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本能应该是一个提示，说明艾尔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我现在才明白，他也许从来都没有想要一个真正的妻子，他更希望有一个权力伙伴。
跟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的是，我更多地卷入了加内特公司的事务，比艾尔参与我政治生活的时候多得多。他在加内特公司的事情上极其专注。
第二任妻子罗里·威尔逊的成绩单（3）
我经常跟艾尔一起做商务旅行，但并不扮演传统的加内特公司配偶的角色。我不会坐在旅馆房间里，而是去参加会议，一般是与报纸的部门头目们的会议。
我在会上并不发表任何意见，但我开始记笔记。有点像罗萨琳·卡特的意思，她经常也会出席卡特总统召开的内阁会议。参加了几次报纸会议以后，我开始注意到一个模式了，所有部门负责人都是男性白人。
作为佛罗里达参议院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主要倡导人，我意识到加内特公司需要有自己的平等权利修正案。
艾尔表示同意，他觉得当地领导层应该反映出各地的读者层面。艾尔属于有色盲的人，他并不在乎你是什么肤色或者性别，只要你能把工作干好就行。
他同意并决定雇用我为加内特公司顾问，推荐一些办法来改善加内特公司女性的机会。
这就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了。但是，当我跟出版人和各级聪明的女性谈话时，我得到的注意力和采取的行动比普通的咨询人员效果好些。出版人更多担心我的枕边话，而不是我的顾问报告。
艾尔并不担心细节问题。他只想做行业里最好的，希望为每个人都提供同样的机会。他估计自己的妻子会比职业化的咨询人更容易切入正题，他也愿意因为雇用自己的妻子而遭受众人指摘。
嫁给艾尔就如同坐上了过山车。
我们的生活开心到了极顶。我们在全国和全世界到处旅行，住最好的宾馆套间，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香槟。
这是一种神话一样的生存状态。
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嫁给纽哈斯就如同为他工作一样。他指望自己的个人生活跟职业生活一样有秩序地运行。对于打断他有规律的生活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了。
艾尔对任何问题的解决办法，无论是家里的问题还是工作上的问题，都是扔钱了事。“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他常常这么说。他并不关心修复一个问题需要多少钱，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行。“修复它！”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最终，他也拿这个办法来对付我。
我听了艾尔的劝告，没有再次竞选州参议员，现在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错。“你已经干过那样的事情了。”他说，“为什么要再次竞选呢？”他建议我去竞选更大的东西，比如州长或美国参议员。我简单地尝试了一下竞选美国参议员的事情，但最后没有坚持下去。
艾尔很喜欢与一位参议员结婚。我放弃了竞选更高职位，艾尔也放弃了我。
无过错，无情感
到了最后，艾尔已经没有情感显示出来了。
他对别的事情和别的人产生了兴趣，我已经成为历史。
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无过错离婚法，我们并不需要为离婚设定法律基础。
婚前协议详细说明了离婚后我会得到什么。艾尔说：“我并不在乎你如何处理此事。你可以全部拿现金，或者全部拿股票，或者拿房地产。或者你可以两者兼得。我对上述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情感上的依恋。你来决定吧。”
我以44岁的年纪刚刚在法学院完成第一学年的学习。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维持南瓜中心了。我也不想光有财产而现金不够用。但是，可可阿海滩就是我的家，我不想被纽哈斯或别的任何人赶走。我远在他之前很久就已经生活在布里华县了。因此，我在隔着两桩房子的地方住进了私人家庭旅店，还拿到了一部分现金和一部分股票。
我们带着律师见面，确定最后的条款，事情看起来十分冷淡。我开始哭起来，放声痛哭。“这事我们解决不了吗？”我问，“这一堆乱事我实在处理不了。我们走吧。”
因此，我们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一起吃午餐，就财产分配的事情达成总体意见。回到律师办公处的时候，我说：“如果你再加上1500股加内特公司股票，我就立即签字，事情就算完了。”
他想了一秒钟，说：“你喝醉了。”
我意识到自己当初并没有准备好嫁给艾伦·纽哈斯，从情感上和物质上都没有准备好。我觉得自己现在有可能准备好了。事实上我现在很想念他──我们是很不错的一对伙伴──从职业上讲是这样。我过去喜欢跟他一起商量《今日美国》的一些事情，我们是很不错的一个小组。
但是，从默里特岛上的家庭主妇到坐着喷汽式飞机到处跑是太大的一个跳跃，就像“富人与名人的生活风格”节目里描述的那些名人。
过分慷慨
现在回头一看，我花了太大的劲去省下艾尔的钱，真是让人摇头。他自己一点也不在乎这件事情。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他想要为我买一辆梅塞德斯SL奔驰车，但我拒绝了， 他一再要求为我买一件裘皮服。我们在纽约的时候，我看了好几次，但回家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因为我生活在佛罗里达的时候，花2万美元去买一件裘皮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从艾尔那里得到的最值钱的礼物是一只漂亮的金表，他在上面刻有一排字，是：“我们的时间才刚刚开始。”
