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块适宜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生长的土地上，每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生产出他自己所需的面包原料，而不必依靠那远方和价格起伏不定的市场。然而我们离朴素而独立的生活太远了，以致我们在康科德的店里已经很难买到新鲜甜美的玉米粉了，更没人吃玉米片和更粗糙的玉米。农夫们把自己生产的一大部分谷物喂了牛和猪，而花了更高的价钱到铺子里去买了未必更有益健康的面粉回来。我知道，我可以很容易地栽种出一两蒲式耳的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前者能够生长在最贫瘠的土地上，后者也不需要最好的土地，并且可以用手磨机把它们磨碎，没有米没有猪肉也能够过好日子；如果我一定要有一些糖精，我凭实验发现能从南瓜或甜菜根里做出一种很好的糖浆，而且我还知道只需种点槭树就更容易地做出糖浆来；如果当这些还正在生长着，我也可以用许多代用品代替我已经提到过的几种东西。因为，正如我们的祖先所唱的：
“我们可以用南瓜、萝卜，还有胡桃木的叶子，
制成美酒，来甜蜜我们的嘴唇。”出自约翰·沃纳·巴伯（J·W·Barber）著的《历史诗选》（1839年版）。
最后，说起盐，杂货中之基本的食品，找盐本可以成为一个到海边去的合适机会，或者，如果完全不用它，我可能会少喝一点水。我不知道印第安人有没有为了得到食盐而烦恼过。
这样一来，至少在食物这一点上，我避免了所有的经营与物物交换，而且已经有了遮蔽之所，所以剩下来的只是衣服和燃料。我现在所穿的一条裤子是在一个农民的家里织成的——感谢老天，人身上还保存着这么多的美德；我认为一个农民降为技工，同一个人降为农民一样伟大而值得纪念；在一个新的乡村，燃料可是一个大累赘。至于住处，如果不让我在这个无人居住的地方居住了，我会用我耕耘过的土地的售价来买下一英亩地——也就是，8美元80分。但是事实上，我认为因为我居住在这里，已经使地价为之大增。
有一部分怀疑论者有时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是否认为自己只吃蔬菜就可以过活；为了一下击中这个问题的根本——因为根本就是信心——我习惯于这样回答：我能靠吃木板上的钉子生活下去。如果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那我说得再多，他们也不会了解的。就我而言，我倒很乐意听说有人在做类似的实验；好像有一个青年曾尝试过半个月，光吃连皮带壳的硬玉米来生活，用他的牙齿来做石臼。松鼠群曾试过同样的事并且成功了。人类对这样的试验是有兴趣的，虽然有少数几个丧失能力的，或者在面粉厂里拥有亡夫的1/3遗产的老妇人，对此也许要吓一跳了。
我的家具，一部分是我自己做的——其余的也没花我多少钱，所以我没有记账——包括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柴架，一只水壶，一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只勺子，一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只杯子，一把调羹，一只油罐，和一只糖浆缸，还有一只涂漆的灯。没有人会穷得非得坐在南瓜上的。那是得过且过的无能表现。在村中的阁楼里，有许多我最喜欢的椅子；只要想要就可以拿走。家具！谢谢老天爷。无需家具公司来帮忙，我可以坐，可以站。如果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家具装在车上，在光天化日之下、睽睽众目之前被拉往乡村，而且只是一些寒碜的空箱子，除了哲学家之外，谁会不害臊呢？这是斯波尔丁斯波尔丁（S·Spaulding，1761—1816），美国传教士，被认为是《摩门经》的最早作者。的家具。打量这些家具，我无法知道是属于一个所谓的富人还是穷人所有；家具的主人似乎总是穷相十足。真的，这些东西你拥有得越多你越穷。每一车看起来都好像包含了一打棚屋里的东西；一座棚屋意味着穷困，那么这就是12倍地穷困。请问，我们为什么经常搬家，而不把我们的家具丢掉；最后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有新家具的世界去，把老家具付之一炬呢？