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农历大年初一，这天下午3点5分，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补酒”。由于当时电视机尚不普及，这条用16毫米彩色胶片摄制，长度为1分30秒的广告，观众没有太多记忆。
昔日被视做“资本主义生意经”的广告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久违的“商业”理念开始冲击人们的头脑。
这一年，北京和平门烤鸭店及前门、王府井分店，均恢复了创办之初的名称“全聚德”烤鸭店，开始了民族品牌之路。同时，可口可乐悄然来到中国，敏感的外国商人已经瞄准了中国庞大的市场。而在中国民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响亮口号也点燃了人们率先致富的强烈渴望。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实行，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在温饱问题初步解决的同时，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日渐突出，那么这些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在哪里？
在江苏省的江阴华西村，一个名叫吴仁宝的人正以小五金厂里“叮叮当当”的敲击声给出答案。这位深知“无工不富”的“农民政治家”，精明而务实，早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就悄悄抽调了社员在村里办起了小五金厂。
在浙江萧山，一个名叫鲁冠球的人靠向农民提供一些小农具、小配件，经营起了一家小小的农机厂。1971年，他率先根据劳动量发放工资，实行计件（时）工资制，而直到1978年才有少数国营工厂小心翼翼地试验这种分配制度。对于鲁冠球来说，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12月22日。这一天，每天关注国家政策变化的鲁冠球从广播里听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文件，文件说要鼓励发展社队企业，根据不同情况，实行低税和免税政策。第二年春天，鲁冠球开始堂而皇之地大办工厂。
此时的吴仁宝和鲁冠球都不会想到，他们创办的作坊式的乡镇企业，在以后的几年中将以惊人的力量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中国民营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支有生力量。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城市。1979年春，下乡知青如洪峰一般从乡村涌向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处处人满为患，吃饭、住房、就业纷纷告急。这一年全国亟待安排的待业人员达到800万人，城镇待业率达5.4%，严峻的就业问题困扰着各级政府。长期计划体制下的城市经济结构不可能解决如此大规模的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于是，一大批待业青年只能到工厂、商店做临时工。在广州，这些待业青年被称为“八路军”，因为他们每天工资8毛钱。即便如此，“八路军”们还算是幸运的，更多的人甚至连一份临时工作也不容易找到。
1979年3月，一名叫容志仁的青年从阳江回到广州，生活没有着落，原本学美术的他无奈之下从街道文化站借了口大锅，用仅有的100元钱开了家早餐店，干起了个体户。容志仁回忆说，当时大家都不愿干个体户，整条???道摆摊的人很少，个体户被人叫做“街边仔”，没有社会地位，而他之所以没有顾忌，主要是迫于生存压力。为了满足许多小学生吃早餐的需要，容志仁在店里挂了一块牌子“学生餐一毛钱，有粉有粥”。这一小小举动，令他的学生餐出了名，生意一下子好了许多。
在北京前门，一名叫尹盛喜的人主动丢掉了大栅栏街道办事处的“铁饭碗”，靠着几千元贷款，带着几个待业青年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当时，诞生了老舍名剧《茶馆》的北京连一家茶馆都没有。尹盛喜就这样从两分钱的大碗茶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在辽宁大连，一位叫姜维的军人转业回到家乡，苦熬8个月没有等到工作，急于自食其力的他不顾父母的极力反对，靠妹妹借给他的400元钱，在大连动物园门口摆起了照相摊位。他为自己的摊位取了一个颇有深意的名字：“照照看”。他说，大家都认为干个体不是件光彩的事，起名“照照看”，就是鼓励人们前来光顾。尽管如此，只要发现有熟人，他总要躲到树后面，生怕被熟人碰见了难堪。
在浙江温州，19岁的章华妹在闹市区的解放北路，摆上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满了纽扣、纪念章、表带等几毛钱的日用品，她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这时的章华妹并没有今天年轻人创业的喜悦。她把摊子摆在家门口，为的是一旦“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来，好立即收摊关门，以免被罚款、没收货物。虽然此时摆摊做小生意的人已经不少，他们卖的有些东西是国营商店买不到的，而且价格也便宜，但是他们和章华妹一样，偷着做生意，整天提心吊胆。章华妹后来说：
“当时人们都看不起做小买卖的，羡慕集体企业、国企，我的一些同学看到我做买卖都觉得害臊，他们路过我家门前时都会把脸转过去。我开始也感觉头都抬不起来，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发觉每天还有几块钱的进账，感觉就特别高兴，心里也平静了下来。想着人家上班赚钱，我也是赚钱啊！想开就好了。”
在安徽芜湖，一个叫年广久的人凭借独特的炒货手艺，让“傻子瓜子”名气大振。据说年广久炒出的瓜子，一磕三瓣，清香满口，这个手艺别人无论如何也学不到家，正所谓“一招鲜，吃遍天”。
