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近代文化家族的关注和研究风生水起之时，吴兴钱氏家族却鲜有人触及，以至史学研究者也可能将钱氏家族的主要成员关系张冠李戴。这既和其他文化家族研究的热闹场景形成对比，也与拥有钱恂、钱玄同、钱稻孙、钱三强、钱仲联这样有足够级别的名人构成反差。个中原因颇为复杂，最为主要的一点是，作为研究对象，钱氏家族在体现传承的同时，更体现了一种断裂，这和既有的对文化家族的学术和精神一脉相承的想象和预期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钱家不具有多个家族成员在相同或相近的学术文化领域前后相继的特性与纵向的规模效应，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而事实上，这种断裂也正是近代学术文化家族大有深意的另一面相，只不过它往往被我们研究文化家族时潜在的“传承”意识所遮蔽了。只要我们将钱振常、钱玄同、钱三强这祖孙三代的名字放在一起，一个身在旧学之中的晚清进士、一个以激烈反传统闻名的民国教授、一个是开创了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共和国科学家，这种不同身份背后所代表的众多意蕴，足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近代学术文化家族代际之间断裂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断裂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学术文化家族近代蜕变的正面视角，在诸如义宁陈氏（陈寅恪家族）这样较为成熟的个案基础之外，提供了更为广阔多样的思考方向。这正是吴兴钱家个案的核心价值所在。
和上述特点相联系，从研究者来说，钱家成员的众多对比强烈的知识领域已被现代的学科体系分割成彼此难以沟通的专业和学科，这使跨越这些知识领域进行综合性和连续性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难度。超越现代学科分割所构造的知识领域，形成一种贯通式的观察，对近世学术文化家族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钱氏家族几代人知识、思想、人际关系的梳理，不仅将对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现象的内涵和机制提出进一步的解释，弥补研究现状之不足，也将对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行为选择、代际关系的复杂性有进一步揭示，进而在个案基础上对学术文化家族在近代的变迁提出更多通识性的理解框架。
三、钱家成员已有的研究论述
在介绍对钱氏家族成员的研究状况和路径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钱氏家藏的流失和留存情况，作为文献回顾部分的序曲。钱振伦和钱振常兄弟由于经济状况和长期流寓的原因，其藏书固然不能和晚清时期众多职位高、经济基础雄厚的藏书家相比，但也应该小有规模。比如钱振常在给张鸣珂的信中，就一再提到自己在北京书肆里收书的情况，自称“振常奉职小仪……然有师友赐金时往海王村畔，偶得旧帙神为之怡”。钱振伦的藏书后来大部流失，小部分经钱滮由钱仲联家藏，但数量很少。钱振常的藏书则集中到钱恂那里。钱振常的加上钱恂本人的收藏，当时有相当的规模，钱玄同的日记里多处记载到其兄处找书，而钱恂捐给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图书已可反证其藏书的规模和质量。至钱稻孙时，钱家藏书在民初的学界小有名气。钱稻孙收藏的大量日文书籍自号泉寿东文书藏。钱稻孙的孙辈回忆当时钱稻孙曾在自家开设图书馆，并赠送图书给小学校。1945年抗战结束后，钱稻孙被抄家，抄走大部分书籍。
这部分书籍大多流失掉了，后来确知的有两部分，分别辗转流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和复旦大学图书馆，主要是钱家人自己的着述。钱玄同酷爱逛书肆，有乃父遗风，自称厂甸巡阅史，在同辈人当中的收藏也极为丰富，他的藏书后来主要由其长子钱秉雄收藏，中间各种原因流失了相当部分，剩下的“文革”开始后大部分归入了鲁迅博物馆，“文革”后有部分返还，由后人家藏。近年出版的《钱玄同日记》和《钱玄同文集》的基础都在此。除此外，由赠送等原因钱家成员的着述也为近代不少名家收藏，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钱家成员着述就有梁启超、汪康年、周作人、陈垣等大家的藏本。近代中国战争连绵，政治运动不断，图书的聚散已经有了太多的故事，钱家只是其中之一。至今剩下的钱氏家藏基本以钱家成员的着述为主，这是今天重新研究这个家族的基础。
