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不仅收下了范尔霖送给他的礼物，还回赠给范尔霖一件更有意义的礼物：新中国刚刚上市的第一只股票—飞乐股票，中国向社会公开发行的第一只股票。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还记得自己选中这件礼物的详细细节，他最初选的是北京天桥商场的股票，但很快发现了问题。刘鸿儒说：“我拿了以后一看觉得不像真正的股票，又有分红还要给利息，这就不对了，另外印的图像也不像。后来我就马上给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打了一个电话，他们派周行长专门坐飞机送了一张股票。
“他们拿来的就是飞乐音响，这个飞乐音响股票我一看比较规范，整个规格符合国际惯例。后来，邓小平同志就把这张股票送给了范尔霖主席。送给范尔霖主席以后，这张股票就放到纽约交易所展览。我们后来比较了一下，在此之前所发行的股票，包括天桥百货商场或者别的企业的股票，就是这张股票比较规范，是真正的股份公司的标准股票，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为中国第一只股票。”
邓小平告诉范尔霖，他是唯一的外国股东。范尔霖则高兴地说：“我很荣幸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第一个美国股东。”
邓小平赠送股票这一细微的举动即刻引起了国外新闻舆论的极大兴趣。外电的评价是：“中国与股市握手！”《朝日新闻》发表整版评论，认为中国企业行将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国经济终将走向市场化。
其实，邓小平赠送的不过是一张面值50元人民币的股票，然而，对于范尔霖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
范尔霖发现这张股票上面写的是别人的名字，于是，他当即改变行程，直奔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证券业务部，他要亲自办理股票转让手续。
11月23日，范尔霖来到了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机构。静安分公司副经理胡瑞荃一面给他办过户手续，一面抱歉地说：“我们刚创办，地方太小了。”
范尔霖马上说：“没关系，我看这里很不错。在中国大城市有这么一间房子。当年，我们美国开始股票交易是在华尔街边上的梧桐树下进行的。”
当时接待范尔霖的上海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黄贵显后来回忆说：“他就到我这柜台上，跟我握手、拍照，在美国报纸上登出来以后，说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公司和世界上最小的证券公司握手。”
此时中国已有股份制企业6000多家，职工、个人与国家共同拥有企业的产权，利益与风险紧密相连，企业的发展壮大成为全体股东的目标。这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大增强，股份制被初步证明是颇具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形式。但这距离真正的资本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今，这张编号为05743、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股票，被国际上视为“中国与股市握手”的象征，安静地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陈列室，成为丈量中国改革步伐的珍贵收藏品。
越来越多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得到了重新认识，并且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邓小平与范尔霖的这次会谈中，双方谈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邓小平不在了，中国还会不会坚持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回答道：
“不是哪个人在不在的问题，而是这个政策对不对。根据我们近八年的经验，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如果哪一天有人想改变这个政策，人们不会支持他，他就会被打倒。所以说，既然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也是中国的希望，谁也改变不了，下个世纪也会坚持下去。”
十三大：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农贸市场。茄子又涨价3分，猪肉摊前挤满了人，一片抱怨声。转念一想，不过年不过节，一次往网兜里装5斤肉，放进电冰箱，10年前谁曾想过？”
“好不容易挤上公共汽车。开了20米，堵住了。街上从来没有这么多车，从来没有这么多人。”
“灯下，孩子做功课。她姥姥和姨都得陪着，没法子，只两间房。听说单位里要出售商品房了，得赶紧攒钱。”
“希望，在明天！”
这是一些普通中国人笔下1987年5月21日这一天的生活片段。这一年，费孝通、钱伟长、赵朴初、刘尊棋等知名人士发起了一次征文活动，希望人们将在1987年5月21日这天的所历所感记下来，为历史留下一幅时代素描。
虽然人们在这一天的经历和情感不会一样，但是对明天充满希望则是一致的。
1987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三年的孙玉胜，电视业务刚刚入门。但凭借扎实的经济学背景，这一年他采制了一条获得全国新闻特等奖的电视新闻：《一条马路隔断了两个企业的产需联系》。
