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元旦刚过，北京的八道湾周宅内，周作人尚不知道他在教育督办的位置上已是时日无多。这一天，他在杭州清波门内的书店订购的书照例寄到。其中一个手写长卷得到了周作人的特别重视，第二天的上午，他仍在给这一长卷写题记。如今，这册由周作人题封面，加盖着“苦雨斋藏”印，名为《归安钱竾仙先生手书玉壶清话》的周氏收藏，静静地躺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部里。
册末周作人的题记如下：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三日，从杭州书店得此册，凡三十六开，价新法币三十元，合此间才值十二元也。惜次第凌乱，因对照原书为之厘正。竾仙先生为念劬、玄同两先生之先德，今日得见遗迹，不胜忻幸，因记。时一月四日上午，周作人。
周作人对于这一册东西的重视，不是因为其本身的价值，只是因为它是旧友钱玄同父亲的手书。对钱竾仙作品的郑重其事，对周作人来说，是对四年前去世的亡友钱玄同的一份纪念，在更大的范围上，则也是周钱两个家族长期交谊的一种体现。
钱玄同的父亲钱竾仙，名振常，是同治十年（1871）的进士。
那一科中名人众多，瞿鸿禨、劳乃宣、张佩纶的名字在晚清都是掷地有声。而同年中还有一人就是周作人的祖父周福清。同年关系，在那个时代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在中上层士人的人际网络中，同年的分量举足轻重。不过，在中进士以后，钱振常做了京官，而周福清外放县令，二人从此殊途异路，再后来，钱振常辞官南归辗转于从绍兴到苏州的各个书院，以教书为生，学生中以蔡元培最有名，周福清却因科场案下了大狱，鲁迅由小康而入困顿的少年记忆也因这一事件而拉开帷幕。不同的仕宦道路使得当年钱振常和周福清这两位同年关系的亲密程度相比他们的下一代来说，肯定是大为逊色。
周钱两家的下一代当中，周树人、周作人昆仲和钱玄同的交谊不仅更进一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交谊已经完全走进了此后历史叙事中的舞台中央。从《东京民报》社的章门弟子到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同仁，周氏和钱氏的私人交谊直接映射出了波澜起伏的时代思潮。《东京民报》社时，座上的老师章太炎正端坐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滔滔不绝，座下的钱玄同和周氏昆仲虽然其时尚是寂寂无闻的小字辈，但此时的秣马厉兵终使他们在下一个历史浪潮中名扬天下。新文化时代，绍兴会馆内槐树下鲁迅和钱玄同的谈话，经由鲁迅的《呐喊·自序》的描述渲染，如今早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最经典的场景。钱玄同的激情放言和怕狗的怦怦心跳，现在读来仍是触手可及。至于周作人和钱玄同虽不似当年鲁迅和钱玄同那样火花四射，却是历久弥深，在同辈人当中两人可以说是互为密友，此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39年钱玄同去世。如果不算新中国成立后因大势所趋而写的大量关于鲁迅的作品，周作人回忆钱玄同的文字算是最多的。
两个家族的关系并不就此而止。上一代人的关系又自然向下延续到再下一辈人。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和钱玄同次子钱三强，是当年孔德学校时最要好的同窗，是学校篮球队和乒乓球队的最佳搭档，校内课下，如影相随，私交甚笃。只举一例就可以看出当初周丰一与钱三强关系之亲近程度：钱玄同给儿子三强取的名字原为钱秉穹，“三强”的来由，最开始即为周丰一给他起的绰号，后来经钱玄同认可，钱秉穹遂改名为钱三强，足证二人关系确非一般。
一、近代的学术文化家族现象
像周钱两家这样跨越三代，而不断发生联系的现象，对于近代学术史和文化史背后无数相互交错的家族网络来说，其实尚只是冰山一角。读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东西渐多以后，总会有这样的感觉，随便找个人物往往都可以发现上下左右，层层叠叠的家族背景。家族联系通过婚姻、师承、同年、同学、同事等诸多关系扩展成了庞大的关系网和明显的传承脉络，这样的网络和关系一直存在于知识分子特别是中上层知识分子当中。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则是千余年来，中国历史上的学术文化家族的体制与精神在近代历史上的不断延展、蜕变和解体的过程。
自陈寅恪以降，家族视角成为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学术文化的一条重要路径。特别是近十余年来这一研究视角在文学和史学领域都有蔚然大观之势。其中以中古和明清两个时段的研究最为集中。比如，经过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内藤湖南等几代中外学者的筚路蓝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与文化问题的研究文献已堪称汗牛充栋。近年相关着作与研究论文仍不断推陈出新，与此题目相关的文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每年都会有数篇。明清时期江南的家族与文化问题同样是明清史学与文学研究的热点。