下面对钱家成员的已有研究进行介绍和评析，以期为后面章节的讨论提供背景和基础。由于在钱家成员中已有研究数量差别很大，所以如钱玄同、钱三强、单士厘这样的已有研究较多者，则介绍较详，反之则略，这并不完全反映相关成员在钱家的地位和本书中的内容分配。
1.钱振伦、钱振常兄弟
钱振伦和钱振常兄弟算是晚清的普通进士，二人在仕途上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在学术上也没有形成足够的影响。迄今还没有专门研究钱氏二先生的着述，只是在有关钱玄同、钱仲联的着述中略有涉及，比如王森然的《钱玄同先生评传》，钱仲联的《钱仲联学述》对他们父祖辈的事迹都有所交待，但其中错漏之处也有不少。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钱氏兄弟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共同笺注的《樊南文集补编》，是清代以来李商隐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多被以后的李商隐研究者所利用。总体上，虽然当年兄弟二人也曾“以文名于时”，但在今天的学术视野中，他们实在算是十分边缘的人物。不过钱氏兄弟的这种不典型性，或者正可以为我们了解晚清一般进士的常识与常态提供了一条通道，以收知人、知群、知世之效果。
二钱的着述现存世的有近十种，钱振伦的主要是其生前刊刻的骈体文集等着述，其中的不少序、跋中透露出相当多的知识交往和人际交往的信息；钱振常着述生前刊刻数量较少。但留下了一定数量的信札，其主要有三部分：一是与汪康年的，保存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二是与缪荃荪的，保留在《艺风堂友朋书札》中，这两种书札现都已整理出版；三是与张鸣珂的，这部分信札由张鸣珂编订为《归安钱竾仙礼部振常手札》，封面署“寒松阁同人赤牍”，原笺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除这些直接着述外，从其他交往的士人资料有也可获得不少信息，如曾国藩和翁同龢的日记中就有相当的关于钱氏兄弟，特别是钱振伦的记载。
2.钱恂
钱恂在近代史上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研究晚清湖北的自强活动、戊戌变法、留日学生、外交活动都会或多或少涉及到他，但又很少有学者对他进行专门的研究，稍有分量的论文都极少见。这使不少相互转引的关于钱恂的基本史实都多有错讹。
以其生卒年为例，《中国近代史辞典》，《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均未载其生卒年，而《民国人物大辞典》钱恂条中生年未注，卒年注为1922年，实际钱恂卒于民国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即1927年2月24日，这在钱氏家乘、钱玄同的挽联、日记中都有多处印证，无疑义。而对其生年则所见皆有错误，在笔者所见的所有标注钱恂生年的着述与工具书中，均将生年注为1853年，实据钱恂自撰的家乘，钱恂生于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十二日卯时，其时已在旧历年底，已进入公历的1854年，具体公历生日应为1854年1月10日。钱稻孙在五十年代写的其父生平事迹时，特意在生年处注明“1854一月十日”。
和近代以来的诸多处于中枢和前沿位置的政治和文化名人相比，钱恂虽然活动的范围和领域非常之广，但在各方面却又都不是显山露水地走在前面的，所以在一般历史叙事中，他也只能算个小人物。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钱恂的名字在相关着述中的出现频率明显上升。这主要出自以下两个方面的学术背景。
一是史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使钱恂在一些领域中的活动和作用受到关注，一再被提及和论及。对戊戌维新运动、湖北的自强活动、近代的留日活动、晚清外交史、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入，都一再使钱恂浮出水面。比如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收有大量钱恂与汪康年的通信，对戊戌维新前后南方士人活动多有陈述，在相关研究中有着较高的引用率。又如因钱恂在张之洞幕府有年，且充湖北留日学生监督，这使研究张之洞幕府，及张之洞和日本的关系的研究者也会对钱恂特别重视。如通过孔祥吉的《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可以看出钱恂在张之洞庚子年的东京外交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其他的相关人物研究中，钱恂也因各种机会而有较高的出镜率，如孔祥吉和村田雄二郎的《栀翁文恭公日记枛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就在讨论翁氏日记中对钱恂有不少的介绍。
