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这个中心环节，主要应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确立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这两方面的正确关系，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内容和基本要求。”
要实现上面所说的“基本要求”，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工程，整个现有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势必都要进行改革，需要进行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国家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改革的难度和复杂程度都是空前的。那么，当时中央对这场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农村改革的新改革是如何设想的呢？
“中央认为，这些改革，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分出轻重缓急和难易，有先有后，逐步进行，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达到这个目标的步骤，另行部署。”
“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这个时间表能否实现呢？在1984年，人们并不知道。对于即将开始的城市改革，《人民日报》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发表社论《条件已经具备》，社论认为：
“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具备，总体方案已经公布，是进一步加快改革的时候了。
“……
“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还是领导经验上来说，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正如国内外的有识之士所指出的，中国正处在改革的‘黄金时代’。”
这一年，加快改革成为中国人的共识。解决了温饱，正在向小康迈进的8亿农民希望继续深入改革，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和改变自身命运的空间；城市里的人们强烈地希望改变现状。这一年，改革已经不只是少数理论家的设想，也不只是国家领导人的宏图大略，而是亿万中国人的强烈要求和投身其中的事业。
这篇社论最后用“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来描述当时的中国，告诉人们，“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正面临着这样激动人心的关键时刻”。改革的大河能???冲出“龙门”，这尚需时间的检验。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们对于改革的热情，以及汹涌澎湃、一泻千里的改革大潮带给我们的震撼和力量。
改革的激情过后，人们发现，他们还得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虽然明确提出，今后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了由国家包办一切的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道路无疑是艰难的。如何将计划经济下的国营企业变成市场经济下自负盈亏的主体，全世界都不可能给中国提供答案，更何况，此时的中国还不是市场经济。
这一年，人们认识到国企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找到了改革的重心和方向，这时的国企厂长经理虽然不需要再为修一个厕所而向上级打报告，但是企业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改革。
于是，在农村改革中大见成效的承包制开始成为国企效仿的对象。一个叫马胜利的企业厂长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只是，当年还没有评选年度风云人物这样的媒介事件。
这一年年初，800多人的石家庄造纸厂已经连续三年亏损，上级下达的当年实现17万元的利润指标竟然没有人敢认领。
此时的马胜利只是厂里的业务科长，这一年3月28日，他在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向新领导班子表决心》，提出由他承包造纸厂，保证从5月到年底实现利润70万元，力争达到100万元。后来，马胜利对他当时夸下海口作了这样的解释：“搞承包，并不是我‘一时冲动’。……亏损的原因我心里一清二楚，就是因为吃‘大锅饭’。当时我只管销售科，无法左右全厂局面。1983年3月，我自荐当厂长，要求承包全厂，但遭反对没干成。今年再次提出承包，我是对全厂情况深入调查研究之后作出决定的。”
在无人接盘的情况下，马胜利顺利地承包了工厂。结果也很快见了分晓，这一年5月份企业实现利润21万元，一个月就超额完成原定全年17万元的利润指标。
多年以后，马胜利在谈起这段历史的时候依然意气风发：
“我们厂是一个国营企业，也是一个大中型企业。在当时来讲，你个人承包一下子就轰动了，在当时的压力也很大。我当时提出来，17万元他们不包，那么我老马70万元把它翻个个儿。结果包了以后，头一年就完成了140万元，不但70万元完成了，还翻了一个个儿，这是1984年。1985年呢，在140万元的基础上我又翻了一个个儿，完成了280万元，紧跟着第三年我又完成了560万元，也就是我干了三年翻了三番。”