1979年，类似容志仁、姜维、年广久这样的个体户在全国有10万户，他们大多从事修家具、卖小吃、理发、修鞋、磨刀等职业，其身份大体是回城知青、街头小贩、农民、“两劳”释放人员、无业游民。这些社会地位相对较为低下贫寒的阶层，组成了中国民营经济最早的部落。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正式的个体户，也被人称为“街边创业第一代”。
如今看来，开放个体户创业，解禁乡村家庭工业，恢复城乡小商品市场，似乎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也预示着随着改革开放兴起的个体经济的发展之路不会平坦，此后它所遭遇的诸多考验与磨难，其原因在于不同时期对于个体户存在合法性的质问。
在1980年6月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不同经济形式可同台竞争，一切守法个体劳动者都应受社会尊重”。
这一年，温州市东城区鼓楼工商所通知章华妹去办执照。这让章华妹颇感踌躇，她担心这一纸证书会成为以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证据。就在犹豫不定的时候，章华妹的父亲对她说，“国家都说要改革开放，领了总不会有错。”
1980年12月11日，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让她想不到的是：这张用毛笔填写并附有相片的营业执照，竟然成为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她本人则成为中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
领到了执照，章华妹觉得有国家政策依靠，以后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做生意了。她进的货逐渐多了起来，事业开始慢慢发展。章华妹后来对记者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中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身份只是一种象征，是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率先发展个私经济、民营经济的象征。”
1980年这一年，原温州市革命委员会在松台街道正式发放了1844份个体户营业执照。在这1844位领证者中，章华妹只是在领证时排到了第一号而已。但是她还是感到十分幸运，她觉得拿到“第一”这个执照，就像中奖一样。
这一年，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接见个体户代表，很多个体户不敢发言，容志仁却把自己卖“学生餐”的生意经大胆讲了出来。任仲夷当即一拍桌子说：“这是个有独特经营思想的年轻人，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种人。”在多家媒体的报道下，容志仁出了名，生意由此更加红火。
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决定明确指出“城镇青年就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并提出“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八字方针。
这一年，全国个体户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极大地解决了城镇就业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经济的春天完全到来，中国依然未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阴影。“雇工”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1981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性规定》，要求保护个体经营户的正当经营、合法收益和资产，规定个体户经工商局批准可请一至两个帮工，个体技师可带最多不超过5个学徒。
随着城乡个体经济规模的扩大，雇工人数明里暗里远远突破国务院“不超5人”规定的个体工商大户即私营企业日渐增多。广东高要农民陈志雄1980年承包了105亩鱼塘，雇了一个长工，请临时工400个工日，当年获纯利1万元，立即惊动了中央级党报。1981年5～9月，《人民日报》在农村版推出持续4个月的讨论，探讨陈志雄的雇工承包到底算不算是“资本主义”。
例如，在7月5日就有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陈志雄承包鱼塘应有个限度》，该文认为：“虽然‘既有利于集体，又有利于个人的做法，即使有一点剥削也不应大惊小怪’，但是，剥削毕竟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多了就该限制。”另一篇题为《不可否认陈志雄的收入中有剥削》的文章认为：“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有利于生产发展，在生产力落后的我国，这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但不能因此认为他的个人收入中不存在剥削。”
同样是广州第一批个体户之一的高德良，1980年4月下海创办“周生记太爷鸡”，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6个帮工，被社会上指责是剥削。高德良不服气，写了一封长信上书中央领导人，反映应放开雇工等问题，一时引起轰动。
有雇工，就存在是否有剥削；有剥削，就不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那个年代人们普遍的思维逻辑。
