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5日，风雪交加。这一天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却显得热火朝天。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仅20天后，胡锦涛来到这里调研。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更没有红地毯，只有漫天大雪装点着清平世界。
53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由此走向北京，执掌中央政权。
53年后，中国共产党又一代领导者回到了执政的起点，他是来“上学”的。
空间没变，改变的是时间和人，但同样的情绪在流淌，沟通了53年的时间长河。两代领导集体背负起人民重托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这里，他在不设主席台的座谈会上重温西柏坡精神，他参观了纪念馆，走访了农户，自己掏钱吃工作餐。
在这里，他说出了日后为人们熟知的话——“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在这里，他倡导了毛泽东的那句话：“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这里，他为53年前毛泽东“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这句话续上了下阙：“今天，是这场考试的继续！”
是的，这是中国出发的一个新起点。
抗击非典：坦诚、负责、信任、合作的众志成城
2002年12月2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到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会诊一位来自河源的患者。这是一个收治5天却找不到病因的病例。钟南山本以为这是一次普通的会诊，然而一系列迹象使他感到事情很不寻常。而且他得知曾经抢救过该病人的几位医务人员也感染了同一种病！
12月31日，钟南山要求迅速向防疫部门报告，并将最严重的病人送到呼吸病研究所。
时间临近春节，广州的发病人数越来越多。忙着回家过年的人们，匆匆踏上各自回乡的行程，没有人料到，这种不明疾病借助发达的交通系统迅速扩散，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即将降临。
2003年2月3日，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治专家指导小组成立，时年66岁的钟南山任组长。2月12日，新华社首次报道广东发生非典疫情，称发生病例305例，死亡5人。
2月18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来消息，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当天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进行讨论。钟南山沉默良久，摇摇头，对此不敢苟同，因为临床征候与治疗用药均不支持这个结论。
当会后有人问他难道不怕判断失误影响院士的声誉时，钟南山说：“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2月中旬，在钟南山的倡议下，“广州市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病原学及临床诊治课题”联合攻关项目启动。此时，这种非典型肺炎已经扩散到全国。在不到30天时间里，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现疫情报告。北京、山西成为重灾区，高发期每天都有上百人发病，年龄最小的患者只有4个月。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全球警报，警告人们注意一种以发烧和非典型肺炎为特征的传染病。3天后，此病被定名为“SARS”。
4月12日，钟南山的攻关小组分离出两株新型冠状病毒，他们认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极可能是非典型肺炎的主要病因。4天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
此时北京的街道上，许多人戴上了口罩，仿佛空气中游荡着致命的恶魔。上下班高峰时，“满城尽戴大口罩”。在阳光下，一声小小的咳嗽会引起周围人的侧目，人人避而远之甚至落荒而逃。人们不敢去医院，因为传说许多非典患者就是在那里被传染的。
人们到处寻找治疗非典的处方，甚至把20世纪初与此无关的药方都翻了出来。一时间板蓝根告急，中药脱销，甚至连商场的醋也供不应求，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消毒液的气味。公交车、地铁站到处贴着“此车已消毒”。但无言的恐惧仍在人群中传播，甚至比看不见的病毒更可怕。
危机，在毫无防备间到来，信息不畅、消息不实导致的猜测、疑惧和恐慌比病毒更快地蔓延。在这个充满消毒水味的春天，一些世界观察家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中国。有评论撰文说，SARS，考验的是政治文明，因为天灾固然可怕，人祸更为可恶。
4月3日，北京疫情已经相当严重，卫生部长张文康在第一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部分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疫情，并向全世界保证：“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张文康通报的数字是截至3月31日，全国发病1190例，死亡46例，其中广东1153例，北京12例，死亡3人。