这条新闻报道了两个大型国营企业—沈阳电缆厂和沈阳冶金厂，只隔着一条马路，电缆厂需要的铜正好是冶金厂的拳头产品，按理产需直接见面，既省时又省钱，但在实际工作中却行不通，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没有购买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自主权。
这条新闻在当时之所以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于其切中时弊，用典型事例放大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计划经济的弊端，邓小平很清楚。怎样解决这些问题？1985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城市改革全面开始两年多后，中国人对市场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又一次谈到了计划和市场问题：“为什么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邓小平说：“改革的步伐不能太慢。”
就在这一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出版了《大国的兴衰》一书，该书在全球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在书中，保罗·肯尼迪分析了过去500年大国兴衰的历史，并且预言：
“大国兴衰的进程仍未停止，各大国力量增长和技术进程的速度各有不同，这将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这一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把他对改革的思考写成文字结集出版，这本名叫《改革与新思维》的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正在改革的中国人在《改革与新思维》刚一面世，就将它引入中国。此时，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人们了解得还不多。
就在戈尔巴乔夫在全世界拥有越来越多崇拜者的时候，一位国际知名政治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文章中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作了这样的评价：“年轻力壮的戈尔巴乔夫虽然衣冠楚楚，辩才无碍，但是比起那位84岁高龄，身穿毛式服装，不断吸着香烟，时而放声大笑，脚边放着痰盂的中国领导人来，他则相形见绌。”
尼克松与邓小平打过多次交道。尼克松说：“他（邓小平）那急切的决心和绝对的自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大国的兴衰》和《改革与新思维》引起了各国政治家们的关注。在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一片赞扬声中，中国人对自己的国情和改革的方向有着清醒的认识。
对于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共识。
198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该社三位青年记者的文章《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改革阵痛中的觉悟》，作者站在历史的和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他们急切地呼喊：“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文章认为：“在改革的催化作用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从温饱型经济向小康型经济转轨。”
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在会场上，人们发现了400多名中外记者，其中还包括1名中国台湾记者，这在此前的历届代表大会上绝无仅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三步走”成为这一年冬天的流行语，也成为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词。
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龚育之对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评价是：它“离确认由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探索中，中国人逐渐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中突围，前景已经依稀可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从此改革就峰回路转、渐入佳境呢？
这一年11月12日，肯德基北京快餐厅在前门开业，这是肯德基在中国开的第一家餐厅。这一天天气很冷，还下着雪，但等待用餐的人在门口排队绕了一圈，买一块炸鸡要排近一个小时的队。去肯德基尝一次鲜，体验一下“西方生活方式”，当时要攒上一个月的余钱。
很快，前门肯德基就成为北京旅游的一大景点，甚至成为举办婚礼的场所。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为美式快餐代表的肯德基，其含义已经超越了食品的概念，而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象征。
价格双轨制：“双轨”生“商鬼”
“摸着石头过河”，是对中国改革形象的描述。从计划经济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决定了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新旧力量并行的“渐进增量改革”。因此，改革每渡过一个关口，难免遭遇激流，掀起波澜。
