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中俄界约校注》，本书堪称前表的姐妹篇，钱恂在书前小识中说：“方今中外交涉以俄国为第一强邻，而中俄交涉又以界约为第一要义，世多一能读界约之人，即多一能通界务之人，亦即多一能禆大局之人，谓非当今之亟务乎。”全书七卷，对东起图门江口，西至帕米尔的中俄界约与交界图参考俄、满、汉界约文献进行了详细考订，一二卷为东界，三卷为北界，四五六卷为西界，七卷为附录《中俄界线简明说》，是对中俄各段边界的地理位置、山河走向、立约过程的说明。钱恂在家乘中说：“中俄交界条约大率满人主政，故约文恒不通，约地更茫然，读之非易，校注更难，自有予书始有人继续，界约刊于光绪癸巳（1893）年。”
（9）《德意志志》、《法兰西志》，据钱稻孙在《钱恂生平事迹》中说：“辛卯年（1891）许文肃公使俄，复调俄馆，馆有德人金楷理（Karl Kreyer）者，最与契合，共纂德意志志、法兰西志各若干卷，稿未刊，晚岁自焚毁其稿。”
（10）《财政四纲》，全书分“租税”、“货币”、“银行”、“国债”四卷，1901年成书于日本，同年在国内出版。关于此书钱恂在自序中说：“恂不通东邦文学，不能识其精且深者，仅就学生所述，录其四纲。”“若欲求精深，则不但东西文原书千百卷具在，即在此学生亦大堪询问。”此书可能是钱恂着述中最畅销的书，1901年印行后，钱恂携往日本一部分，国内有一部分放在汪康年的《中外新报》馆代卖，其与汪的来往信札中有数封谈及此书销售情况，看来钱恂获利不少。晚年撰家乘时，钱对自己这本着述的评价是，“凡书谬者必可获利，此书果谬，果获利，不足言着撰也”。这也反映了那个“西学”饥渴的时代的社会需求，而且钱恂的介绍在当时也的确有不小的影响，至今日研究近代货币、金融历史者将钱恂此着当作中国近代金融理论的一个重要阶段，并认为，是钱恂最早将“金融”概念介绍到中国。
（11）《日本政要十二种》，“书共八九十万言，为载泽辈代作也，曰宪法疏证四卷，曰讨论会诂法六卷，皆婿董鸿袆助力，曰司法纲要六卷，地方自治八卷，立宪史谭四卷，丙午讨论会四卷，丙午预算三卷，自治理由五卷，教育诠义十卷，教育行政十卷，则予自编而，他人亦有力，前三种有官刊本。”1905年，五大臣出国考察，钱恂是跟随载泽、李盛铎一路考察，此书当为考察归来的报告。
（12）《二二五五疏》，此书刊于1919年，时钱恂已从出使意大利大臣任上回国十年，此书为驻荷意期间所上奏疏的汇集。钱恂在家乘中说，“予之奉使不由贿力，故一年而调一国，再一年而逐予矣。此二年二国之中凡上五十五，疏其中有关系可质诸天地而无愧者，亦二十疏以外故付印。”钱恂在自序中说，此书为“儿辈取付排”。周作人后来对此书有个模糊印象，“所着的书我只见过《二二五五疏》，竹纸铅印两本，乃是做公使时所上谈新政的疏，大概是二十二个月中共有五十五次吧，不过书早已没有，说不清楚了。”后来钱玄同44岁时一时兴起想编自已的文集，与黎锦熙、魏建功等谈集名就叫《四四自思辞》，以后每隔11年编一集，集名依次为《五五吾悟书》、《六六碌碌录》、《七七戚戚集》，均为双声叠韵，或是受其兄此书的启发，或当初促其兄排印的“儿辈”当中就有钱玄同。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将此书收入为正编535册。
（13）《金盖樵话》，原书26卷，为1910年钱恂居湖州时所整理。“上编十四卷皆记拳匪事，下编十二卷皆中俄秘电，皆确实颇有关掌故。”现仅存上编八卷，下编一卷，2001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以《金盖樵话》将上编八卷出版。内容包括庚子年间有关义和团上谕，及《庚子传信录》、《笼城日记》、《威尔日记》、《景善日记》、《平原拳匪纪事》，钱恂录其原书，并加自己的点评，颇可见其对于庚子事变及朝野政局的认识。
（14）《有清进书表》，十二卷，“有清一代提倡典籍，故进书极火，且往往冠以骈体表进之文。其文必典丽矞皇，又庄敬严重。
然予慨其必遭绝灭，故有选成清文绝一种之志，言其文今以后必告绝也。嗣又改计欲并选他骈体文，名曰清骈体文录，可数百卷随得随选。固无止期而。此百二十篇进书之作已先结束，以后所得当续补。此中世无传本者为进实录诸表（凡正式表体者百三篇折疏体确系进书者十八篇）。”现国家图书馆所存本的书名作《清代进书表录存》，序末为“岁乙未归安钱恂志”，即成书在1895年。
