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东南亚同我国东南沿海之间的距离，比美洲、澳洲、欧洲和非洲地区要近得多。因此，历史上闽粤出洋的华侨，最早是到东南亚谋生。早期赴南洋谋生的华侨多数人在锡矿和橡胶种植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是木匠或泥水匠，他们聚居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槟城的漆木街打工。华侨对东南亚的开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原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馆门前有一座纪念老华侨历史功绩的无名铜像，其基座上镌刻着一段金字碑文：“华人素以坚忍耐劳著称，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府暨马来所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贡献者，良非浅鲜。”他们当中有被称为“新马华人三杰”的曹亚珠、陈炎长和赵煜，有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华人富豪黄亚福，医学权威伍连德，南洋巨富陆佑等等。
一、曹亚珠与新加坡开埠
1949年2月6日，新加坡庆祝开埠130周年时，《南洋商报》发表了一篇令人注目的报道，其中一段文字这样写道：“1819年2月6日，莱佛士的船，驶至新加坡海面，惟不审土人实力如何，未敢造次。该船木匠曹亚志，毅然肯为先锋，乘小艇登岸，将英国之国旗，高插于十字路口(一说插于今升旗山顶)，莱佛士见旗才敢登岸。”这段文字说明，曹亚珠是新加坡开埠元勋、登陆新加坡的先锋。
曹亚珠（1782~1830年），又写作曹亚志、曹亚枝，字符义，生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3月27日，广东省台山人。幼读私塾，稍长到澳门学艺，以木匠为业。后在望厦村普济禅院结交反清义士，成为“天地会”成员。1802年赴南洋谋生，是华侨先驱之一。他同各地的“公司”（实为反清秘密组织）都有联系，因此熟识各地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后来，他定居在槟榔屿，是槟城秘密组织“义兴公司”的领袖人物之一。当时，“义兴公司”的成员遍布新加坡、马来亚、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它与“和成”、“华生”、“建德”、“海山”等“公司”，虽然派别不同，但宗旨一致，都是为了“反清复明”，崇尚关公和桃园三结义，讲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凛然正气，互相通融，相互提携。
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是东西方交通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英国、荷兰等西方殖民者早已垂涎，并展开激烈争夺。莱佛士是英国殖民者，他来新加坡之前，对马六甲海峡一带的情况已作过调查，并了解到曹亚珠是反清志士，精明强悍，于是委以重任，命其为开路先锋。
1819年2月6日，曹亚珠随莱佛士的舰队去新加坡，在南岸棋樟山率水手20人，怀挟短枪，各驾小舟登岸，探得荷兰人并未设防，于是在岛上插上英国国旗。之后，莱佛士率大队英兵由新加坡河登陆，占领了新加坡。曹亚珠从此成为新加坡传奇性人物。“事平论功，曹居第一，于是恩礼叠贲，宠赐有加，曹至是遂觉富贵逼人；而政府复以宾帅之礼处之，凡事咨而后行。”
曹亚珠在自己的赐地上建立了曹家馆、广福古庙及五虎祠（社公庙）。莱佛士在规划新加坡的市政建设时，又将大坡划归华人。曹亚珠于1822年在大坡创建了东南亚乃至旅居世界各地华人最早的宗亲会馆——宁阳会馆。道光十年（1830年）3月26日，曹亚珠在吉隆坡由于饮了当地首领献上的毒酒而暴卒。灵柩运回新加坡，葬在青山亭（这里后来成为曹氏族人归葬的坟场）。
二、陆佑与马来亚的开发
陆佑不仅对马来亚的开发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为马来亚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和金融业等多方面的发展与繁荣，对中华文化的传播，都作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是饮誉南洋的传奇式人物。早年在吉隆坡就流传着“叶亚来打州府，陆佑建吉隆坡”的赞语。
