她最终会再次被我说服。但是面对我的表扬，小说家却有些不好意思，她说：“我才写了一点点呢，这故事肯定要很久才能写完。”
“那你要加油啊。”我把本子放在我们的写字台上，感觉它像是烫着了我的手。
“嗯！”小说家却像珍宝似的把它捡了起来，放在胸口前，“不过后面我都已经想好了，最后一句话特别好，那天我忽然想到的，我要这么写最后一句，上演着悲剧的剧场，最终以悲剧收场。怎么样，这句话是不是很棒？”
“上演着悲剧的剧场，最终以悲剧收场。”小说家在写字台对面又对我强调了一次这句话，显然是她的得意之笔，她把下巴放在桌子上，抬起眼睛看着我说，怕我忘记了。
但是，从那时候过去，事情已经发生了太久，而陆续发生的事情又太多——暑假过完后，在母亲的决定下，我们全家搬离了万福街，而我和小说家也日渐疏远，所有的事件、细节，甚至她的容貌，都被万福街上繁多庞杂的噪音掩盖，就像它们掩盖过那悠扬的练习曲。
直到十天以前。
十天以前，小说家从永安市第三交响乐团音乐厅楼厢看台坠下了——一个欧洲的指挥家来演出，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悲怆》，那天很多人都去了，退场的时候她忽然摔了下来，引起一片惊呼——不知道是失足，还是被人挤下来了——无从考证，看台并不是很高，她落在过道上，即刻被送医急救，昏迷了十天，最后还是断了气。
好像是经过漫长的等待，这句话终于再次被我看见，“上演着悲剧的剧场，最终以悲剧收场。”
小说家整个人趴在写字台上，用下巴压着那个笔记本，脸上是从窗户外透入的光，她笑着对我说：“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句就是这样，还不错吧？”
的确如此。
小说家的死亡在歌舞升平的永安市里议论纷纷，成了次日报纸的热门话题。她也忽然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市报连载作家变成了一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永安日报》用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悲剧，上面登了一张小说家照片，照片里的她还是长发，穿着一件米白色的衬衣，少有的端庄，这虚构的美丽必将加剧陌生人的悲伤。
永安市电视台第六频道也采访了小说家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姑妈，她站在画面中间，哭得不成人样，披头散发的样子简直惨不忍睹，黄褐斑尤其明显了。我们整个万福街的街坊邻居们挤在她的后面，作为她孤苦无依的靠山和背景。
在姑妈和街坊们的叙述中，小说家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孝女，而她们俩也成了相依为命、互敬互爱的一对母女，令电视台记者感动不已。小说家之前销量从不过万的各种奇情小说似乎嗅到了再版的良机，而她在市报上正行连载尚未完成的小说《声音乐团》也成了讨论焦点，甚至有好事之徒想要从中发现她死亡的阴谋与真相。据说小说正是以永安市第三交响乐团为创作原型，之后，倒霉的乐团经理苦着一张脸在电视上出现，为这出意外表示惋惜，一再保证音乐厅将加强安全措施，杜绝悲剧的再次发生——小说家因为自己的死亡终于得偿所愿，成了她一直梦想成为的那个人。
“上演着悲剧的剧场，最终以悲剧收场。”实际上，让我想到这句话的并不是她的死亡，而是半年前的某个星期三，我照例在上班途中买了一份市报，以便在长达四十五分钟的公交车上浏览，就在副刊的地方，我看见了小说家新的连载小说，名字是《声音乐团》。
声音乐团
文/刘蓉蓉
一
追回记忆的圆号手“每次听到圆号的声音，我都不觉得那是我自己发出的，反而像是从更远的地方的雾气里传来的。”追回记忆的圆号手眯着眼睛，没有看任何人，然后，说出了这个句子，“能想象吗？声音好像是从身后的某个深谷中，雾一样蔓延上来，包裹住整个舞台。”——他做了一个包住的手势。
——开头是这样的。
我被吓了一跳——只是看到这个名字，万福街上的声音就伴随着耳鸣席卷归来——在我搬离那里之前全部的回忆，我和刘蓉蓉放学回家的时候远远看见这个城市还潜伏在大地上的风景，闻到母亲们炒菜的味道，她趴着对我说的那些话，她骄傲地向我宣布她最新发明的句子。
我想到了这句话，它们就在那里，一碰就落了出来，好像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那样。
上午下班之前，怀着祈祷她还没有换手机号码的心情，我给她发了一个短信，内容是：“我看见你的新小说了。”
她并没有回复我。
那天中午我吃了番茄牛肉盖浇饭，吃完之后，沿着出版大厦旁边的小路来回走了两次，这才上楼。在电梯里，我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是她的电话号码，我接了起来，但是信号奇差，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急得按了一个最近的楼层，两步跳出电梯，连连喂了好多声，终于听到她在那边叫我：“姐？姐？”
“哎！哎！”我说。
“哎呀，你在哪儿呀，怎么信号这么差？”刘蓉蓉以熟悉的语气开口，根本不像是好几个月都没和我通电话的样子。“嗯，在单位。”我说。
“你上班了？”她不敢相信。
“是啊，我去年毕业了。”我说。