（15）《清骈体文录》，其中“赋类二百卷，文录之中先成赋类一百卷为篇凡千，清代赋学大盛，留此以见一斑。清骈体文录典论类四十卷，以武进李氏皇朝文典为本而益以搜罗所得者百余篇”。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手稿本。
以上为钱恂家乘中及钱稻孙着的事迹中所列，此外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及个人所藏可见目的还有以下着述与钱恂有关：（序号接上）
（16）《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此书即钱恂在薛福成幕时所成，现可见本为浙江公立图书馆，1923年本。
（17）《日本法规大全解字》，此书为钱恂与董鸿祎共同编着，有多个版本，最早为1907年商务印书馆版。该书是1907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六法全书》，共80册）的附录，详细注释了书中难懂的名词，在近代法学引进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六法全书》是日本明治时代译西方法律的大全，被翻译引进后，至整个民国时期都是成文法体系的代称。
（18）《吴兴钱氏家乘》，钱恂于1921年着，记事至1920年，聚珍仿宋印书局版，国家图书馆与常熟图书馆有藏。
（19）《道光十八年进士登科录》，为其伯父钱振伦中进士之年的登科录，原书未有刊刻时间，但其中钱恂录钱振伦廷试试卷后说，“今何幸世父原卷，越八十五年归入恂手”，则此书当在1923年或略后经钱恂手刊刻。
（20）《日本军事教育编》，钱恂认为“日本改制强兵，尤重练将”，该书重点介绍了日本军事学校的情况，序末为“光绪己亥十二年，湖北兼江南留学日本学生监督官，分省知府钱恂谨识”，封面为李盛铎题签，时间为光绪庚子年立春，则此书成于1899年，出版于1900年。
（21）《日本国民教育》，此书于1907年由东京秀光社出版，系钱恂与何寿朋、张元节三人合纂，其中小学校令施行规则、小学校教授要目、征兵令、中学校令、中学校教授要目及陆军教育六卷，共十一卷为钱恂编纂，在助译者栏中有“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毕业生钱稻孙”。
（22）《帕米尔分界私议》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之一种，上海着易堂清光绪20年（1894）版。清光绪23年（1897）汤寿潜编的质学丛书初集的《中俄界约校注》，将此书收入其附录中。
（23）《东省铁路干线驿表》，此书由陆徵祥编；施绍常绘；钱恂译，出版于1903年，此“驿表”系据中东铁路公司总监工菇格雄志押本译制。中俄文对照。
（24）《各国政治考》，1函8册，集锦活字印书局，1901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此书的另一个版本是《五大洲各国政治通考》八卷，古余书局1902年版。
2.转型中的知识结构
钱恂算得上是个勤于着述的人，现在所存着述中篇目可考的就有20余种，300多卷。此外，肯定还有一部分已散佚，如钱恂在1905年前后着的《东战收烬稿》，到1910年就没有了。另外，单士厘的《归潜记》中的相当部分章节是实际上二人合着或单士厘在钱恂所着基础上增改而成。不过钱恂着述中创作的少，介绍的多，特别是对日本和西方政治社会的介绍为主，这些着作多是译纂的形式，中间不少又包括了其婿董鸿祎和其子钱稻孙以及妻弟单不庵的劳动，钱玄同在留日期间的日记中也一再提到帮长兄抄《法规解字》等书。