4月4日，时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会见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冈村正时说：“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事实上，疫情仍在扩散，人们的心理恐慌越来越大。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考验着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办事效率。
4月14日下午，就在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了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北京路，之前没有任何清场行动。他对广东人民说：“我们很揪心”，“感到焦急”。
新任的领导班子成员频繁出入医疗机构和科研单位，出现在幼儿园和大中小学的校园，一方面稳定民心，一方面搞调研，寻求应对之策。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年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和被流放新疆途中多次吟诵过这一诗句，温家宝总理常以此激励自己。
“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温家宝来到了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他对学生说：“在路上我就想，8个字可以应付这个困难，就是坦诚、负责、信任、合作。”
5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标志着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
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村更成为中国领导人惦念的地方。5月12日，胡锦涛来到四川和重庆，考察农村防疫情况。这一天恰逢国际护士节。10时许，胡锦涛来到四川富顺县人民医院，认真察看医院专设的发热门诊以及诊断室、X光室、化验室，在详细了解防治非典的情况后，他满含深情地对医护人员说：
“广大的医护工作者，不辞辛劳，恪尽职守，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防治非典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党、政府和人民群众感谢你们。……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就一定能够战胜非典这个病魔，一定能够夺取抗击非典的胜利。”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成为这个春天中国人最熟悉的字眼。中国政府迅即调动46亿人民币用于安排建立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100亿人民币用于安排非典防治。政府用一以贯之的独特方式向人民传达一个信息：无论疾病灾难、无论艰险困苦，他们将始终同中国人民在一起。
当然，要有效遏制恐慌情绪，仅有这些还不够。
4月20日，高强在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全国的病例已经上升到1807例，其中死亡79人，北京的病例突然飙升至339例，死亡人数上升至18人。这与之前公布的数据相比，无疑增加了许多。
同一天，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的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职务。根据惯例，这意味着张文康将不会再担任卫生部部长，孟学农将不会再担任北京市市长。此时，张文康出任卫生部部长刚刚一个月，孟学农担任北京市市长不到两个月。这一严厉的处置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人们从中读出了新的信息，“谎报军情，严惩不贷”，信息透明，保障人民知情权。这充分显示出新一届中央政府抗击非典的决心和勇气。
临危受命的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成为非常时期的名言——“军中无戏言”！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记者王志采访时，王岐山说：
“为什么要提出‘军中无戏言’，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必须是一了。这是我第一次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讲的话，《北京日报》给我标出来了叫‘军中无戏言’。如果说平时你还可以跟我打打哈哈说差不多，似是而非，现在不许了。你说明天这个医院已经准备好床位可以进多少人，得到个位数。到时候进不了就是你的责任。这就叫无戏言，就是要把这个组织化程度在这种时刻，提高到最严厉最高的水平。”
对于信息公开，记者和嘉宾有这样一段对话：
王志：“你们从主观上来说很想信息透明，很想信息公开，你指什么？”
王岐山：“我说实话，现在我真是想。我那天跟我的秘书长开玩笑，给我的办公室架一直播电视吧，如果架一直播电视，老百姓说真的就踏实多了……”
王志：“他（北京市民）怎么知道你的想法呢？他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王岐山：“一个电视、一个报纸，再一个我的各层官员，都应该张开嘴巴，这时候需要边做边说。但是绝不能只说不做，平常我们要求尽可能少说多做。现在说句实话，面对老百姓的这种恐惧心理的时候，政府要一边做一边说。”
4月22日，全市疫情报告直通专网建成。政府信息公开，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走入百姓生活，中国巨大的医疗体系全力运作，社会情绪开始逐渐稳定下来。
同一天，北京市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第四次联席会议召开，会议决定7天之内建起一座1000张病床的传染病野战医院，地点设在昌平小汤山。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世界上500张以上床位的传染病医院，建设周期一般都在两年以上。