价格双轨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经济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重要物资全部由国家分配，每个企业有相应的调拨物资的计划指标。70年代末期，随着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国家允许企业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可以按市场价格自行销售，不在计划序列的非国有、非公有企业成为这些原料和产品的需求者，两者相结合形成了“计划轨道”的第二条轨道。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件，取消了20%的限制：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
这样，一种生产资料就存在两种价格，一是国家掌控的“计划内价格”，一是市场化的“计划外价格”。“双轨制”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特征，目的是在价格形成上逐渐引入市场机制。中国的改革要稳步推进，就需要循序渐进，价格改革如果从开始就全部放开，存在很大的风险，于是国家采取了这种过渡办法。
“双轨制”一方面可以保证国营企业在原材料采购上的优势，同时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就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局面，使非国有经济获得了生存空间，在其实行的初期一度给经济生活带来了生机，但很快它的消极作用就显露出来。
在生产资料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两种价格之间相差悬殊。比如钢材，国家定价不到700元一吨，而市场上卖到近2000元，于是一个新词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字典中：“倒爷”，把体制内资源搬到体制外，赚取差价。
初级形态的“倒爷”，不过是倒卖服装、小五金等普通日用品，火车硬座、麻包袋几乎是他们共同的道具。大包小包地扛着产品在火车上挤来挤去，枕着麻包袋蜷缩在火车硬座底下，成为他们的形象写照，这些倒卖行为在当时被称为“投机倒把”。更为神通广大的是通过政府背景弄到计划物资批条，然后倒腾出去赚钱，时称“官倒”。
一位自称“从倒木材，到倒地皮，再到俄罗斯倒服装，把‘倒爷’当了个遍”的温州商人多年后毫不讳言地说，他的“第一桶金”源自一张批条。他回忆说：“当时我从一个在政府任要职的亲戚那里得到了一张一次性木材采伐批条，开始了木材的倒卖生意。当时湖南的木材大概在两三百元一立方米，而到了浙江就卖到了七八百元一立方米。”
批条只能用一次，这位精明的温州商人便用第一次赚取的利润疏通关系，与湖南当地的木材管理站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此打通了木材买卖通道。一位亲历其事的网友多年后慨叹道：“可别小瞧了他们，当年可是像蝗虫一样闹腾得厉害，但凡计划物资，化肥、农药、水泥、钢材，没有他们弄不到手的。官倒们起初还装模作样，先注册家公司，把计划物资套出来，再倒出去，好歹有个做生意的模样，也好掩人耳目。后来，嫌这样赚钱太麻烦，注册公司、租仓库都要花银子。于是，就直接倒卖计划票或是批条—一叠批条出手，就能换到整包整包的人民币。”
在河南开封，1983年的“化肥风波”，让如今68岁的杜大壮记忆犹新：“当时国家规定，农民买化肥与每户每年上缴的公粮、棉花等挂钩，根据上缴的多少来确定可买多少化肥，可到最后，农民连一粒平价化肥也弄不到。”
“平价肥”，也叫“挂钩肥”，是农民卖给国家定购粮棉，当时国家奖给农民的化肥，一袋十七八元。此外还有中准价的，40元一袋，而议价肥则卖到60元。平价肥料去哪里了？杜大壮弄不明白。
收到举报信的《中国农民报》记者王太、吴思、赵小华前往开封调查，情况令人触目惊心。他们采访、调查近半个月，没见到一位承认买到平价化肥的农民。
1983年，开封农业部门的领导开始大量批条子，把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人。在此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开封地区的农民买不到政府供应的平价肥，只能花高价购买“条子肥”。时任开封化肥厂办公室主任陈忠有回忆说：“人们都拿着各级领导的批条，像赶集一样堵住化肥厂大门。当时批条子的领导很多，上至地区领导，下至化工局、供销系统领导，每张批条至少要2吨化肥。”
关系户将平价化肥高价倒卖，转手之间就牟取了暴利。1983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三位记者采写的报道《化肥追踪记》：
“只见一辆辆装着尿素、复合肥的自行车、架子车、毛驴车络绎不绝。旁边一位农民‘唉’地长叹一声。我们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说：‘这是气大，你们看，这些买化肥的都是跟县里上层人物有关系的！’尉氏县农民中广泛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硝铵尿素，卖给干部，农民老冤，买点碳铵。’”
“化肥风波”中的“官倒”，只是当时“官倒”现象的一个缩影。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严禁计划内物资在市场出售，但是在高额的经济利益面前，政府部门或掌权的官员利用手中调拨物资的行??权力，占有计划物资并转到市场上高价出售，成了一条不言自明的“潜规则”。
市场上什么紧俏，什么就成为“倒爷”们的目标。前面提及的那位温州商人，很快从木材转向了电子产品—一种两喇叭的录音机产品。这位“倒爷”回忆说：“由于市场上缺货，那时的中国大陆，甚至把两个木头盒子外边包上一层钢丝网，都能够以录音机的价格卖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