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隋亡陈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取西洋历史以为喻，汉世犹之罗马帝国，隋唐犹之察里曼。后之罗马帝国名号相衍，统绪相传，而实质大异。今桑原氏泯其代谢之迹，强合一致名曰“汉族极盛时代”，是为巨谬，其弊二也。凡此二弊，不容不矫。本篇所定之分期法，即自矫正现世普行桑原氏之分期法始。
以愚推测所及者言之，欲重分中国历史之期世，不可不注意下列四事：
（一）宜知中国所谓汉族于陈隋之间大起变化唐虞三代以至秦汉，君天下者皆号黄帝子孙，虽周起岐洴，秦起邠渭，与胡虏为邻，其地其人固不离于中国。故唐虞以降，下迄魏晋，二千余年间，政治频革，风俗迥异，而有一线相承，历世不变者，则种族未改是也。其间北秋南蛮，入居边境，同化于汉族者，无代无有。然但有向化而无混合，但有变夷而无变夏，于汉族之所以为汉族者，无增损也。至于晋之一统，汉族势力，已成外强中干之势。永嘉建兴之乱，中原旧壤，沦于朔胡，旧族黎民，仅有孑遗，故西晋之亡，非关一姓之盛衰，实中原之亡也。重言之，周秦魏所传之中国，至于建兴而亡也，所幸者，江东有孙氏。而后缔造经营，别立国家，虽风俗民情，稍与中原异质，要皆“中国之旧衣冠礼乐之所就，永嘉之后，江东贵焉”，为其纂承统绪，使中国民族与文化，不随中原以俱沦也。江东之于中原，虽非大宗，要为入桃之别子；讫于陈亡，而中国尽失矣。王通作《元经》书陈亡而具晋宋齐梁陈五国，著其义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民也。”（《元经》卷九）故长城公丧其国家，不仅陈氏之亡，亦是江东衣冠道尽（改用陈叔宝语）。江东衣冠道尽，是中国之亡，周秦汉魏所传之中国，至于建兴而丧其世守之域，至于祯明而亡其枝出之邦。祯明之在中国，当升降转移之枢纽，尤重于建兴，谈史者所不可忽也。
继陈者隋，隋外国也。继隋者唐，唐亦外国也。何以言之？君主者，往昔国家之代表也。隋唐皇室之母系，皆出自魏虏，其不纯为汉族甚明。唐之先公曾姓大野，其原姓李氏而赐姓大野欤？抑原姓大野而冒认李姓欤？后人读史，不能无疑也。此犹可曰一姓之事，无关中国也。则请举其大者言之，隋唐之人先北朝而后南朝，正魏周而伪齐陈，直认索虏为父，不复知南朝之为中国，此犹可曰史家之词，无关事实也。则请举其更大者言之，隋唐将相，鲜卑姓至多，自负出于中国甲族之上，而皇室与当世之人，待之亦崇高于华人。此犹可曰贵族有然，非可一概论也。则请举其民俗言之，琵琶卑语胡食胡服（见《颜氏家训》、《中华古今注》等书），流行士庶间，见于载记可考者甚繁，于此可知隋唐所谓中年，上承拓拔宇文之遗，与周汉魏晋不为一贯，不仅其皇室异也，风俗政教固大殊矣。为史学者不于陈亡之日分期判世，而强合汉唐以一之，岂知汉唐两代民族颇殊，精神顿异，汉与周秦甚近，而与唐世甚远，唐与宋世甚近，而与南朝甚远，此非以年代言也，以历朝所以立国所以成俗之精神察之，然后知其不可强合。今吾断言曰，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不蒙前代者也。
（二）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南宋之亡，又为中国历史一大关键。自隋迄宋，为“第二中国”，既如上所述矣，此八百年中，虽为一线相承，而风俗未尝无变，自隋至于唐季，（五代之名甚不可通，中原与十国地丑德齐，未便尊此抑彼，其时犹是唐之叔世，与其称为五季，不如称为唐季，可包南北一切列国，说详拙著札记。）胡运方盛，当时风俗政教，汉胡相杂，虽年世愈后，胡气愈少，要之胡气未能尽灭。读唐世史家所载，说部所传，当知愚言之不妄也。至于周宋胡气渐消，以至于无有，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此其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说明之曰“第二中国”，上与周汉魏晋江右之中国对待，分别可也。此“第二中国”者，至于靖康而丧其中原，犹晋之永嘉；至于祥兴而丧其江表，犹陈之祯明；祥兴之亡，第二中国随之俱亡，自此以后，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矣。祥兴于中国历史之位置，尤重于祯明，诚汉族升降一大关键也。
（三）宜据中国种族之变迁升降为分期之标准如上所云，“第一中国”、“第二中国”者，皆依汉族之变化升降以立论者也。陈亡隋代，为汉族变化之枢纽，宋亡元代为汉族升降之枢纽，今为历史分期，宜取一事以为标准，而为此标准者，似以汉族之变化升降为最便。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诚以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种族有其种族性或曰种族色者（Racial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今取汉族之变化升降，以为分期之标准，既合名学“分本必一之说”，又似得中国历史上变化之扼要，较之桑原氏忽以汉族盛衰为言，忽以欧人东渐为说者，颇觉简当也。
（四）宜别作“枝分”（Subdivsion）勿使与初分相混。如上所言，既以汉族之变化与升降，为上世、中世、近世分期之标准，而每世之中为年甚长，政俗大有改易，不可不别作“枝分”，使之纲目毕张。兹以政治变迁为上世枝分之分本，风俗改易为中世枝分之分本，种族代替为近世枝分之分本，合初分与枝分图为下表而说明之：
