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费曼把他的研究当作一种享受，他有个口头禅就是“享受物理”。还在上高中时，看到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流逐渐变少，他就好奇地想，能不能研究出它的曲线？后来他发现这并不难。他的研究总是随兴之所至，而不去考虑它的重要性，它对核子物理的发展有多大意义，因为他是觉得好玩才做物理，什么时候想玩就什么时候玩。
小时候，读过一本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情节早已淡忘，但这个书名却深深铭刻在脑海里。
工作怎么能够和美丽连在一起？
是的，现代人一提起工作，就想到赚钱糊口，就想到汗流浃背，就想到办公室机械而枯燥的事务，就想到上班铃声、打卡，就想到上司严肃的面孔和同事之间的明争暗斗……
“在哪里发财？”这是陌生人初见时常用的寒喧语。可见，工作更多的是与赚钱联系在一起的。
许多人把工作的目标盯在赚钱上，有人甚至制定了一生的计划：
30岁以前成为百万富翁；
40岁以前成为千万富翁；
50岁以前……
在现代社会，多数人不过是一架赚钱的机器，他们被囚禁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在工厂里，操作者仿佛是机器的延伸，他必须适应机器沉闷而节奏鲜明的轰鸣声。在官僚机构的办公室里，有些人整天盯着电脑屏幕，手指不停地敲击着键盘，但对输出输入的东西却不甚了了。对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来说，工作唯一值得期盼的是挨到下班或周末，所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他们的信条，而发薪日的激动则给他们灰色的生活抹上一丝亮色。
对于现代人工作的“异化”，尼科拉斯·波德耶夫在《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一书中写道：“非人化首先是人生的机械化，人被当成机器来驱使。机器的力量破坏了人的完整形象。经济生活被视为完全与精神生活相脱离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指望它减轻人在体力劳动方面的负担，然而适得其反，机器奴役了人并使他遭受失业的不幸。”
对于现代社会的工作所造成的“非人化”的后果，众多的现代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进行批判，这说明了什么呢？
它是一个吉祥的预兆，它向我们预示，工作不该是一种苦役，它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创造性的体验，一种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并如愿以偿的活动，一种充满快乐和情趣的艺术创造。
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诗的境界、艺术的境界。
率性而行才是真
人是唯一在工作着的动物，正是工作将人类从对自然界的依赖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我们建造了房屋，就从野兽的侵扰和风雨的袭击中解放出来；我们有了笔、纸和文字，就无需事无巨细依靠我们自然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工作使人从自然的世界走进了人的世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劳动创造了人。
工作使我们得到了许多自由，但它同时又日甚一日地限制着我们的自由。要使所有这些大批生产出来的东西广泛的适用，大规模的协作就是必不可少的。从工作者的角度看，协作意味着工厂、流水作业、生产定额、时间卡、效率专家、管理法规等无数的约束。甚至连空闲时间也属于工作领域，喝茶的时间和双休日被称为“工余时间”，而且许多人认为，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尼尔对现代社会这种价值观非常不满，他长叹道：“唉！我们中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欢乐都受到了约束！一切问心无愧的事都在工作一边；一切谋求欢乐的意向都被说成是恢复身体的需要，都开始变成令人惭愧的东西。如果人们发现某人在乡下作短途旅行，他说这对维护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的确，工作的异化已经使多数人到厌倦、烦恼，他们仅仅把工作视为一种养家糊口的手段，一种必不可少的苦役。除了赚钱之外，他们并不期望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和幸福感。所以，收入的高低成了他们选择职业时的首要标准。
这种择业观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套上了绳索。
我所主张的艺术人生观则有另一种工作价值和择业标准。
我认为，我们不该把工作看作一种苦役，而应把它看作我们天性中的一种内在的需要。
晋代有个叫陶士行的人，他老来罢官闲居，无所事事，便去搬砖。早晨把一百块砖由屋里搬到屋外，晚上把一百块砖从屋外搬到屋里。有人问他这是何苦呢，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
我们常说“生活”，生活就是活动，不活动就谈不上生活，工作则将人的活动常规化、定向化。
如果我们把工作看作我们内在生命的需要，而不仅是肉体的需要，我们就会发现工作的更大的价值：工作能使我们充分体验生命的欢乐，为我们构筑丰富而美妙的人生。