与20世纪40年代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相遥望，90年代以来严迪昌、江庆柏等对明清江南世族文化的研究已显周到深入。而大批的涉及士人、士绅、绅商的社会史着述中，家族向度也是基本研究内容。美国学者艾尔曼的关于明清常州庄氏今文学派的着作，更是树立了将家族视角、思想史、社会史融为一体的研究典范。
已有的研究文献除提供了一大批学术文化家族深入详尽的个案外，更显示了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家族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些很成熟的问题框架。比如学术文化家族与门阀制度、科举制度、人口的迁徙、地域文化的形成、士林风气的关系，比如将家族的研究与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的结合与贯通，等等。
百年家族丛书相较之下，近代学术文化家族在研究层次上与前近代的研究还不能相提并论。这样的判断并非因为学界对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缺乏关注。相反，近代学术文化家族问题近些年正经历着持续的出版热。多家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丛书。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由黄兴涛主编的文化名门世家丛书，收有新会梁氏（梁启超）、义宁陈氏（陈宝箴、陈寅恪）、常熟翁氏（翁同龢）、德清俞氏（俞樾、俞平伯）四种。此套书出版最早，作者不是家族后裔就是专门研究者，质量应属上乘，影响也最大；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世家书系，收有俞平伯、翁同龢、冯友兰、钱钟书四种。和前一套相比，文学味道和感怀时世是其特色，而史料史实则稍显疏阔；河北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起联合出版的“百年家族”系列丛书收有30个家族，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文化家族。该丛书设计更注意文学性、可读性，但由于丛书的数量多，作者水平也难免参差不齐。在诸多丛书之外单独出版的相关史着则更多。与此同时，在一些介于学术性和通俗性之间的报刊，如《中华读书报》、《博览群书》上，也刊登了一些讨论近代文化家族问题的文章，表明近代文化家族问题在文学界和史学界内已形成了一定的话语空间。
与此相应，部分学者文化人，甚至有的省级政府有关文化建设的文件中都一再呼唤文化家族，提出要创造文化家族、学术世家成长的条件。
这种出书热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思想的变化和需求呢？粗而论之，对近代文化家族的重视至少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思想背景：对近代文化家族的重视从学术路径上来看，应该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继续深化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不管是否学术界真的经历过了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过程，但将近代的学术人物或思想人物深入挖掘下去，家族背景自然会不期而至；从群体心理上看，近代文化家族诗书传家的形象，给日益浮躁和异化的现代社会提供了某种审美满足和心灵慰藉，是反思现代社会个体异化的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参照系，这也是出版社愿意推出这样的系列书的原因，即有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从体制反思的角度看，学人甚至政府对文化家族和世家的呼唤，也体现了整个社会对现代的知识传承现实的深刻不满。特别是近年教育大扩张中，大学体制日益工具化、商品化，日益失去人文精神和自由理念，这也促使人们在传统知识传承体制当中寻找契机；从研究者的心态来看，除了前面有共通性的原因外，关注文化家族在近代的变迁和瓦解，实质上多少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对在市场经济中日益边缘化的焦虑；从家族后人的角度来看，在经历过一再的疏离和反叛，在更加宽松的思考环境下，重新重视自己的家族传统，是不少后代痛定思痛的选择，这方面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就是一个典型。从早年的参加革命、教训父亲到现今的整理父亲日记手稿，其中变化凸显世道人心。