甚至到今天，艾尔还是我认识的最慷慨的人。在未经恳求的情况下，艾尔为我1988年的参议员竞选活动捐出了3000美元──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虽然那次竞选活动并没有成功。
第二任妻子罗里·威尔逊的成绩单（4）
我看到别的人对他送的礼物的反应，因此想到了他的慷慨。他最近给他目前的朋友之一送了一辆崭新的白色劳斯莱斯车，是可可阿海滩上的另一位金发美女，叫芭芭拉·惠特妮。她在《今日佛罗里达》上登载了一个整版广告，显示劳斯莱斯车上的铁格栅，上面还挂着很大的字：“感谢！”
艾尔是美国最合格的单身汉。他很有吸引力，有钱，有挑战性，激动人心，假如不介意跟一条蛇一起坐过山车，那他就是很好的一个追求对象。
儿子：老爹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1）
丹尼尔·纽哈斯是洛莱塔和艾伦·纽哈斯的儿子，1953年11月10日出生在南达科他州西乌克斯福尔斯。
丹是一位心理治疗师，也是对话公司的总裁。对话公司是基地设在圣弗朗西斯科市的一家演讲和咨询公司。他以前当过记者，在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工作过，还当过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他有杜克大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学士学位，有西北大学新闻学方面的硕士学位，还有圣弗朗西斯科的约翰·肯尼迪大学的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目前正在伯克莱的加利福尼亚职业心理学学院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丹·纽哈斯发的成绩单
马克·吐温的父亲和我父亲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14岁的时候，”马克·吐温说，“父亲十分傲慢，我差不多就无法忍受靠近那个老家伙。但是，等我长到21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在过去7年里，他已经学到了那么多东西。”
小的时候我把父亲当作偶像。但是，到16岁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在心理上彼此干仗了，形势发展越来越糟糕，因为一种亲情关系即将丢失，我们彼此开始对骂。自从我25岁以后，我和艾尔又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了。
作为加内特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我父亲是一个绝对的成功人士。但是，作为我们家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呢？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父亲？作为这位公司征服者的儿子长大成人是什么滋味？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好处。他看起来漠不关心，总在生气，脾气很坏，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总是吓死人的样子。17岁的时候，我打起行李包上大学，当时的结论是，再也不会靠近艾尔这个人了。他会死的（当时他已经47岁），我也会悲哀──很短暂的一阵子──事情不过如此，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不喜欢我们家的一切都围绕着艾尔转，大家走路都像在踩蛋壳，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惹他恼火。艾尔在公司的梯子上越爬越高，我也越发不喜欢必须跟妹妹一起出席公司的种种社交活动，而且得装出像政客的完美后代的样子。那是一个压制别人而且十分严酷的父亲，他为我们提供了物质上的奇迹，但又制造出情感上的沙漠，因此我感觉，守着这样一个父亲，我永远也不会找到自我。
这与我小时候的情形很不一样，老照片和母亲的回忆可以提供逼真的情形，证实当年我和艾尔之间的关系：
* 3岁的时候，在父母水气蒙蒙的浴室里，我专心地看着艾尔刮脸，我也用自己的塑料玩具刮胡刀在自己的脸上刮。
* 4岁的时候，我跟在艾尔身后用玩具剪草机剪草，当时，他在迈阿密酷热的阳光下汗流浃背地剪草坪，用的是手推的人工剪草机。
* 5岁的时候，在后院里过星期天，艾尔坐在院子里用打字机为《迈阿密论坛报》打新闻报道，我也坐在旁边敲打锡制的玩具打字机。
从偶像崇拜到仇恨
是什么东西使我童年的偶像崇拜变成了少年时期的仇恨？直到成年以后，我才看出自己仇恨艾尔的根本原因：当父亲的把职业生涯放在家庭前面，结果深深地伤害了一个少年的心。回首往事，我现在明白，艾尔在公司权力阶梯上攀登是有代价的，他步法不稳，风险太大，他当时一定希望自己家里不要出事，哪怕后来没有做到。我现在可以明白，艾尔小时候没有父亲，一切都不牢靠，这也是他缺少一张图纸，不知道如何将我带大的原因。
但在少年时期，我只知道自己感觉痛苦。原因并不重要，下面是我少年时期的一些情景：
·14岁那年，我和邻家的一个小孩子没有联系好，他本来答应在假期替我为150位订户送报纸的，结果，却没有去送。我记得艾尔当时大发雷霆，他愤怒地喊叫着：“该死，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一辈子会有两次机会，他们没有炒掉你就算你走运了。”
