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艾尔完全投入到自己操心的事情上去了，他担心保尔·米勒永远也不会把加内特公司的控制权交给他。甚至在他当上了总裁以后，艾尔仍然要听命于保尔。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州博卡雷顿市召开南部报业出版人协会的大会，艾尔刚刚开了一系列晨间会议。他已经穿好了游泳衣，我和他准备外出晒太阳，突然电话响了。
“如果是米勒，说我不在这里。”他告诉我。
结果是米勒，问艾尔在不在。我撒谎的水平太差，因此有些犹豫：“嗯，保尔啊，他刚刚出门。”
保尔说：“我有要事要找他。”
“我看看能否赶上他。”他说。我打开门，朝楼下看看，并喊叫着：“艾尔，艾尔！”我回来了，告诉保尔说，艾尔马上就过来。
保尔大笑，说：“他在那里干什么，在窗户外上吊吗？”
我猜保尔太了解我了，他知道艾尔一直都在那里。艾尔接过电话，保尔要他开车到棕榈滩，商量工作上的事情。我感觉十分失望，自己的一点自由时间又被占用了。
第一任妻子发的成绩单（4）
1966年，佛罗里达的《今日》报启动了，艾尔的旅行增多了。他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在罗切斯特的时候，他只是做些赶上当地别家报纸的事情。在家里，他越来越沉闷了，心情焦躁，指东说西，总是不满。我问他哪里出了问题，他说是工作上的事情。
更大份、更冷的冰块
我比以前花更大的心思处理好简和丹的事情，把家里整得干干净净，好让他在家里的时候过得更开心一些。我努力把家里弄得十分安逸。哪怕我知道，从迈阿密的那些日子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还是上街去购买时髦的东西，尝试新式发型，为的是要让自己在艾尔眼里更漂亮一些。我甚至都给他倒更大份、更多冰的马爹利酒。
慢慢地，我开始感觉到，我们婚姻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已经悄悄溜走了。
我永远无法理解艾尔为什么那么容易变化。他会因为某件事情大发雷霆，之后像一阵暴风雨过后又天真地问：“出了什么事？”因为此时他注意到，我已经沉闷起来，不太爱出声。
在婚姻的最后一年，丹准备考大学，简跟她自己的一帮高中朋友一起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我在一次插花比赛活动中得了蓝丝带奖，而且还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那天晚上，我跟他们三个人念报纸专栏里面关于我的一篇文章：“洛莱塔·纽哈斯爱家庭，爱园艺和艺术。”那个标题把一切都总结出来了，让我感觉十分特别，但是，艾尔、丹和简只是对我获奖的事情说了一般性的赞扬话。
这个家庭的啦啦队员发现很难吸引别人为自己当啦啦队长了。
我知道，1972年1月在夏威夷开出版人大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糟糕的事情。我和艾尔原来计划会后去夏威夷各岛看看的。我觉得那是放松自己的机会，两个人可以一起欣赏天堂之美。但是，各个岛屿当时都下雨，天色阴沉，结果，艾尔在我身旁更是出神，更没有多少话说了。
我们回家的时候就跟陌生人一样。两个人之间的交流隔阂更大了。我经常会提出一个问题，得到一个简短的回答，之后就是沉默。有一天晚上，我感觉绝望，最后终于爆发出来：“我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你又不愿意告诉我。两个人这么生活下去不是个办法。也许只有离婚才能解决问题。”
他一下子抓住我，拥抱我，然后激动地问：“你是说真的吧？”他的反应让我的心凉透了。
“还有别的办法吗？”我问，“我尽一切努力想让你告诉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你想离婚吗？”
“想啊，我想得到自由。”他说，“我会永远喜欢你，爱你，但是，我想自由，想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听到他的这些话，我的心死了。我16岁的时候十分尊敬的一个男人现在想要下车了，他想走远。