这正如一个人把所有陷阱的机关都缚在他的腰带上，只要他一搬家，经过崎岖不平的荒野时，那些绳子也必然会被拖动，拖动他的陷阱——他是那只把断尾巴留在陷阱中的幸运的狐狸。麝鼠会把它的第三条腿咬断以便于逃命。难怪人已失去了灵活性。多少次他站在绝境的边缘！“先生，请恕我冒昧，你所谓的绝境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任何时候你遇见谁，你都能知道他拥有一些什么东西，唉，还有好些东西他假装没有，你甚至能知道他的厨房中的用具以及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他要保留着这些东西而不愿意烧掉，看起来他好像是被套在家具上面，拼命拖着它们往前走。我认为走上绝境的人，就是这个人钻过了一个绳套或过了一道门坎，而他背后的一车子家具却过不去。当我听到一个衣冠楚楚、身体结实的人，似乎没有琐事缠身，一切都安排得很得当，说起了他的“家具”，比如是否保了险，我不仅对他产生怜悯。“我的家具怎么办呢？”——我的欢乐的蝴蝶这时被一只蜘蛛网给缠住了。即使那些长时间看起来没有什么家具的人，但是，如果你仔细地询问他，你就发现在别人家的棚子底下还储藏着他的几件家具呢。我看今天的英国就像是一个年老的绅士，带着一大堆包裹在旅行，全是安家度日时间久了以后积起来的许多华而不实的东西，他没有勇气将它们烧掉：大箱子、小箱子、手提箱，还有包裹。至少要把前三种扔掉。现在，就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要带着他的床铺上路也是力所不及的。我当然要劝告一些害病的人：扔掉你们的铺盖然后跑起来吧。当我碰到一个带着他的全部家当蹒跚而行的移民——那包裹就像是他脖子后头长出来的一个大瘤——我真可怜他，并不因为他的家当只有这么一丁点儿，而是因为他得带着所有的东西。如果我必须带着陷阱，我可以带一个比较轻便的陷阱，不让它咬住我最关键的部分。但是，也许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手掌放进去。
我还要顺便提一下，我没有为窗帘花任何钱，因为没有别的偷窥的人需要关在外面，除了太阳月亮，而我十分乐意它们来看看我。月亮不会让我的牛奶变酸，也不会让我的肉变腐臭，太阳也不会损害我的家具或让我的地毯褪色；如果我有时发现这位朋友热情过度了，我就退避到那些大自然所提供的窗帘后面去避一避，在经济上更加节约，没必要在我的家具之中又添上一项窗帘。有一位夫人曾经要送我一张地席，可是我屋内找不到地方放置，也没有时间在屋内屋外将它抖干净，我谢绝了，我宁可在我门前的草地上揩拭我的脚底。最好是在罪恶开始之初就扼杀它。
此后不久我出席了一个教会执事的动产拍卖会，他的一生并不是劳而无获——
“人作的恶在他死后还会流传。”出自莎士比亚《尤利西斯·恺撒》第三幕第二场。
通常，大部分的东西是没用的摆设，这些还是从他父亲时代就开始积攒了。其中，还有着一条干绦虫。现在，这些东西在他家的阁楼和其他尘封的洞中已经堆了半个世纪之久，还没有被烧掉；非但不是一把火烧了它们，或者火化消毒，反而举办了一场拍卖，要增加它们的寿命了。邻居们热切地聚集在一起观看，将它们全部买下，小心翼翼地搬进他们的阁楼和尘封的洞窟中，就堆在那里，直到这一份家产又需要清理，到那时它们又得被搬出门。人死方休。
有些野蛮民族的风俗，如果我们加以仿效的话大有益处，至少他们仿佛每年都要蜕一次皮；不管是否能够做到，他们却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如果我们也这样举行庆祝，也举行“迎新节”或“新果节”，就像巴川姆威廉·巴川姆（W·Bartram，1739—1823），著有《南北卡罗来纳旅行记》。描写摩克拉斯印第安人的风俗一样，难道这不是很好吗？“当一个城镇举行庆祝迎新节时，”他说，“人们预先给自己预备了新衣服、新罐子、新盘子，新器具和其他家具，他们收集了所有的穿破了的衣服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旧东西，打扫了他们的房子、广场和整个城镇，把垃圾连带存下来的陈谷子和其他的陈年存食，一起倒在一个公共的堆上，点把火烧毁。吃了药之后，再绝食三天，城镇中所有的火全部燃尽了。在绝食期间，他们戒除了食欲和其他欲念的满足。大赦令宣布了，所有的罪人可以返回他们的城镇来。”
“在第四天的早晨，大祭司就把干燥的木头聚拢在一起，在广场上生起了新的火焰。城镇的每户居民都从这里得到了这新生的、纯洁的火焰了。”
“于是他们享用起新的谷物和水果，在三天时间里又唱又跳，而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他们接受邻近部落来访友人们的庆贺，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净化，准备就绪了。”