我本来需要同情，结果反倒感觉自己像是个一无用处的废物。我一脸泪水，而且心里气得不行，觉得艾尔根本就不关心我，他只在乎别人会在公司里说他，以为老板的儿子办砸了事情会让他丢脸。
·15岁那年，11月份一个下雪的星期天，是我第一次约会以后的第一个早晨，不自觉就走进了父亲的私人办公室，由于爱得心切，心里又不知道早晨9点就打电话再次约会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在我们家，星期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但是，父亲正在忙他的工作，他抬起头来，用厌恶的口气说：“小伙子啊，你来得不是时候。”我本来是想同他分享我的快乐的。结果，我夹着尾巴脚步沉重地离开了，发现男人之间不能在情感的事情上陷得太深。
餐桌上的仪式最能说明我家的问题。我家的餐桌是战场。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嘲笑艾尔，说：“我打赌你肯定为能够称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我乐于赞成一位专栏作家给加内特公司贴的标签，说加内特公司办的是“一堆狗屁报纸”。1968年，我得知艾尔正在掂量尼克松和汉弗雷竞选总统时的立场问题，我大肆宣传简·麦卡锡的赞扬话。麦卡锡失势以后，我又开始说乔治·华莱士的好话。我的立场并不重要，只要是与艾尔相反的就行。
儿子：老爹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2）
另外一些时候，我只用单音节的字眼回答他的提问，哼哼哈哈的，或者学约翰·怀因的样子说话。他在公司里干了一整天的活，回家之后我又来给他添麻烦。但是，我觉得他也在让我的日子难过。我感觉我们生活在冰冷和隔膜的气氛中，缺少的是温情、信任、自然和接受。我也许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这个冰冷的家带来一些热量，由于我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带来温暖，结果就把次等的东西带来了：摩擦。
离家上大学的那一年，父母在26年的婚姻之后离婚，奇怪的是，离婚使我离父亲更近了，同时又更远了。
离婚期间，我正在艾尔在佛罗里达创立的报纸《今日》当实习记者。艾尔从纽约打来电话，说他需要谈一下，之后就飞来见我，我对他要说的话一点线索也没有。
一个行将破碎的家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艾尔把消息告诉我了。我还记得他阴沉而又平淡的声音：“你妈妈和我已经决定离婚。没有争吵，没有人特别烦，没有人砸东西。我们两个人都想过自己的生活，都想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事对你或简来说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不离婚。”
我极其流利地回答说：“这不是个问题。我希望你去做对你最为有益的任何事情。”
我们两个人都撒了谎，这些谎言埋下了艾尔和我关系恶化的种子。我们的谎言并不是恶意的，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对付那场噩梦。艾尔撒谎的地方是，他说没有人特别烦。我母亲伤心欲绝，而且，不管简和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都会离婚的。
我说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时候也撒了谎。那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的家就在我眼前破碎了。但是，我坐在汽车旅馆的早餐桌上，对面就是那个我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反抗的人，当时我惊呆了，因为我说了什么错话，可能会一辈子永远失去父亲。如果父母要分开，我准备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父亲。
离婚之后的影响持续了多年。我跟艾尔吃饭的次数很少，如果在一起吃饭，又有了产生争执的新话题：艾尔对洛莱塔的处理。我争执说，他应该给她更多的生活费。让我惊讶的是，他真给了。
父亲开始公开追求一位穿白裤子和西装的艳丽的州议员罗里·威尔逊的时候，我变得极其愤怒。1973年新年夜晚，他们在海滩上搞日出婚礼，我脸不刮就跑去了（“我开始留胡子了。”我对他们说），还穿一件运动衫，一头乱发。我本来想表示更强烈的抗议，根本就不去的，但是，我母亲却一定要我去一下。
我跟艾尔和罗里吃饭的时候，总会无事争吵起来。我讽刺罗里，就如同以前我讽刺艾尔一样，说“所有政客都是腐败的”。艾尔跟我有多年的争吵经验，而罗里不一样，她无一例外总是中我的圈套，之后就哭起来。7年以后他们离婚了，我感到受了维护，因为我又把老爸赢回来了。
约在我26岁生日的时候，艾尔和我之间的争吵又一次发生转变，这一次是朝好的方向转化。艾尔感觉更有信心了，更牢固地掌握了加内特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大权。我也“发现”自己在不断地看心理治疗方面的书，一方面进行电休克治疗，一方面接受相互作用分析，还看很多自助书，我找到了面对父亲的勇气和工具。
第一次是在佛罗里达可可阿海滩上一次私密的父子晚餐。我已经为此预演了好几天，我准备告诉艾尔，说他经常不在家，他多变的情绪，还有他很容易发脾气，这些都伤害了我，并且使我难堪。我还准备告诉他说我爱他，并且要原谅他。我照做了，他也在听。自从我还是个孩子以来，那是我们第一次说爱着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