文明的离婚
我们的离婚过程十分文明。艾尔拿出来的离婚方案十分公平，最后还十分慷慨。
我们是在佛罗里达提出离婚案的，因为我们的第二个家在那里，也因为那里有“无过错”离婚法。
等待最后的离婚判决的那个晚上，我们在迪兰德县城见面。两个人一起吃晚饭，作为丈夫和妻子最后住了一回饭店，最后十分敏感和热情地做了一回爱。
第二天，两个人都没有流泪，至少在拿到最后文件并彼此说再见的时候没有流泪。
26年以来，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没有身份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伤害感、绝望感和对自己未来的焦虑感压倒一切。离婚几个月后，我还在自己上课的画室里摆放着一幅自画像。那幅自画像是惨白和黑色的基调，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但是，离婚以后的几年里，一种崭新的、更强烈的身份感慢慢出现了，假如我和艾尔仍然保持结婚状态，那种感觉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
自从离婚以后，艾尔一直在帮忙，在支持我，还在业务方面帮助我。他在丹和简的事情上很费心，跟他们保持密切关系，也很关照他们。我有时候会在加内特公司的社交活动中分享“纽哈斯之家”的荣誉。
今天，艾尔看起来像是个老朋友。我们经常通一通电话，商量在社交场所彼此见面的事情，我仍然喜欢他的幽默感和智慧。
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一丝伤感，但大多数时候，我为彼此在一起的时光感到庆幸，为两个人自从相识以来差不多50年里得到的一切感到宽慰。
第二任妻子罗里·威尔逊的成绩单（1）
罗里·威尔逊和艾尔·纽哈斯于1973年12月31日结婚。她以前是佛罗里达州两任参议员，布里华县委员会前主席，也是佛罗里达州可可阿海滩的出庭律师。
她有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产业科技和大众传播学方面的理学学士学位，还有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
他行动诡秘，滑头滑脑
艾尔·纽哈斯是一条蛇。
他是个冷血动物。他行动诡秘，滑头滑脑，一边生长一边脱掉老皮，一边适应新的环境。
他成长太快，因而舍弃了第一任妻子洛莱塔。他成长太快，又抛弃了我。洛莱塔和我都没有办法赶上艾尔。
没有人能够赶上他。
全世界都是艾尔的猎物。他就像一头偷偷摸摸的动物。一旦成为他的目标，无论从职业上讲还是从个人角度讲，他都会不惜一切手段弄到手。你不妨打个滚随他去。
但是，如果他认为跟你的关系到头了，那你就得小心。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想法。要证明这一切，他的路上堆满了尸体，从公司巨头到家庭主妇到秘书都是如此。
可以这么说艾尔：他不恨人。需要太多的情感，会浪费太多的精力才能恨人。
反过来，艾尔只懂得抛弃。他原谅你，写信给你让你离开，就好像你不再存在了。他从不回头，过去就是历史，他只关心未来。
我本来应该明白这一点的。我跟他住在同一个城里，里面总共才13000人，而且跟他只隔两栋房子。但我很少看见他，就他而言，我可能住在外蒙古。
也许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起就应该看出他的这一面的，结果，我看到的倒是一位坐着喷汽式飞机的现代白马王子。
我记得认识艾伦·纽哈斯的那一天，是1972年4月16日，是阿波罗16号登上月球的那一天。
从情感上讲，我是一堆失事的残骸。我跟童年时期就相识的情人过了19年的婚姻生活，结果以离婚告终。我本来准备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女儿过单身生活了事的。我惟一的收入就是作为布里华县委员会的主席所得的14000美元。
加内特公司当时主办了一次飞船发射前的早午餐会，请太空海岸的领导人出席。作为县政府官员，我觉得自己非去不可，尽管自己当时并无参加社交活动的情绪。