这样，我们在择业时首先考虑的就不再是该职业能给我们带来多少银行存款，能使我们爬上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而是它能不能使我们发挥自己独特的潜力，能不能使我们从中得到更多的乐趣，能不能增加我们的幸福感。
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气质、性格和禀赋，这些内在的精神就表现在人的兴趣上。
人的兴趣所在，就是其才所在。人随自己的兴趣去做事，就是物尽其用、人尽其用，即使从世俗的经济学的观点看，也是合情合理的。
道家讲率性而行，也就是把兴趣放在第一位，这正是艺术人生的择业观。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也就是做顺乎天性的事。一个人有幸找到与自己兴趣相投的工作，就像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一样。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把自己固有的才华和潜能发散出来，虽然用力但却用得痛快舒畅，不觉其苦，只觉其乐，这就是“无为无不为”的真义。反之，如果我们把赚钱放在首位，我们就会追求那些违背我们天性和志趣的工作。我们本来不喜欢当律师，但我们羡慕律师的高收入，因而选择了这项职业，那么我们就不是率性而行，我们就是强已所难，我们就会把这项工作当作深重的负担。如果我们不喜欢作诗，但因别人作诗而声名大振，所以也要学作诗，要当诗人，那么我们写出来的诗就必然是矫揉造作，作诗这项本来很浪漫的事情对他就变成了枯燥刻板的苦役。
率性而行，就不会把工作的成就与成功看得那么重要。当然，一个人随他的兴趣做下去，会自然而然地有所成就，乃至成名成家，但这些对于他们只是一种副产品，而不是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初衷。所以，率性而行的人对于自己的工作，完全是兴之所至，不期其有成就，更不期其必有成就。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的工作，而有些工作如扫厕所、下矿井等显然不容易引起人的兴趣但却是社会所必需的，我们还要担当一些我们本身并不感兴趣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但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所做的事，合乎我们兴趣的越多，无所为而为者越多，我们的生活就越趋于理想，我们的社会就会越近乎于理想。
西方现代艺术大师杜尚就是这样一个跟着兴趣走的人，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了自在自为的生命的真实意义。
杜尚天生就有着落拓不羁的艺术气质，外祖父是一个技巧精湛的版画家，受家庭的影响，杜尚在服兵役前在巴黎的朱丽亚艺术学院学习了十多个月。不过，在学校里他几乎是个很糟糕的学生，早上常常玩弹子球，根本不去画室作画。等他看出来他这样的人在学院里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就离开了。杜尚天生有一种惰性，喜欢无功利地放任自己的天性，不肯强迫自己做任何事情。这种处世方式贯穿于他的一生，到晚年时愈加明显。他自己说：“人们可以这么去认为，但是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有意识的考虑，我应该这么做或应该那么做，我只是做我认为有趣的事罢了。”
1906年，杜尚离开军队到了巴黎。那时，正是各种现代艺术流派如火如荼地发展的时代，任何一个在巴黎学习艺术的学生都紧跟潮流，企求侧身艺术家的行列，杜尚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进入现代艺术家的圈子甚至比别人更快，因为他的两个哥哥和巴黎的许多现代艺术家交情不薄，和哥哥住在一起的杜尚出入于这个圈子，对现代艺术家关注的热点烂熟于心。从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他也吸收了一些现代艺术的创作手法，1909年首次参加现代艺术家独立展览，送去两幅画，居然还卖掉一幅，使他成为现代艺术的弄潮儿。年轻的杜尚在此时期尝试过各种风格，但和其他年轻艺术家不同的是，对任何一种流行的风格，杜尚只是稍作尝试，不让自己固定在任何一种手法上，而且他始终画得很少。从他1906年19岁从军队退役到他1912年画出《下楼的裸女》时只有短短六年，在这六年里他已经把各种新的流派风格都摸到了，试过了，了解了。对这个勤于思考探索的人来说，这个领域他几乎已经穷尽了。此时，他完全可以躺在已有的成就上赖以生存、赖以成名。当时他已是巴黎先锋派艺术家沙龙的成员，他已有资格将画送到每年一度的全国展览会去，巴黎已有画廊经销他的画。总之，在巴黎做一个出头露面的艺术家对他来说已是水到渠成，他对这一切也非常清楚，他的这种机遇是众多年轻艺术家垂涎欲滴的。然而杜尚却把这一切毫不怜惜地放弃了，因为他的原则是兴至则行，兴尽则止。既然这个领域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让他感兴趣，他就义无反顾地掉头而去，他不愿意重复自己，不愿闻声名地位这些外在的东西捆住手脚。他随他的兴趣走到另一个方面了，那就是艺术精神的探索。他要透过事物表面的价值，趋近更为真实的核心——艺术到底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对这样一种活动投入如此大的关注，赋予如此大的重要性？就在此事，一桩小事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1912年初，杜尚把《下楼的裸女》送到巴黎一年一度的独立沙龙去展览，该组织是由一批立体主义艺术家主持的，在当时领导着最新的艺术潮流。