从这些着述来看，钱恂的知识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音韵学，如《韵目表》、《重校唐韵考》，单士厘说钱恂“夫子好治小学暨韵学”，音韵学大概属于钱恂的安身养性之学，直至晚年仍兴致盎然地向张元济借校其新购的《群经音辩》；二是经史之学，如《史目表》，经史与小学都属于传统学术的主流，为钱恂早期知识兴趣所在；三是舆地学（地理学），如《帕米尔图说》、《中俄界约校注》，这是传统学术的边缘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的经世思想下，史地的研究迅速繁荣。钱恂能为当道和时流所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和他的边境地理研究相关的。至少对于国内的一般学者来说，钱恂的介绍和研究是相当新鲜的。1897年，谭献听到钱恂介绍的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大为吃惊。在日记中记道：“念劬来，谈及俄国有注《禹贡》者，证明雍田上上。有注《史记》者，于纪传中战地皆有图，考形势，求出入向方，深辨是非。又有考《武梁祠画象》冠履衣服行立，于西州制度离合，讨论精审。闻之慨然。
吾人之不能专心于图籍以求实用，愧乎不愧？”四是财政金融学，如《光绪朝通商综覆表》、《财政四纲》，其中《财政四纲》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度支类的致用知识，而完全以西方现代的金融知识体系为标准，《财政四纲》在清末曾广为流传，这使钱恂成为近代金融货币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五是政治外交，这类知识的吸收和介绍与钱恂的职业角色相关，如《日本政要十二种》是随五大臣出洋的后期成果，《巴尔干半岛情形疏》（《二二五五疏》卷上）是驻意期间，列强围绕巴尔干的争夺加剧所上的疏折；六是教育学，留日学生监督是钱恂一个很主要的职业经历，钱恂对教育非常重视，在对仕途厌倦时，曾向好友表示要以教育立身济世。
《日本国民教育》、《日本军事教育编》都是他对日本教育考察之作；七是宗教学，虽未见有什么大部头的着作，但钱恂对于基督教颇有研究。一则是对中国民教冲突应对的现实需要，二则是出于其对于宗教本身的兴趣。1898年光绪帝首次召见他时，就向他“垂询教务甚详”，在意大利期间，读“耶稣经”是钱恂常作的功课，《中国旧教情形疏》、《中国新教教派片》均为此时所上，另外《归潜记》中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探讨的《景教流行中国碑跋》、《景教流行中国表》、《摩西教流行中国记》等诸篇文章也都可见他在这方面的见解。
与上一辈比较可以看出，钱恂的知识范围和视野极大地扩展，除了传统的文史、小学的知识外，最突出的是对经世洋务知识的大批量的介绍和引入。而当年的洋务之学几乎包括了西方知识体系中的所有门类，通才也是时代的特色，以今天我们学科化的视角观之，钱恂有几个“最早引入”、“最早介绍”之类的冠冕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近代知识史上，钱恂代表了晚清最早的一批将西方学科化的知识贩运到中国的人物，与梁启超式的输入侧重于政治思想相区别，钱恂这样的体制中人更注意的是经世致用的技术性和操作性知识。
三、知识、思想、性情
从办理幕府的具体事务到出使一方的外交官，钱恂基本是以体制内的身份说话，但他又明显属于体制内求新、求改革的一分子，曾自称“臣锐意求新已三十年”。这样的身份与职业经历使钱恂与他的父辈钱振伦与钱振常相比，知识结构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除了早年曾专注的小学外，其一生突出的贡献是在对以西方（包括日本）为来源的知识的吸收与介绍上。在近代“西学东渐”、“东学中渐”的历程中，钱恂的搬运工式的介绍凸显时代特点，而他的近乎百科全书式的庞杂的知识体系，则反映的是传统中国一体化的知识与皇权秩序结构向现代学科化知识与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时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