墨西哥人每52年也要举行一次类似的净化典礼，他们相信世界52年就会终结一次。
我没有听说过比这个更真诚的圣礼了，也就是说，就像字典上所下的定义，是“内心灵性美德的外在表现”，我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风俗是直接由天意传授下来这样做的，虽然他们并没有一部圣经来记录这种启示。
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仅仅依靠双手劳动养活了我自己，我发现，一年之内我只需工作大约6个星期，就足够满足我生活的所有开销了。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而无所事事地学习。我曾经全心全意办过学校，我发现我的收入和支出相抵，甚至还抵不上，因为我必须穿衣、训练，更不用说思考和信仰，结果在这笔交易中我损失了不少时间。因为我教书不是为了同胞们的利益，而只是为了生计，这就是失败了。我曾尝试过做生意，可是我发现要花上10年的时间才能走上这条路，也许那时我正投到魔鬼那边去了。我倒是真正担心那个时候我正在做某种所谓的好生意。从前，我曾到处寻找一个谋生之道的时候，由于曾经想按照几个朋友的希望行事而有过一些可悲的经验，这些经验逼得我另外想些办法，所以我常常严肃地想到还不如去拣点浆果；这我自然能胜任，那薄利对我来说也够了——因为我的最大的能耐是需要极少——我这样愚蠢地想着，它只要很少的资金，对我惯常的情绪又极少干扰。当我的熟人们毫不犹豫地去做生意或就业时，我认为我的职业最近于他们的职业；整个暑天我漫山遍野地来回跑，将一路上的浆果捡起来，然后随意处置了它们；就这样，看守着阿德墨托斯的羊群。我有时也梦想，不妨采集些闲花野草，或用运干草的车辆给一些爱好树林的村民们运送常青树，甚至运到城里去。可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商业诅咒它经营的一切事物；即使你经营天堂的福音，商业的全部诅咒也会随之而来。
因为我对某些事物有所偏爱，而特别重视自由的价值，因为我能吃苦而且又能取得成功，我并不希望浪费我的时间用于购买贵重的地毡或其他一些优雅的家具，或可口的食物，或希腊式、哥特式的房屋。如果有人能毫无困难地得到这些东西，而且在得到之后更懂得如何利用它们，我还是放手让他们去追求。有些人很“勤恳”，好像天生就喜欢劳动，或者劳动可以使他们无暇去胡作非为；对于这种人，暂时我还不想说什么。至于那些比现在有更多的闲暇，而不知如何处理的人，那我要劝他们加倍勤恳地工作——工作到直至他们能养活自己，取得他们的自由证明书。至于我自己，我发现在任何职业中，打短工最具有独立性，尤其一年之内只要三四十天就可以养活自己。太阳落山的时候，短工结束了一天的劳动，这之后他就可以自由地专心于他自己选择的劳动之外的某种活动；但是他的雇主，一月接着一个月地做着投机取巧的营生，一年到头不得休息。
总之，我确信，根据信念和经验，在世上维持一个人的生计并不是苦差，而是娱乐，如果生活得比较单纯而且聪明的话；正如一些比较简朴的民族，人们从事的工作不过是一些更复杂的民族的体育运动。一个人要养活自己没必要干得汗流满面，除非他比我更容易流汗。
我熟识的人中有一个年轻人，继承了几英亩地，他告诉我如果他有办法的话，他愿意像我一样生活。我却不愿意任何人因为任何理由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他还未学会我的这种生活方式之前，我可能已经为自己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我希望世界上有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人；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小心地找出并追求他自己的道路，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道路。年轻人可以从事建筑，或耕种，或航海，只要不阻挠他说他喜欢做的事就好了。我们的明智只体现在抽象的数学意义上，正如水手和逃亡的奴隶眼睛盯住北极星；不过这些足以指导我们的一生了。也许我们不能够在一个预定的日期内到达目的港口，但我们总会保持走在一条正确的航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