杜尚在《下楼的裸女》中用分解的形式探索了一种运动感，这对立体主义绘画是一个新课题。不料这些主持评审的立体主义艺术家对杜尚画中的运动感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次展览是立体主义的巡礼，而杜尚的画法却有涉于未来主义。当时，法国的立体派和意大利的未来派都想争当现代派的旗手。出于这种背景，主持展览的立体主义者请杜尚的哥哥对他婉转说明，是否可对画作作一些修改。杜尚听了哥哥的转述，二话不说就到展览处取回了自己的画。但他回家不是诚惶诚恐地按权威们的旨意修改自己的作品，以获得他们的认可，却是从此与巴黎的现代艺术家分手。从此以后，他对任何流派和组织都失去了兴趣。不久他就在巴黎的一个图书馆找了一份差事，喜孜孜地帮人借书和还书。就这样，他离开了巴黎那个举世瞩目的艺术家圈子，不再被人视为艺术家。
为了不做职业的奴隶，杜尚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非常简单。他从父母兄弟那里得到了一些资助，自己也以卖画和教法文得到一些收入，但这一切只要能够满足他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就可以了，他绝不会为过一种奢侈的生活而去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杜尚喜欢下棋，自己制作了一套别致的袖珍棋，他的朋友见了对他说：“嗨，你可以把这种小棋投入到市场中去，申请专利，可以发大财呢”。杜尚回答说：“我要了那些钱做什么用呢？我所需要的我已经有了，我不需要更多的了，如果我有了更多的钱，我还得去安排它们，为它们操心，累不累啊？”他不到30岁时在美国名气已经很大，画商们开始像苍蝇一样盯着他，他若能接受他们的合作，多炮制一些作品放到艺术市场上去流通，完全可以过一种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杜尚不愿意这样做。1916年美国有一位富豪对杜尚说，他愿意每年付一万美元给杜尚，只要杜尚每年能够为他画一张画，杜尚没有接受。事后有人问起这事，杜尚回答说：“1916年我已经29岁了，懂得怎样保护自己了。”
当然，像杜尚这样看淡名利、生活在一个纯然的艺术世界的人毕竟难得。但即使是对普通人而言，“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也不失为一条择业的原则。
大学里的选择科系专业、转系，实际上也是一种择业。胡适先生年轻时在美国读书，也曾经历过转系的问题、选择课业的问题，让我们看看他是以什么标准来选择的。
胡适考取了官费出国留学后，他的哥哥从外地赶到上海为他送行，临行时对他说，我们的家早已破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胡适学开矿和修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他答应了。上船后他想，他对矿业不感兴趣，造铁路也不感兴趣，于是只好采取调和折衷的办法，要学有用之学，当时康奈尔大学有全美国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还有津贴，他就这样选择了农学。
没有一点农场生活的经验，连洗马、套马这些琐事也要从头学起，胡适只好忍耐下去，第一年成绩尚可，第二年他选学了苹果学。有一次上实验课，桌上摆着各样的苹果30个，颜色不同，形状不同，要他们对照课本上的标准，说出苹果的学名、蒂的长度、花的颜色、肉的味道和硬度，胡适弄了半个小时一个都答不出来，急得满头大汗，抬头一看，那些美国同学都做完跑光了，把苹果拿回去吃了。他们不需剖开，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查查课本后的普通名词就可以定学名，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胡适做了一半，还做错了。他终于发现他的志趣和能力并不在农学上，于是决定改行转系。
胡适又面临着选择的困惑。转系以什么为标准呢？是听哥哥的话？看国家的需要？还是凭自己？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中国现代需要什么？但胡适想，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现在可以说三千六百行，从诺贝尔得奖人到修理马桶的，社会都需要，所以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因此，他在定主意的时候，就要依照自我的兴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他反复问自己：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与我情性相近的是什么？我能做什么？照着这个标准，他就转到文学院了。在文学院以哲学为主，以文学、政治、经济学为副。在这个领域，胡适如鱼得水，飞翔在哲学与文学之间，终于成为我国现代的大哲学家、白话文的开创者。胡适后来在对大学生的演讲中说：“现在的青年太倾向于现实了，不凭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课。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作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便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你们自己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