陆佑（1844~1917年），广东省鹤山人，本姓黄，自幼丧毋，因家境贫寒，少时被迫到新会桐井岑溪村一户陆姓的财主家当童工，后改姓陆。16岁左右被卖“猪仔”到马来亚，起初在一锡矿当矿工。陆佑在锡矿场苦熬了3年，侥幸活了下来。陆佑发迹后是这样回忆自己这段做“猪仔”的惨痛经历的：
在锡矿的最初几个月，老板规定每天清晨五时起床，先用棍棒擦身，以适应水土和气候，这是一种痛苦的熬炼。然后，集体洗澡，才可吃些糙米早饭。只有少许咸鱼仔、萝卜干、咸菜佐膳。草草吃完便由包工头带到矿区开工。工作时，不许歇息。根据各人体力和特长，指定锄山、铲土或肩挑。包工头多是狰狞凶恶，对苦工们督责苛酷，如果工作稍慢或跟他顶撞，动辄拳打脚踢，甚至殴到伤重死亡，也无人过问。中午暂停工作，在工地吃一顿粗饭。不一会便继续开工，直至日落为止。晚饭后，集体洗澡一次，由包工头带返棚厂睡觉。苦工住的棚厂是草顶、木墙、泥地，空气秽浊。夜间只有一两盏惨暗的煤油灯，以备巡逻和防守。除了新年有一两天休息外，终岁不停，无论刮风、日晒、雨淋，一律开工。每天上山下井，苦不堪言。有时山洪暴发，便断绝归路；矿坑挖深了，上面倒塌下来，往往发生活埋惨剧。在矿山，时常受着毒蛇、野兽、蚊虱、害虫的袭击。当地恶性疟疾、霍乱、痢疾流行，得病而死者很多。苦工们多数患有风湿、脚气、腹肿和黄疽病；由于工作过于劳苦，受热或不服水土，常常晕厥或窒息。矿场里没有医生，也缺乏药品，不论病情轻重，只胡乱搽些药油，服点土药，不少人丧失了生命。侥幸活着的人，下身长年浸泡在水坑里，只穿一条由面粉袋改成的短裤，爬山越岭，涉涧扳藤，十指起泡，双脚红肿，遍身斑痕。尽管苦工们卖力拼命，主子依然毫无同情心；反因部分苦工死亡，更把剥削转嫁到活者身上。连跟国内亲人通讯也没有自由。卖身的“猪仔”由主子按劳动量每月发零用钱三至六元，此外并无其他福利。不小心损坏工具或因病停工，还要扣钱。
3年期满后获得“自由身”的陆佑，来到星中街新会乡亲罗奇生开设的烟庄当伙计，他省吃俭用，5年后积蓄了99元，就在马洁街开设了兴隆号杂货店。1868年，他把这间小店委托给可靠的伙伴代管，只身来到霹雳邦拿律镇甘文珍锡矿场，同华人矿工一起劳动，并经营货运，兼做为英军供应粮食的生意。后来，他以小本钱买下一个已废弃的“旧龙口”锡矿，深挖下去，竟奇迹般地成为富矿。陆佑顷刻间成了“暴发户”。之后，陆佑来到吉隆坡，在同乡赵煜的扶助下开设了典押店；并通过替殖民当局承办鸦片烟、酒、赌博和典押等饷码而致富。他除了经营好自己的矿场外，还收购了濒于破产的小矿场。由于经营有方，数年间，便拥有新街场、锡米山、双文丹、暗邦、叻思、古毛、万挠、关丹、文冬等多处锡矿场，雇工数千人，成为当地的大矿主，有“锡矿大王”之称。据记载，1898~1900年，马来亚每年锡产量约4万吨，95％为华人矿场生产。其中陆佑经营的矿场年产量达数千吨。10多年中，他至少获利1000—2000万元。
陆佑开采锡矿致富后，又把目光投向橡胶种植业。1896年，他同后来被誉为“橡胶种植之父”的林文庆和陈齐贤合资开辟了马来亚第一块橡胶园，取得很大成功。之后又在鹅雁、箕筛、文冬、和丰、雪兰莪等地开垦了很多橡胶园，最大的橡胶园由吉隆坡伸展到彭亨，呈带状绵延100多公里。橡胶业的发展使陆佑的财富滚滚而来，并得到“橡胶大王”的美称。他们3人连同陈嘉庚被誉为“马来亚橡胶王国4大功臣”。
1913年，陆佑做大股东的广益银行在吉隆坡创办，全盛时期，当地政府批准东兴隆庄自己发行银票，各地流通，与政府发行的钞票具有同等效力。此种银票，用英文印上“东兴隆陆佑”、“东兴隆第X号银毫伍圆，任随时兑换”以及“光绪X年X月X日发单”等字样。这种情况在南洋并不多见，足见陆佑之地位与实力非同一般。据说，陆佑去世后，这种银票仍一直流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占领马来亚时，才被日本军票所取代。由于陆佑对新、马金融业贡献重大，他又得到“金融巨擘”的雅称。
除了上述经营收入外，饷码的税捐收入也是陆佑聚敛财富的又一大来源。他以100多万元的代价，从殖民政府获得承包税捐的专利权，把获利最大的烟税和酒税留为自营，赌税则选择有利地点自营大部分，余下僻远山区的则议价转让别人承办，典押税则全部转让，招人承办。上述两税转让，陆佑就可赚回向殖民政府缴纳4年税饷的大部分。陆佑与黄福、张弼士并称为“3大码王”。陆佑靠99元起家，到他去世时，财富已达叻币七八千万元（折合英镑约1000万镑），成为富甲新、马的大富豪，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陆佑富而好善，为吉隆坡及马来亚社会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建树良多。他捐资改建吉隆坡的马路和市容，将当时仍属榛莽荒秽、蒙茸沼泽之地的文冬和关丹两镇建设成为现代化都市。南洋的历史学家断言，写文冬和关丹开埠史和发展史，如果不重笔浓墨写上陆佑的名字，就毫无意义。