马胜利之所以旗开得胜，在于他在产品结构和销售激励上下了工夫。根据市场需求，马胜利调整产品规格，并且研制出新的产品，例如，卫生巾就是马胜利这一时期的发明。为了鼓励业务员开拓市场，马胜利设立了“开辟新客户有奖”规定，工人的收入也不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些措施让死水一潭的工厂顿时获得了生机。
我们发现，马胜利的出现和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是如此合拍，当马胜利的传奇被媒体报道、放大之后，马胜利迅速成为当时国企改革的象征和公众人物。
人们似乎找到了国营企业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那就是承包制。许多处在困境中的国有造纸厂，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马胜利承包。
承包制真的能够解决国企的问题吗？对于国企改革，不用说改革初期，即使我们把时间向后推三年，人们也没有完全认识到国企改革的艰难程度。当时人们以为旧体制的缺陷只是过度集中而已，通过向企业放权让利就可以解决问题。于是，“放权让利”，就成为国企改革初期的一个核心理念。
“放权让利”虽然给国企松了绑，但是绳子还在政府主管部门手里。“放”多少？“让”多少？很难界定。1985年底，就在马胜利和他承包的石家庄造纸厂大出风头的时候，在河南郑州，一位和马胜利的事迹极为相似的厂长却被企业上级主管部门一纸文件扫地出门，这位倒霉的厂长叫宋北方。
根据当年《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位厂长被免职，是因为他在担任郑州市第二交通运输公司机动车辆厂厂长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整顿，使企业效益大为提高，昔日的“骨头”变成了“肥肉”。这引起了公司党委书记的嫉妒和眼红，于是，一道道收权截利的指令接踵而至，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宋北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企业花钱向公司“赎身”，双方脱钩，但是没有成功。双方的较量在这一年年底分出了胜负，在公司给企业定的新承包方案出台后，宋北方要求：“承包可以，但是，第一，要按厂长条例办事；第二，要按企业法办事；第三，公司对厂里的责任目标规定后，不得随便搞行政干预。”
和顶头上司提条件的结果是，宋北方第二天就被就地免职。
这篇题为《一位锐意改革厂长的遭遇—记郑州市第二交通运输公司机动车辆厂厂长宋北方》的长篇通讯提供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我们终于在采访市体改办主任时，从这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悟出了其中的奥妙：车辆厂和二公司的问题很难办，主要是涉及财产问题，没法分个是非，谁去替他断这个官司？改革是个探索阶段，不能急嘛，这类问题还是以‘冷处理’为好。”
1986年4月23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后，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这位得罪了上司而被免职的厂长，“宋北方事件”被放大成公共事件。在党报舆论的强力推进下，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迅速出现了，《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中共郑州市委排除重重阻力，对这一打击压制改革事件抓住不放，一问到底。在要求公司恢复宋北方职务的同时，作出了车辆厂与二公司‘脱钩’的决定。”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宋北方事件”终于有了一个符合中国人心理的大团圆式的结尾。好人的冤屈得到昭雪，读者的预期心理也得到了满足。
但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宋北方事件”从头到尾都有上级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影子。他们也许不能完全左右宋北方的命运，但是完全可以决定他所在的机动车辆厂的兴亡。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宋北方复职的时候，企业账面上只剩下1万多元，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工人没活干。一个企业的命运要由地方各级党委来决定，承包制的最终命运我们也可想而知了。
而郑州市委作出的“车辆厂与二公司‘脱钩’”的决定最后也没有实现，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企业产权改革在当时才刚刚开始探索，比承包制还要晚。直到今天，这家企业还是“郑州市第二交通运输公司机动车辆厂”。只是，当年54岁的宋北方的情况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那就是在这一年的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国营企业。当然，宣告这个街道小厂破产的，依然是政府部门。这一天，沈阳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告这个连续亏损10年、负债额超过全部财产2/3的企业破产，并收缴其营业执照。
这年年底，《企业破产法（试行）》开始实施。同时出台的还有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到了1987年，宋北方和他的企业总算过上了好日子，《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了一篇通讯《受挫后的奋起—宋北方回厂一年纪事》，并配发评论《让改革张满风帆》。这一年，春风得意的马胜利马不停蹄，奔波于全国20个省市，吸纳了100家亏损造纸企业。
1988年1月19日，中国最庞大的造纸集团“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在锣鼓喧天中成立。此前四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被免职的新闻。