甲、上世
（一）上世第一期周平王元年以前。（二）上世第二期起周平王元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三）上世第三期起秦始皇二十六至晋建兴五年。
乙、中世
（四）上世第四期起晋建兴五年至陈祯明三年。（五）中世第一期起陈祯明三年即隋开皇九年至后周显德六年。（六）中世第二期起宋建兴元年即显德六年之次年至祥兴二年。
丙、近世
（七）近世第一期起宋祥兴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至至正二十四年。（八）近世第二期起元至正二十四年即韩氏龙凤十年至明永历十五年。（九）近世第三期起明永历十五年即清顺治十八年至宣统三年。
丁、现世至民国建元以来。
说明上世、中世、近世之所由分，与中世第一、第二两期之所由分，俱详前。
周平王东迁以前，世所谓唐虞三代，此时期中虽政治不无变化，而其详不可得闻，既无编年之史，（竹书纪年不足信。）又多传疑之说，（夏殷无论，即如两周之文王受命周公居东厉王失国诸事，异说纷歧，所难折衷。）惟有比而同之，以为“传疑时代”，盖平王以降，始有信史可言也。
东周数百年间，政治风俗，上与西周有别，下与秦汉异趣，其时学术思想昌明，尤为先后所未有，故自为一期。
上古第三期，括秦汉魏西晋四朝，为其政治成一系也。
上古第四期，括东晋宋齐梁陈五朝，为其政治成一系，风俗成一贯也。
近世第一期，括蒙古一代，第二期，括明朝始终，第三期，括满清一代，近世独以朝代为分者，以朝代之转移，即民族势力之转移故也。
分世别期，最难于断年，前期与后期交接之间，必有若干年岁为过渡转移时代，合于前世既觉未安，合于后期更觉不可，今为画一之故，凡过渡时代均归前期，如上世中世之交，有数朝为过渡转移期，全以归于上世，必于陈亡之后，始著中世。又如上古第一期与第二期之交，周赧入秦，与始皇一统间，数十年为过渡期，今以附于第一期，必俟六国次第以亡，然后著第二期。一切分期，除近世第一期外，俱仿此。近世第一期所以独为例外者，以元人入中国与往例不同，未入中国时，固在朔漠号称大汗，既摈出之后，又复其可汗之名，此于中国纯为侵入，故第一第二期间，以吴始建国为断，不以顺帝北去为断。
分中国历史为如是三世，固觉有奇异之感焉，则三世者，各自为一系，与上不蒙而上世中世又有相似之平行趋向是也。北魏北周第二期之缔造时与上不相蒙者也，辽金第三期之缔造时与上不相蒙者也，中世之隋唐，犹上世之秦汉，同为武功极盛之世。隋之一统与秦之一统，差有相似之点。中世之北宋，犹上世之魏晋，同为内政安人、外功不张之世。中世之南宋，犹上世之江左，同为不竞之世。南宋之亡，尤类陈亡，此上世中世平行之趋向，不待详言者也。中世与近世趋向绝殊，固由承宇文者为隋代，完颜者为元辽，与魏晋与周已不可强同，元隋更大异其性，此后之历史遂毫无相似者矣。简言之，上世一系之中，所有朝代，但有相传而无相灭；中世一系之中，亦但有相传，而无相灭；近世一系之中，但有相灭，而无相传，是非以帝族言也。以其立国之道察之，如是云尔。
余为此分期法，读者宜有所疑，以谓“梁陈不竞半虏之隋唐代承统绪，本汉族甚不名誉之事，如今日通行之分期法合汉唐而一之，此丑可掩，今分而为二，非所以扬历史之光荣也。”余将答此说曰，学问之道，全在求是，是之所在，不容讳言其丑。今但求是而已，非所论于感情。余深察汉唐两代实不能比而同之，纵便违心徇情，比而同之，读史者自可发觉，欺人无益也。陈隋间之往事，曷尝不堪发愤，要不可与研究史学之真相混合言之。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有几位北大同学鼓励我在本日特刊中写一篇蔡先生的小传。我以为能给蔡先生写传，无论为长久或为一时，都是我辈最荣幸的事。不过，我不知我有无此一能力。且目下毫无资料，无从着笔，而特刊又急待付印，所以我今天只能写此一短文。至于编辑传记的资料，是我的志愿，而不是今天便能贡献给读者的。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特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严词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一）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DD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D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但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二）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名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
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三）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作大将。”蔡先生说时，声色俱厉，我的酒意也便醒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贵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