在数量上已至百余种的出版物，毫无疑问已经展现出近代学术文化家族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巨大的研究前景，但相关的知识生产机制所带来的缺点亦非常明显。从外部而言，这些研究由出版社为主要推动力，较注意市场的要求，侧重通俗性和传记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论的提升。从课题本身而言，面对一个文化家族的个案，首先要把成员的基本生平事迹搞清楚，作好成员的个人传记，这就容易满足于“讲故事”。而近代学术文化家族这一复杂现象也难以用一两种现成的理论模型来解释，理论的原创性不高，也限制了这一课题的学术层次和学术价值。所以虽然学术界内外都能够看到近代中国的“一个个熟悉的、响亮的名字背后，往往也存在着值得重视的家族文化纽带”，但深入析理这些纽带，形成能超越家族个案的明确的问题意识，却并不容易。对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现象的社会历史内涵提供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也就任重道远。
除了因出版需求而形成的学术研究机制外，对近世学术文化家族研究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代学术文化家族还没有与当下形成足够长的时间距离，使研究者很少能够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深层次地探讨这一问题，在大多数着作中，对近代文化家族的欣赏和惋惜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的价值和情感期待，这多少限制了研究者能以更超然和客观的态度解读这一文化现象。不过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出版物和初步的讨论已经提供了关于近代文化家族史的诸多个案，在资料的收集方面，具有相当的基础，为近代文化家族进入更具学术意义的研究，以及类型学上的比较与归纳提供了基础与平台。
二、来自吴兴的钱家
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秋天，一叶小舟驶出了湖州城的南门，船头坐着钱广泰、钱振伦父子俩，他们正打算到城南十余里的钱家浜的祖坟祭奠。刚刚22岁的钱振伦，在年初考中了进士，随后又选为翰林庶吉士，此番正是少年得志后的衣锦还乡。这是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大事，到祖坟上去告慰先人也是至情至理。
对于吴兴的钱氏家族来说，钱振伦的这次科考成功的作用，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在钱广泰的祖父那一代，钱家还曾为衣食发愁，而钱振伦的中式则把钱氏家族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知识平台和社会关系平台，钱家也以此成为今天观察研究近代文化家族的一个有效案例。在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下，从道光十八年钱振伦中进士到2003年钱仲联去世，钱氏家族在百余年中，随时代而变迁，代有闻人。其家族成员身份复杂、活动范围领域差异颇大，和近代中国的不少潮头事件多有呼应。对钱氏家族的研究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近代学术文化家族共性和差异性的认识，而且可以为近代的知识传承和断裂，知识分子的代际关系和代际变迁，近代社会思想的变迁和运动等诸多问题的研究提供具体的案例和充分的思考空间，也将促进对近代文化家族的整体研究的深入反思。
钱家世居湖州城南十余里之鲍山钱家浜（今湖州市道场乡）。湖州地处太湖南岸，源于天目山南北两麓的东苕溪和西苕溪在湖州交汇，缓缓注入太湖。历史上湖州曾有乌程、吴兴、归安等多个名称：最早的建置是秦时设置的乌程县，以此地善酿酒的乌巾、程林两氏之姓命名；三国时始置吴兴郡，治在乌程；隋时置湖州，以滨太湖而得名，此为湖州一名之始；北宋时析乌程置归安县，当时正是吴越国纳土归宋不久，故有此名，归安与乌程县治同城；明清两代均设湖州府，湖州府下有归安、乌程两县，形成了一个湖州城内既有湖州府的府衙，也有归安、乌程两个县的县衙的局面；1912年民国成立后，废湖州府，乌程、归安合并为吴兴县；1949年后，曾置吴兴县，后又几经变化，至1988年始成今日湖州建置。钱家所居的鲍山旁有个小的湖泊叫钱山漾，清季时乌程、归安两县的交界线就从钱山漾穿过，钱家浜即在鲍山脚下，钱山漾水滨。钱家原籍乌程、后出而应试时占归安学籍，始籍归安。由于湖州地方建置的这种变化，后来钱恂自称时多为“归安钱念劬”（钱恂字念劬），而钱玄同则为“吴兴钱夏”。
本书考察的钱氏家族自晚清始，经民国至共和国，此时间段内就建置而言，钱家祖居地以湖州名的时间超过吴兴，但在这段时间内，除却清代以更细化的归安、乌程两县为认同标准外，一般士人的认同又以吴兴多于湖州，钱家的家谱也自称《吴兴钱氏家乘》，故本书以主要历史当事人的认同为准，称钱家为吴兴钱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