二是出于建构学科史和专题史的需求。在社会分化的背景下，现代史学需求也日益多层次化。众多的组织、群体、机构从自我本位的角度都产生了建构自身历史的需求，现代学科史的建构机制也大致相同，这使许多以前历史叙述中非常边缘的部分经过重新整合而占据重要位置。在学科史建构上，由于钱恂对中国的不少现代学科，比如法学、政治学、经济学、货币金融学等的介绍、移植都有开启之功，这使这些学科在追根溯源时都要面对钱恂。
至今仅有的两篇专及钱恂的论文《钱恂的货币理论》、《钱恂先生对杭州木刻藏版的保护》就出自这样的背景。比如钱恂对于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补钞之事，现在钱恂被提及的场合，最多的即为此事。补钞四库事，当年钱恂虽经营有年，但从其一生来看，此事尚排不到前面，在其晚年所作的《吴兴钱氏家乘》中，对自己的履历事迹介绍时，对此事就未落半点笔墨。但由于现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存在，使这件事在他个人的总体历史中被放大了。又如，1906年时钱恂曾由清廷外交部和学部派遣考察南洋侨务和学务，此次考察促成了暨南学堂的创立。2006年暨南大学建校百年，作为校史的一部分钱恂的名字也少见地常上报端，而此事在钱恂生平中更处于次要位置。因生平的某些细枝末节而被历史记忆，类似的情况在那些不是指引时代潮头的大多数历史人物那里有相当的普遍性。
钱恂的研究资料，除了他自己已刊的着作、一般的外交史料、同时代人翁同龢、张之洞等的相关资料、钱家其他人物钱玄同、单士厘的资料中有所反映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还藏有一册“钱恂函稿”，其中除他的已刊着述外，还有少量日记和部分信札，有相当价值。
3.单士厘
钱恂的夫人单士厘在钱家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为今日学界所熟知多是因为她的那一部游记，女旅行家成为她的一个身份标签，这又多少有点阴差阳错的味道。
近20年多来，大陆专及单士厘的论文有20余篇，还有同等数量的介绍性、文学性文字。除钟叔河和陈鸿祥分别为单士厘的着作《癸卯旅行记·归潜记》和《受兹室诗稿》所作的序言外，对单士厘的研究可分三类：一是介绍生平事迹，如马东玉《杰出女子单士厘其人其事》；二是介绍其对西方文艺的引介和文艺思想，如马昌仪《我国第一个讲述拉孔奥的女性——论单士厘的美学见解》；三是从思想史的角度阐述单士厘的价值和意义，如齐国华《巾帼放眼着先鞭——论钱单士厘出洋的历史意义》、戴东阳《惊醒女子魂、鉴彼媸与妍——论启蒙女学者单士厘》。这些研究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后，单士厘在文史研究领域受到关注，在一些专门史着中占有一席之地，如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已有专节介绍单士厘。
应当说，近代女性之中除了秋瑾、宋庆龄这样的一线人物以外，在二三线人物中，单士厘已经算是较突出的一个了。不过，相对可观的研究数量并不代表研究质量的同步提升。实际上，在钟叔河为单士厘着作所写的序言之后，后来者的研究罕有质的突破。在资料上，均以《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为依据，而对同期出版的陈鸿祥点校的单着《受兹室诗稿》少有发掘利用。在研究视角上，众多论文中被一再申说的开放、启蒙、走向世界、妇女解放、爱国等主题，在钟叔河的序言中实际已经尽数登场，后出者只不过愈加周详而已。在拂去诸多人云亦云，同义反复的泡沫后，我们看到这种研究状况背后嵌含着一个稳固的研究陷阱，即研究者已经预设了研究的目标：在单士厘那里寻找那个时代女性趋新向西的脚步，以单士厘远超同侪的空谷足音来呼应一个正在红红火火展开的改革开放时代。正如一位最近的评论者所言，“关于她旅行与写作也被纳入一个套话模式，即总是与新女性与走向世界的话题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单士厘只是这种预设的人质，她的着作也只是使这个预设得以完美实现的素材库。于是，研究者便失去了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更深厚的历史脉络中认识单士厘的可能。当素材库中的特定材料被挖掘尽净，当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渐成背影，单士厘的重新寂寥便有了可能。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陆除少数的介绍性文字外，已难见研究性论文，即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