而此时的乡镇企业，也正受到方方面面的指责，如“挖社会主义墙角”、“助长了不正之风”、“乡镇企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报道，在媒体上屡见不鲜。尽管此时的乡镇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但潜在的意识形态因素决定了早期改革按照不同的资产身份制定相应政策的特点，也决定了对于个体经济态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在1981年初之前，国家政策一直是朝着鼓励个体经济的方向推进的。例如，1980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提出“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形式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发挥所长，开展竞争”。
但是到1981年，由于中央财政出现困难，国营企业改革推进乏力，而刚刚萌芽的民营力量开始形成一种经济力量，此时对前者的保护和对后者的遏制，成为一种本能性的政策反应。个体经济开始遭到严厉整顿，个体户、社队企业与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夺原材料的行为、贩卖工业品等行为被严格禁止。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也让不少个体户心存芥蒂。摆个体照相摊的姜维对此深有体会。他说那时国营照相馆照坏了没人挑毛病，个体户照坏了就要查办，执法部门对个体户的营业执照说没收就没收，市容管理部门甚至将个体户与草木垃圾等归于一类，属于清理的对象。
尽管如此，在改革春泥里播下种子的个体经济，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它的生长。1982年，卖早餐的容志仁已经成了“万元户”，这在当时是笔令人吃惊的财富。多年后，他回忆起来依然激动万分：“刚刚有1万块钱的时候，我和老婆数啊数啊，当时只有10元一张的，哇，数了那么多张，好高兴哦。”
这一年，“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扩大到全国，安徽“傻子瓜子”的老板年广久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1981年9月，年广久父子三人已经忙不过来，于是雇了4个帮手。随着经营不断发展，雇工随即增加到七八十名，日产瓜子1万多斤，月营业额达60多万元。红眼也好，看不惯也罢，民间议论随之四起，这不是资本???剥削又是什么？
有人翻出了《资本论》，找到了依据：7人以下是小业主，8人就是资本家，所谓“七上八下”。如何处置私营业主超出规定多请帮工的请示报告，递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办公桌上。对此，党内争议颇大，邓小平用潦草的笔迹写下了自己的意见：“放两年再看。”
对于发展中的个体经济，虽是意料外的事情，但到底它长得多大、走向何方，邓小平主张采取宽容、鼓励的态度，不争论，也不作政策上的明确界定，允许它们生存，同时边走边看。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对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确定了“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邓小平的“放两年再看”让年广久躲过一劫，但浙江温州柳市镇的“八大王”却没他那么幸运。所谓“八大王”，其实只是柳市镇八位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户。由于经营灵活收益不错，他们成为温州乃至全国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却因此作为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上了“黑名单”。8人中除了“螺丝大王”刘大源侥幸逃脱外，其余7人先后被捕入狱。
多年后刘大源回忆当时的情景，依然心有余悸。8月的一天，早起上街的刘大源感觉后面有人盯梢。大街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让他暗自心惊。于是，他趁人不备钻进小巷，潜进家中取出7万元现金，跳上一只机动小木船，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逃亡生涯。由于“逃跑”时十分仓促，刘大源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
“枪打出头鸟”，“八大王”入狱，让刚刚活跃的个体经济遭遇了第一次寒流。初尝经商甜头的温州人无不担心这种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一时间，刚刚红火起来的工厂关门了，商店收摊了，人人自危。
市场的负面效应使民营经济的成长势头大为延缓，特别是先行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和压力。1980年温州市工业的增速为31.5%，到1982年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1.7%，柳市镇工业产值比上一年下降7000万元。
阴霾笼罩，久久不去。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着急了，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放得还不够，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针对雇工问题，邓小平指出：“有个别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正确，头脑清醒，这个问题容易解决。10年、8年以后解决也来得及，没有什么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