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受价格管控的影响，彩电生产量大滑坡。1988年，国家允许彩电价格浮动20%，这立即吸引了“倒爷”们的目光。四川成都无线电一厂是当年我国最早引进国外彩电生产线的企业，原成都无线电一厂劳资处处长刘和鑫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当年的辉煌时期你根本无法想象。在彩电最紧俏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生产大楼前停满了等着拉彩电的卡车—因为车辆太多，甚至不得不动用警察来维持秩序。由于彩电太紧俏，需要‘批条子’或者凭票购买，结果一台出厂价1300元的彩电，仅一张彩电票就倒卖到了1000元。”
一位代表浙江绍兴政府到海南办公司的公职人员，每天拿2元钱的驻岛补贴，但物价飞涨，吃饭油水不足，加碗米饭2毛钱，还得下个决心。但是，他很快做成了一单生意：倒卖“电解铜”。
他回忆说：“那时，有人倒彩电，有人倒橡胶、白糖。这些生意我都谈过，账上没几个钱，谈起来跟真的似的，口气很大。当时海南物资局有一批电解铜，约有二三十吨，积压多年。他们的报价比浙江每吨低近万元。买卖达成，照现在的标准，有200多万利润，我们有10%的提成，一下子赚了20多万元。打那以后，荤菜随便吃，还常去大排档吃点海鲜喝点小酒。”
双轨价格，给“权钱交易”提供了土壤，成为“倒爷”们的天堂，各种国家统配物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市场，国家指令性计划彻底失去了严肃性。严格遵守国家调控计划的国营企业成为受害者，相反破坏规则者却从中获益，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严重障碍。
有学者分析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双轨制”背景下出现的“官倒”现象，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介入，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
“官倒”、“私倒”混生，一时间，倒得物价腾飞，市场动荡，以致工厂停工待料，市场有价无货。时人有首《官倒铭》，讽刺这种社会现象：
官不在大，有权则通，神不在尊，有钱则灵。斯是窍门，唯吾读用。计划换“回扣”，批条变利红；“双轨”生“商鬼”，前门转后门。可以得彩电，盖楼亭。无国事之入耳，唯私利之劳形；倒的公家物，进的私囊中，民众曰：祸由此生。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是当时社会上的流传语。“双轨制”的危害不仅在于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阻碍，更严重的是损害了政府的威信，败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激起老百姓极大的不满。
1988价格闯关：涨得大家有点受不了
1988年是改革开放第10个年头。“官倒”盛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毒瘤”。为了解决“双轨制”的弊端和“官倒”等诸多问题，1987年的北戴河会议决定实行“价格闯关”，全面取消价格管制。
“闯关”，既表明了政府的坚强决心，也说明此次价格改革不同于以往的“调放结合，以调为主”，而是“以放为主”，力求“毕其功于一役”，尽快造就一个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实现“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的目标。
“闯关”伴随着风险。在计划经济时代，价格由国家规定，一直没有太大波动。在人们的观念里，稳定的物价被看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这一年，35岁的陈芸担任新华社专门跑物价的记者。她说，1987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决定物价“闯关”的消息尽管没公布，但下面的物价已开始悄悄涨了。经过一个多月的采访，1988年1月12日，陈芸写出了一篇详细深入的调查《关于物价的通信》，稿件第一个小标题就是：《涨得大家有点受不了》。文中这样描述：
“一位部长级干部说，他家的保姆不敢去买菜，一花就是10元一张的大票子，看着眼晕。
“一位大学毕业已经3年、每月工资70元的年轻人，26岁不敢谈恋爱，说是没钱谈不起，有了女朋友也不敢带上街，怕到吃饭时间不好办。
“一位每月收入67.5元的研究生，每月除吃饭穿衣外，买几本小书都得借钱。
“一对每月工资各七八十元的年轻夫妇，在城里养不起一个孩子。
“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学教师，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到校外去兼课，搞‘生活自救’。一大批企业因原材料涨价而叫苦不迭，反过来又叫喊他们的产品应该涨价。”