我到得很晚，大部分人已经吃完了，但是，联欢会的主持人艾伦·纽哈斯当时正好站在门口。他做了自我介绍，一边跟我谈话一边去了酒吧。我们一边喝血玛莉酒，一边谈起来，很悠闲的样子，他问我是否准备参加发射仪式。我说到时准备开车到海滩找一个僻静之所，在一旁悄悄地看一看。
早午餐结束以前，他请我跟他一起去见当地出版人，是吉姆·杰斯，还有他的妻子格罗丽亚，当天晚上，大家一起去海浪餐厅进晚餐，我很愉快就同意了。那是当地报纸的两个大腕，通过与他们一起共进晚餐，有哪个政客见了这样的机会不会高兴得跳起来呢？
晚餐之后，艾尔请我将他带到亚特兰迪斯海滩旅馆。他在车上对我说，他冻了一瓶香槟。“想不想睡前喝上一口？”他问。
为什么不呢？我们把一整瓶都喝完了，两个人一直谈到天快亮了，什么都谈。那是情投意合的夜晚之一，两个人一见如故。但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浪漫举动的意思。
结果发现，艾尔也在闹离婚。但是，他从来没有就离婚的事情流露出任何一种情感。
我感觉好像灰姑娘
两个星期后，他打来电话：“我就在附近，不知道你是否有空一起吃晚饭？”
我同意了。后来我才得知，他所说的“附近”是指密苏里州，他在那里偷偷安排收购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家报纸的事情。他从密苏里坐飞机赶到了可可阿海滩，赶赴我们的晚餐约会。
我们的离婚案已经是铁定的事实了，此时，我感觉自己像灰姑娘。香槟，鲜花，在我们认识的当月的第16天，艾尔送来16朵黄玫瑰，在我们整个彼此追求和婚姻期间，他每隔16天就送来16朵玫瑰。好浪漫啊，我想。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他交给自己的秘书去办理的一件杂事。
在我们婚姻的最后几个月里，我把接到的所有鲜花都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那算世界上最大的枯黄玫瑰花展。那是给我们的婚姻最合适的一个墓志铭。
但是，艾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爱上他没有什么遗憾的。他关心人，很慷慨，一起玩得也开心。
尽管我感觉真是糟糕，但还是害怕自己的私生活会影响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为离婚者，我不知道公众会对我竞选州参议员的决定有什么反应。作为女人，要竞选这样的职位不容易，最近又刚刚离婚，这可能会使事情雪上加霜。
此时，我和艾尔在当地的公开场所还是不常见面。
但是，他在背后还是经常给我出主意，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他提议说，我不要作为共和党人去参选，而要作为独立候选人。这意味着我可以避开共和党的初选，专心准备普选的事情。
这是个疯狂的点子。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或者以这种方式赢过。这还意味着我需要从布里华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当时我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得到那个职位的。
第二任妻子罗里·威尔逊的成绩单（2）
艾伦·纽哈斯把我的生活弄了个底朝天。我将要尝试政治上谁都没有试过的新招式，同时还得放弃自己的生活来源。
选举当天晚上，我害怕得要死。早前我把密友和志愿者喊到一个小店面前面的宣传总部，在那里发表了竞选报告。
竞选结果出来了，我有获胜的希望了，艾尔不断地提出建议，要求大家一起去可可阿海滩的亚特兰迪斯海滩旅馆庆祝一番。最后，我把最密切的几位竞选工作者留下来，大家一起出发去那里。
开车到达旅馆的时候，入口处的大门罩上写着一排照得雪亮的大字：祝贺你，罗里参议员。
我们走进艾尔已经订好的大舞厅，我感到情不自禁了。大批的人站在那里欢迎我们。在房间的一侧，一大面墙上都挂满了用黄玫瑰拼出来的字样：祝贺你，罗里参议员。