当夜，政府、部队、医疗体系纷纷行动，北京市建委麾下六大集团几乎同时开进了工地，几十家机构、几十个行业，7000多人，日夜不停地施工。7天后，小汤山医院拔地而起，在长城脚下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非典的一座新的长城。
在这座占地60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长城”中，接诊室、消毒系统、呼叫系统、吸氧系统、接诊专用通道、医护人员专用通道、氧气站、氧气输送管线、污水处理系统、化粪池、垃圾焚烧系统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均按照传染病医院的标准和要求建设。这一个奇迹成为改革开放20多年物质积累和精神积累的体现，它显示了党和政府在化解危机时的强大决心和整合调动资源的能力。
与此同时，一道军令传到各大军区，各大部队的卫生医疗系统如同作战一样动员了起来，来自全军和武警部队的1000多名医疗专家、技术骨干和护理人员迅速进驻小汤山医院。对于所有的医生和护士来说，无论是不是军人，每个人都是战士，因为这是一场战斗。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斗中，无数的医务工作者以崇高的职业精神，与死神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不少人用自己的生命塑就了白衣战士的永恒雕像，屹立于天地之间，屹立于人们的心中。
2003年5月21日下午，广州殡仪馆白云厅。近千人默默肃立，人人手持一朵白玫瑰。人群中有医务工作者，有普通市民，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人们在这里送别一位非典战场上的战士——陈洪光。
39岁的陈洪光亲手组建了广州市胸科医院重症监护室，当非典袭来的时候，这里是与“急难重危”打交道的主战场。
2月9日，广州市胸科医院接到第一例非典病人。此时，朋友们不断给他发短信，提醒他注意，家人朋友都很担心他的安全。然而，他的回答是：“我是搞呼吸道传染的，抗击非典是我的职责，如果不参与是一种遗憾！危难当前，面对危重病人，无论多危险，作为医生的天职我们必须上，受党的多年教育也使我们必须上……”
他的家人非常支持，父母专门从外地回到广州，给他带孩子。
从2月9日开始，陈洪光走上了“战场”，医院收治每一个非典病人他都在场。在60多天里，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医院。非典这个“敌人”是凶恶的，住进重症监护室的病人有的病情持续恶化。对于这种陌生的疾病，陈洪光在重症室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随时观察病情，制定治疗方案。
一些病人呼吸困难，需要进行人工通气，这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为了尽量减少医护人员与病人的接触，这项工作经常由陈洪光亲自来做。他要脸对脸地为病人进行支纤镜吸痰，保持病人气道通畅，有时病人呼吸道的分泌物太多，太急，他甚至来不及做好全部的防护措施就要上阵。
一次，一位女患者病情突然恶化，肺部病灶迅速增加，生命垂危。陈洪光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整整抢救了一夜。刚刚休息了一会儿，8点钟他再次赶到病房对患者进行治疗，终于把这个病人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然而，过多地接触非典患者让他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
4月16日，陈洪光感觉不适，在医院做CT发现肺部出现阴影，被确诊为非典。17日，他被转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常常把走近自己的医生护士“赶走”。他总是说：“你们不要老待在这里，我很好，没事，不用特别关照我的。”其实，他是怕医护人员感染。
24日，陈洪光病情稳定，肺部的阴影消失。他甚至计划着尽快出院投入工作。但是没想到，29日他再次发烧。5月3日，陈洪光病情加重。钟南山和多名专家会诊，张德江和广州市等领导同志指示要用最好的药，不惜一切代价抢救。5月7日清晨6时，陈洪光去世。
陈洪光牺牲后，被追授全国卫生系统“白求恩奖章”，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5月21日上午，在广州雕塑院副院长俞畅的工作室中，陈洪光的妻子和女儿轻抚着他的雕像，许久无语。这座雕像被命名为“生命之光”，摆放在陈洪光生前工作的大楼前。陈洪光的遗体由家人捐献出来进行抗非典的治疗。
在广东人民送别陈洪光一天之后，香港人也在送别自己的巾帼英雄——谢婉雯。
谢婉雯是香港屯门医院胸肺科内科医生，3月底非典肆虐的时候，她主动要求调到非典高危病房工作。在给一名病人插喉管时，病毒侵入她的体内。不久，她出现了非典症状。但她微笑着说：“我要快点出院，回病房帮忙！”病毒没有再给她这样的机会。5月13日，谢婉雯不幸殉职，她的生命永远凝固在35岁。
香港特首董建华当日发表声明说：“这名医生在帮助他人时表现出高度的专业精神和勇气。我相信全港市民都不会忘记她无私的奉献精神。”
是的，人们不会忘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为谢婉雯举行追思会，香港中大医学院校友会和香港胸肺复康基金会决定分别以谢婉雯的名义设立奖学金。
中央政府也没有忘记。6月30日，在香港表扬医护及各界成功克服非典聚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走到谢婉雯的父母面前，将一束鲜花送给了两位悲伤但坚强的老人。
2003年，在中国大地上600多万与非典抗争的医务工作者中，40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民日报》发表述评《人民健康重于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