1988年4月20日，马胜利达到了他事业和人生辉煌的顶点。这一天，马胜利以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身份来到中南海怀仁堂领取荣誉证书。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记录下了他和某领导人的一段对话：
“马承包，你包了多少？”
“36个。”
“包字是不是那么灵？”
“包和不包大不一样，包了就是有效果。”
“你不是还有36计吗？”
“是。”
“包为上策，包为上策。”
就在这位领导人认为“包为上策”的时候，马胜利的“纸业集团”已经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一个月后，马胜利承包的浙江省浦江县造纸厂因为亏损额达9万多元，退出了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纸业集团”成立四个月后即告失利。这似乎预兆着承包制不祥的命运。
这一点，研究农村改革的专家似乎认识得更清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某些干部不如农民聪明，你比如说企业承包，承包者可能是拼命地、掠夺式地使用企业的设备，然后这个企业的设备很快老???了，折旧完了，最后承包期结束，承包者得到好处，但是交给你一个烂摊子。”
作为国企改革标志性人物的马胜利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败英雄，从道德层面来看，马胜利恪守了一个企业家的职业道德。但是，作为承包者的国企管理者队伍并不都是私德无亏的，经营活动中的腐败，以及如何处理和企业的“东家”—政府部门的关系，都是企业发展中的“地雷”。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企业上演的众多悲喜剧无不与这些因素密切相关。
对于承包中的这些问题，陈锡文说：“我觉得这类问题，农民解决得非常好。农民知道地是可以承包的，因为你真想要把良田掠夺成荒漠的话，要相当长的过程。但是牛是不承包的，如果牛承包了的话，牛会累死的。所以农民就很清楚，什么东西当时必须买断，什么东西可以进行承包。像这样的问题，在农民那里其实解决得很好。”
对于承包中的问题，农民是最清楚的。
1987年，就在马胜利如日中天的时候，浙江农民企业家鲁冠球在这年10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说：“承包应该是全权承包，应该将自主权充分地交给企业，如果没有人事权、投资权，企业就无法到市场上去竞争，无法打入国际市场。”
在市场竞争中闯荡过来的鲁冠球，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他经营的万向节厂在资产关系上属于他所在的宁围乡政府，只要“东家”—乡政府愿意，怎样安排企业的命运都行。鲁冠球敏感地发现，如果政府随便干预企业的运转，那么对企业、职工和他本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最终，鲁冠球通过与乡政府谈判，将企业一半的产权归“厂集体”所有，鲁冠球称之为“花钱买不管”。对于国企改革“放权让利”所要解决的企业活力和管理上的问题，在乡镇企业并不存在。此时，乡镇企业尽管身份暧昧，但一些敏感的经营者如鲁冠球等人，已经意识到产权问题了。
这个时候，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国企改革“承包制与股份制并举”的思路。股份制，这个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专利的资本组织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刚一出现就引起了争论。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说：“当年争论的最大问题在哪里呢？股份制再搞下去不就会变为私有制？股份制就是私有制，股份制是资本主义下才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下怎么会有这东西呢？有股份制将来就有证券市场，有证券市场以后那么就完全跟解放前一样了嘛。当时，很多人讲不要紧，股份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国家控股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是大家集资，职工集资的话，那带有合作经济的性质，那也没有关系。乡镇企业如果是让农民入股来办的话，那也是集体所有制呀，但是，尽管如此，争论就没有结束。在理论界讨论的同时，一些企业已经自发地在搞了。”
对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会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经历过极“左”年代的人们对此心有余悸。
邓小平在1986年的一个举动，使人们对股份制这一新事物心里有了底。
1986年1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来北京出席中美金融研讨会。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范尔霖，会谈结束后，范尔霖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送给邓小平。他告诉主人，佩戴这枚证章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通行无阻。同时，范尔霖还送给邓小平一本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
范尔霖此举颇具深意。在中国，股票、证券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长期受到批判，邓小平会怎样看待他的这两件礼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