陆佑自幼失学、文化程度不高，因此深感文化教育的重要，这促使他大量捐助办学，惠及广大地区。在吉隆坡，他创办了养正学校、维多利亚英文图书馆、尊孔学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和莱佛士学院。在雪兰莪，他创办了尊孔学校。陆佑还捐资于医疗卫生事业，独资在塞连达建立诊所，在吉隆坡建同善医院，成立吉隆坡老弱院，建造吉隆坡中华大会馆。他资助马来亚各地修建大小会馆、庙宇，他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建造广肇会馆和广东义山。其善举美德使之成为受人尊敬、遐迩闻名的大慈善家。
陆佑以73岁高龄辞世，安葬在吉隆坡冷结路浩道登橡胶园内的陆家坟场。他去世后东南亚有3个国家首都的街道用他的名字命名，即：新加坡的陆佑街、吉隆坡的陆佑街和文莱的陆佑大街。他的家乡鹤山市的乡土教材中，载人了他的传奇事迹和乐善好施的美德。
三、华侨开发婆罗洲等地
华侨对婆罗洲、沙捞越、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婆罗洲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包括沙捞越（中国古籍称渤尼、婆利、婆罗等）、沙巴和文莱。沙捞越和沙巴于1963年同马来亚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华侨开发婆罗洲有两大历史功绩，其一是婆罗洲沙巴根地咬的开埠。100多年前，开平籍华侨周道积由亚庇来到马利，越过崇山峻岭抵达根地咬，开荒辟地，是开埠先锋。随后周孚、冯信也步行到达，周厚昌、周柏贤、冯炳源接踵而至。他们用当地的木材建“鸭挞屋”，做小生意。以后，华侨陆续来到这里垦荒开发，建设根地咬埠，使之逐渐兴旺起来，成为一个交通发达、风景秀美、经济繁荣的小城镇。“现该埠业商之人，占70％是广东四邑籍人（其中以开平最多），有四邑埠之称。”这里的居民，无论是华侨，还是土人，百多年来，世代相传，很多人至今仍操四邑话。
其二是婆罗洲吉打毛律埠的开发。吉打毛律是沙巴西海岸的一个小商埠。100多年前，这里十分荒凉，后经四邑籍人不断开发，才使这块处女地日益繁荣起来。最早开发这块处女地的是开平人龚庆煜、林德伦、黄胜瑞、周炳昌、杨新君等人。他们从亚庇步行而至，披星戴月，艰苦劳动，后来经营小生意，繁荣市场，使之成为兴旺的小商埠。华侨看到这里的土人穿着十分落后，无论男女均以一块土布遮掩下身，于是教会他们缝制衣服。杨新君是一位裁缝高手，他耐心向土人传授剪裁及缝制技术。土人的原始风俗为之一改。杨新君去世后，至今每逢春秋两季，当地人仍对他顶礼膜拜，纪念他的大恩大德。现在，吉打毛律己建成现代化城镇，商业中四邑人仍占1／3的份额，扮演着重要角色。
沙捞越中部地区的开发，以台山籍华侨的功劳最大。县政府所在地的达斗镇，居民约16000多人，以华人居多。华侨丘正媛是达斗的开发者。他少年时代跟随乡人南来，初抵新加坡，在洋人的公司当侍应生。后来到沙捞越古晋，再到民都鲁。他从土人那里了解到离民都鲁不远处有一地方称为阿纳港世，土特产甚丰，惜无人收购。丘正媛认为有利可图，在土人帮助下，来到达斗收购土产，经营杂货生意。当时达斗是一片原始森林，荆棘丛生，毒蛇猛兽出没其间，人烟稀少，只有部落民族达斗族集居于此，过着刀耕火种和狩猎的原始生活。但境内盛产木材，尤以盐木为上佳，其他土产如树胶、胡椒、蜜糖、燕窝等也极负盛名。1862年，丘正媛在达斗开设瑞源号，用帆船专营古晋至达斗间的土特产贸易，很快便发迹。嗣后台山人朱瑞亦到此开设瑞成号。再后是潮州籍人士许长发创设万发号。四邑人和潮州人逐渐地多了起来。丘正媛的两个弟弟丘正观、丘正彬也携眷来此创业。丘正媛还将当地产的盐木出口到中国，其运输工具是帆船，大者可载三四百吨，小者可载二三百吨，靠风力行驶。
华侨对达斗的市政建设，建树良多。达斗的店屋原用“亚答”叶搭盖，华侨则用本地盛产的盐木搭建，既坚固又美观。他们还修路办电，兴建商店，使达斗镇从一块荒芜之地变成商业中心。华侨向来重视教育事业，1926年，他们在达斗设立中华公学，以粤语教学，主要对象是华人子女。第一任教师是一位台山秀才丘灵恩。
达斗的第一任华人甲必丹是台山人江世钦，他早年随舅父丘正媛南来，18岁回乡成婚，复南来，创立丰源号，专事土特产生意。他乐善好施，致富后热心侨社福祉，深受华人爱戴，被沙捞越王委任为华人甲必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统治当局再委任他为华人甲必丹，在位40多年，达斗人有口皆碑。
华侨侨居东南亚地区，对新、马以外地区的开发，作出贡献的也不少，其中最著名的，在泰国有冯平山、黄宜义、黄宣充，在越南有陈瑞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