“啊！你终于毕业了！我还以为你要继续念呢！”她夸张地说，一边叫，一边咳嗽起来。
“怎么啦？感冒了？”我问。
“没有，没有，”我能够听到她摸索着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说，“刚起来，嗓子不舒服。”
“哦，看见我给你发的短信了？”我小心翼翼地问她。“嗯。是呀。”她反而大大方方地说。
“你最近，是有什么事吗？”我问她。
“没什么特别的事啊。”她用很愉快的语气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刘蓉蓉也有了轻描淡写的本事，可能是从姑妈过多的歇斯底里中得到了反面教育，她曾经每天一放学就往我家里跑，也曾经长篇大论地写信给我，但是这些日子都已经过去了。
“嗯。”我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啊！你是说看到我写的那个小说了吧？”她却自己说到了那件事。“对啊。所以有点担心你。”我说。
“不用担心，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我最近谈恋爱了，所以很开心，你要接着看哦，等到看完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她笑起来。
——她的确是那样说，“等到看完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我们挂了电话，我走了四层楼回办公室，坐在位子上看完报纸上的第一章。
故事中主要有三个人，“我”、指挥家和圆号手。简单地说，“我”和指挥家想组织一个交响乐团，而圆号手是我们的应征者。
当然不仅如此，故事再次写到了那头在城北垃圾场中轰鸣的巨兽，它曾经在第一个《声音乐团》的故事中出现，并让我印象深刻，但是现在它却从故事的一开始就陷入了沉默。
“兽的声音消失了，不仅悄无声息，而且无伤大雅。”刘蓉蓉写道。
这之后，不知何故，城市中的古典乐从业者们大批失业，咖啡店中也不再播放音乐，于是，有了指挥家，他宣布，只要重新组成一支乐团，演奏马勒第二交响曲，就可以重新唤回兽的鸣叫。
“我”相信了指挥家荒唐的话，并且帮助他开始应征乐手。在城市中关于巨兽的回忆各不相同，对于“我”来说，回忆是：“兽停止鸣叫之后没多久，父亲死了，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被一辆卡车撞得直飞起来，落在十七点八米外的地面上，具体时间是晚上七点过二十分。”
相比小时候，除了文章字句更加顺畅，并且终于正大光明地写到恋爱和一夜情之外，刘蓉蓉并没有太多改变，我依然能从故事里清晰地发现她生活的痕迹——在故事里，她再次写到了海豚酒吧。
海豚酒吧——在海豚酒吧中，指挥家面试着每个陌生的乐师，而“我”最后和圆号手睡在了一起——我死死地盯着报纸，好像这样就能了解她这么写的原因，或者说，我并不是不知道原因，只是不想再想起——但刘蓉蓉宣布：“追回记忆的圆号手”——她做得很好——就在那一天，我把这篇小说看了整整三遍，这故事对其他人可能普通，只是报纸上另一则奇情小说的开始，但对我来说，却是刘蓉蓉所带来的孤注一掷的信号，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如此不顾一切，好像要把自己彻底呕出自己的身体。
但她本人却对阅读者的揣测表示了否认。
以前，刘蓉蓉刚刚出版了一两本书的时候，我问过她：“你的小说里为什么老是要有那个海豚酒吧？”
当时她来我的寝室看我，坐在床沿照着镜子试新买的口红，她放下镜子，做出惊讶的样子，唱戏一样，反问我：“没有海豚酒吧怎么活？”
这句话是她那时候的口头禅，那年她终于从姑妈那里搬了出来，靠自己的稿费租了一间单人公寓，虽然条件简陋，上上下下住的人在我看来也形迹可疑，但是她却每天得意忘形，动不动就说，“没有口红怎么活？”“没有香草冰淇淋怎么活？”“没有天美百货怎么活？”有一天她还说，“姐，我没有你怎么活？”
她很喜欢说这样的话，好像如果不说，我们所有的感情就会荡然无存，有时候她就像一个口渴的人，和我打电话，一直念：“姐，我想你了想你了想你了。”念到高兴的时候，再加一句：“姐，我没有你怎么活？”
当然，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我们激烈地争吵了，然后疏远——但刘蓉蓉不管，先过了嘴瘾再说。
从母亲的来电中我可以得知，刘蓉蓉的死亡对姑妈是又一个致命的打击，她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对每一个来看望她的人讲述她这么多年来的辛苦、悲伤和不为人知。“说得人也烦了。”母亲有些抱怨。母亲说姑妈说得人也烦了，亲戚们尚且如此，偌大一个永安城谁又关心谁的事呢？刘蓉蓉以坠地的重重一响，只能换到一个报刊市民版的滑稽回声，我把那张报纸揉在手中，来来回回看关于她的报道，揣测一个陌生人看见它的心情。
在报道中，亡故的小说家将编造的天赋慷慨赠与他人：那些夸奖她的小说其实非常优秀的评论家，说她为人谦和、对工作认真的市报编辑，我的姑妈和街坊邻居。此外，还有编辑办公室尹主任。
刘蓉蓉去世的消息上报之后第二天，尹主任像模像样地走过我的办公桌，停下来，漫不经心地说：“小杨，《声音乐团》那小说的选题已经过了。之后的工作你要跟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