价格改革从上海开始。1988年3月，上海调整280种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一些商品纷纷“搭车”涨价。江西的一些个体户纷纷率先“搭车”提高火柴价格，一些国营、集体商店很快仿而效之。南昌有家火柴厂将300多件（每件1000盒）火柴以零售价卖出，这些火柴流入市场后，便又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消费者。
4月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四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在短时间里就增长了两位数的百分点。
5月11日，上海正式实行主要副食品价格“暗补改明补”。猪肉，从每公斤4.08元上升到6.56元；鸡蛋，从每公斤3.00元上升到3.80元；从5月份起，每月明补给每个职工10元，今后将随价格变动而相应调整。《人民日报》的记者汪洪洋报道了上海“明补”第一天的情况。
“清晨5点半，上海最大菜场三角地菜场。肉、蛋柜台前，人们围着新挂出的价目表议论纷纷：‘哟，大排一斤卖到3块5毛5，涨了1块4毛5嘛！’‘蹄卖2块3，涨9毛，厉害！’一位老太太拎了拎手中的篮子说：‘这家伙又沉了一点。’问起‘明补’，一位离休干部说：‘贵是贵了，但不贵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走势明显的物价令百姓不安，社会心理渐趋紧张，抢购初露端倪。3月底，卫生纸在北京的近郊区大面积脱销，就连五六角一卷的中高档卫生纸也难见到。出于无奈，北京市政府不得不作出临时决定：手纸凭本限量供应。一时间，“手纸危机”成为首都居民议论的中心话题。“手纸凭本限量供应，一人一月一卷，这怎么够用！”北京的老太太大发牢骚。外地进京人员（每天100多万）听到这种议论更是气加三分：“你们好歹一月还有一卷，我们来京上厕所用什么？”
尽管百姓在抱怨，但物价改革的步子已迈开，物价犹如挡不住的洪水，在向群众承受的心理堤防冲击。1988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我们的目标是打破产品经济的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此，中心问题是必须理顺价格体系，坚决按价值规律办事。”
经济学家杨帆仔细查阅了1988年上半年的《人民日报》，领导人接见外宾多次谈到“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一次成功”，“把价格改革作为政治动员”，“这是中国传统式的群众运动”。此时，中国经济学界对通货膨胀预期还知之甚少。原本为了打“预防针”的媒体宣传，无形中却加重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一些商人借机囤积包括钢材、水泥等基建物资以及彩电、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
此时，全国物价已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1988年又连月上涨，7月份达到19.3%，大大超过10%的预想。新华社记者陈芸后来了解到，此时中央领导层对价格闯关意见存在分歧。但是8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价格、工资改革方案。
1988年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这则消息好似干柴上添了一个火把，已成“惊弓之鸟”的百姓，误以为9月1日物价即将全面放开，新一轮大涨价即将开始，于是一窝蜂奔向银行挤兑，涌进商场抢购。
人们第一次感受到教科书上所说的罪恶的“通货膨胀”，恐慌心理蔓延。当时的抢购风潮之烈，波及面之广，盲目性之大，在中国改革史上实为罕见。与抢购同步的银行挤兑，不仅挤兑活期存款，且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甚至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
当时的报纸这样描述：“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经济学者袁钢明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老百姓每天早上跑到银行门口排队，纷纷提款。方便面整箱整箱地往家搬，有的一次从商店买100盒火柴，和足够用一年的盐和酱油。连他自己也禁不住加入了抢购大军。
“我到前门大栅栏的一家电器商店，所有电器都已经被抢光了，就剩下一台没有门的冰箱，售货员对我说，要买赶紧买，不买一会儿就没了。”
原本产品滞销的唐山自行车总厂，进入8月中旬一下子被抢购风吹得“热闹”起来：积压的4万辆自行车20天时间被抢购一空，订货者纷至沓来。厂里见状，急召“待业”职工速返岗位，开足马力加紧生产。
不为消费，只为保值或者纯粹跟风，消费者购物时不管品种、不管牌号、不讲价格，甚至连一些积压多年的残次商品也一抢而空。一些不法商家，乘机倾销劣质商品。等抢购风一过，随即而来的是投诉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