那一定需要数千朵玫瑰才能弄好，而且还必须准备好几天。更不用说要花上很大一笔钱了。“艾尔啊，万一我失败了呢？”我气喘吁吁地说。“你不可能输。”他说。
艾尔从来都不信失败。另外，他对我也有信心。“你一定会成功的。”他说。
选举过后，我与艾尔的关系更加公开了。他开始带我去一些地方开会，还去很多陌生的地方。
狂乱和美好的一星期
1973年1月，在阿鲁巴岛，艾尔带我参加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年会，此时，话就开始传开了。在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大部分丈夫和妻子都是些循规蹈矩的人，是一些老派的本分人，艾尔和我都喜欢做些让他们吃惊的事情。为了做表面文章，我们住在不同的套间里。当然，其中一套并没有怎么使用。
那是狂乱、美妙和大胆的一个星期。我们跟《洛杉矶时报》的奥迪斯和米茜·钱德勒一起骑着摩托车全岛到处跑。10年之后，奥迪斯也抛弃了她。
一条野狗追咬艾尔，结果他的摩托车坏了，大腿也伤得厉害。我们回到旅馆，给他清洗一番，顺着海滩一跛一跛地散步，到了旅馆看得见的一处红树林，在里面进行了一场活生生的性爱活动。
现在，当我看到艾尔建的一桩俯瞰着南瓜中心海滩的树屋时，总是会想起在阿鲁巴的那片红树林！
艾尔为我们的婚礼所做的计划，就跟他计划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有鉴别力，也有想像力──所有细节都事先考虑好了。
我们在靠海的地方建了一处古色古香的户外小教堂，我们准备把自己的家也安在那个海边上，也就是南瓜中心。婚礼是1973年新年之夜进行的，正在日出时分。教堂上的十字架已经建好了，这样一来，当太阳升起来，我们将要发誓的时候，阳光就会照在十字架上。当然，上帝也与艾尔合作，安排了一个灿烂的早晨和日出！那个小教堂今天还在，那是天堂里进行的一次婚姻的纪念碑。我在海滩上行走的时候，每天都看得见它，因此我觉得，某种爱情故事仍然在继续。
佛罗里达参议院的牧师主持了婚礼仪式，只邀请了四个孩子参加，因为艾尔希望婚礼在小范围内“私密地”进行。
艾尔甚至都不让我父母参加。为此我母亲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他说，如果父母都来，那我的兄弟姐妹也要求得到邀请，接下来，你知道，就会来一大群人。
我当时正在慢慢了解艾尔说服人的办法。一旦他“建议”什么事情，那通常就不是什么建议。他已经决定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做了。
我还慢慢意识到，艾尔思考问题总是一板一眼，报纸是这样，公共关系也是如此。
尽管我母亲没有获准参加婚礼，但艾尔却认为从《今日》请来一位摄影师是合适的。艾尔做好安排，让照片在同一天准备妥当，这样就可以在佛罗里达的各份报纸和美联社的全国通讯中使用。
在控制事件和知名度的事情上，艾尔从来都不会错过玩一点花样。
几个孩子是我们婚礼上惟一的客人，他们并没有给我们多少仁慈。丹穿着花里胡哨的夏威夷衬衣赶来，脸上还有乱七八糟的胡子，从头到尾都板着脸。
隆达是我的大女儿，她处在佩花嬉皮士的状态，比丹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女儿简和我的另外一个女儿基姆表现正常。
我们去卡普尔科和巴巴多斯岛度蜜月。我想去巴巴多斯，他想去卡普尔科。因此我们达成了妥协办法。我们在上面两个地方各玩了一星期。
名分算个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改名叫艾伦·纽哈斯夫人。我也没有改名叫罗里·纽哈斯。
结婚以前，我告诉艾尔说，我在威尔逊这个名字上投入了太多的政治资本，因此无法轻易放弃。
他同意，但是用他常有的傲慢口气说的。
“反正我也不允许你使用我的姓名。”他说，“也许等你选到美国参议院或者进了白宫，而且我也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退休了，你才可以使用我的姓名。但是，在此之前可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