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小平讲话之后，1983年8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300多名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代表座谈，主题是《怎样区分光彩和不光彩》。
“究竟谁光彩呢？必须有个明确的标准。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胡耀邦的讲话可谓一锤定音：从事个体劳动是光彩的。此时，国家的政策是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在政策上还是禁区。
对守候在收音机旁听到总书记讲话的姜维来说，这一天成了他终生难忘的日子。第二天一早，他和在大连动物园门口摆小照相摊的7个伙伴，买了刊登着胡耀邦讲话的《大连日报》。姜维说：“那个感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昨天还说我们扰乱市容，今天总书记说我们是光彩的，一下子做人的尊严有了。胡耀邦的讲话给我一种力量，让我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感觉。我们一帮从事个体经营的哥们儿买卖也不做了，拿着报纸整整一个早上一边念一边哭。”
此时，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来到了苏南等地。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社队工业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在文章中，他旗帜鲜明地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并且认为与资本主义的“大鱼吃小鱼”不同，社会主义是“大鱼帮小鱼”，应当提倡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他说：“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我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作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
费孝通依据各地乡镇企业不同的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及具体做法，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即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概括出理论界普遍认可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等。
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源于其与生俱来的活力，因为它的成败和每一个成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这是国营经济无法相比的。
到1983年，非国有的乡镇企业一举占据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当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占中国工业的1/2，乡企职工数已达1.02亿人，超过国企。
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对家庭办和联户办企业及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至此，乡镇企业结束了初创阶段，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从1979年开始，中国农民硬是在5年的时间里，创造出134万个乡镇企业，从业人员3000多万，创造产值达1222亿元。
这一年，经过政府联合调查组的复查，温州市宣布“八大王”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其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八大王”无罪释放，得以平反。如今的柳林镇已经是全国百强城镇，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000多家电器企业，年产值上百亿。
这一年，容志仁出席了广州市个体户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广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容志仁在会上被选举为刚成立的广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
这一年，姜维开办的“照照看”摄影摊扩大成“姜维影书社”，并且经国务院特批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中国光彩实业有限公司。
尹盛喜的大碗茶渐渐有了不小的名声，1988年底他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第一家京味茶馆—老舍茶馆。此后，一曲《前门情思大碗茶》更将大碗茶的传奇传到了五湖四海。如今的老舍茶馆更像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高雅而亲切。29年前为解决就业问题而生的露天摊点以及两分钱的大碗茶，已经成了改革开放和艰苦创业的代名词。
吴仁宝的华西村，以“天下第一村”的美誉成为中国农村的典型。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华西村的华西集团公司2008年的营业收入将超过500亿元，比1978年的108万元增长46200多倍。而鲁冠球小小的农机厂早已变成如今的万向集团，在美国、英国等8个国家拥有26家公司，其中万向集团独资或控股19家。
若干年后，邓小平同志以“异军突起”这四个字来形容乡镇企业。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中国的乡镇企业，相对于国营企业的确是一支“异军”，它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牢笼，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如果把国有企业比成“养育在花房里的盆花”，那么与之相比，民营企业更像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小草。当这颗种子播撒在改革的春泥里，开始并不引人注意，甚至偶尔还会遭到踩踏，但谁也没有想到它最终长成一片绿色。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篇小学课文《种子的力量》。
种子的力就是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能显现出来。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也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不能阻拦它生长的力量。中国民营经济就是这样一颗实实在在的种子，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不断冲决旧体制的堤防，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土壤里，不屈不挠，顽强生长。野火春风，雷霆雨露，严酷的生存搏杀造就了中国民营经济野性的体魄。
如今，人们把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合称为“中国农民的两项伟大创造”，因为它们来自农民的智慧，这两项创造不仅使中国农村的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对中国的全面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企改革：“婆婆”要松绑，“媳妇”要自强
在改革开放之初，最有名的企业家是一个名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天津作家蒋子龙因为1979年发表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而被众多的读者认识和记忆。这部小说后来被拍成电影搬上了银幕，人们从乔光朴身上看到了时代的呼唤。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用“乔厂长”来尊称那些推进改革的企业家。乔光朴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被人们所喜欢，在于他对企业负责，勇挑重担，不怕得罪人，更在于他涉及当时企业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企业自主权。
当农村改革起步之时，在城市同步进行的是经济改革的试点工作，国营企业是城市经济改革的重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并不被认为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计划部门决定。原料由国家供应，产品由国家包销，利润全部上交国家，用钱必须再向国家申请。企业没有自主权，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靠自觉。
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6个国营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7月，国务院在总结试点经验后，下达了以扩大国营企业经营自主权为核心的5个文件，以首都钢铁公司等8家企业为首，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
此刻的城市经济体制，总体上还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集中了财力、人力和物力，为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原有计划体制的弊端也明显暴露了出来。
国营企业早期改革并没有从体制层面触动“计划”二字，而是围绕“放权让利”这一核心展开，无论是开始的利润留成，后来的承包制，以及中间尝试的利改税，都是这一思路的不同表现形式。从放权让利开始，中国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旅程。因此，从1978年试点一直到90年代初，这个改革并不是把国有企业塑造成市场经济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而是着重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
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了由国家包办一切的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道路无疑是艰难的。不用说改革初期，即使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旧体制的缺陷只是过度集中而已，通过向企业放权让利就可以解决问题，未能完全认识到国企改革的艰难程度。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专题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编者按中这样描述：
“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经验是：甩掉产品包销的拐棍儿，自己到市场上创牌子，闯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装潢新）一快（转得快）取胜，大胆改变现行制度。”
报纸宣传成功的企业家，当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篇普通的报道，很容易淹没在企业报道的汪洋大海中。无论是采访报道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还是步鑫生本人，都不会想到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风云人物已然登场，后来有人形容说，“这是一个裁缝的神话”。
步鑫生，解放初在上海做裁缝，后来回到家乡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开了一家裁缝铺，经营日渐扩大，后来担任了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采访报道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后来回忆道：“他对于过去那种‘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深感不满，利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机会，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尝试，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他对外努力搞活经营，到市场上去竞争，以品种多、花色新的优势在大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在企业内部，他改革了分配制度，按职工劳动实绩进行分配，并从生产实际出发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生产现场管理也颇具特色。”
在当时，步鑫生的做法是有争议的，因此采访报道作为内参，被送到了当时的党中央书记胡耀邦的案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