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
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国民政府自从广东打出来以后，曾办了两件大事：
一、打倒军阀（这也是就大体说）。
二、抗战胜利。
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现在社会上若干人士，对于政府的忍耐实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忍耐现状，而是由于看到远景，怕更大的混乱，再死上几千万人，彻底的毁产，交通断绝，农业解体，分崩离析，弄出一个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国家更不能有自由独立的希望。然而一般的人总是看现状不看远景的，看当前的政治，不看过去的功劳的，所以美英政府，今天都不是他们抗战时代的组织。即是能看远景的少数人，久而久之，完全失望，彻底觉得在“魔鬼和大海之间”，也只有等死而已。书曰：“为政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所以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运命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而希望政府不垮台，以免于更大的混乱者，也要坐以待毙，所谓“火灾昆岗，玉石俱焚”，今天良善的人谁无“人间何世”之感？
宋子文第一次总持财政经济，本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政治家的风度，而为人所知的毛病实在不少。然而当时总还有人寄望于他。
第—，他虽然也有钱得不得了，当时人的心中，还总以为他用的政治地位，以“资本主义社会共同允许之方式”得来，仿佛像法国官僚，从穷小子到大富翁一样，还不会直接作了爬（扒）手，在他手中财政政策改变时，没有先加上一阵混乱，如孔祥熙在改法币时上海金融市场的怪象，弄得中外腾丑。
第二，那时候国内企业在自然进步中，上海银行业在发展中，他越借钱（就是公债票等）银行越要借给他（这是资本主义走上坡路时必有之事），挟着政府力量扩大的凭藉，一切满意称心。
第三，那时候他虽然做到了财政经济的独裁者，如德国的沙赫特（这是说他的权力，不是说他的能耐），还并未作行政院长，“总率百揆”（孔样熙作寿的话），他的深浅，世人未尽知。
接着，他走了，孔祥熙“十年生聚佐中兴”（这是一个什么人送孔的寿联），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而财政界的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清末奕劻有贪污之名，然比起孔来，真正“寒素”得很，袁世凯时代所用的财政人员，如周自齐周学熙皆谨慎的官僚，并没有大富），上行下效，谁为祸首罪魁？于是宋氏名声顿起，“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与其说是宋的人望，毋宁说是对孔的憎恨。试想当时宋未上台前两年中重庆的街谈巷议，真正有今昔之感。又看他初次出席参政会，会场中的人，挤得风雨不通，连窗子外门外都挤上千把人，都城人士的心理，对他是怎么样热望的？稍有常识，稍知检点，稍通人情，何至于弄到今天，弄到国人“欲得而食之不厌”，而国家受他这样的摧残，不自爱的人，实在没有过于他的了。他在美国时，国人苦于孔祥熙，所以寄望于他，当时国内的一般人，总认为他对美国有办法，对经济有办法，而当时自美回来的人，颇说他在美国弄得一团糟，对经济不会有好办法，当时的人因为希望太渴了，还多不信，现在久已百分之万的证明了，还不止于此呢！
说他这几年走下坡路的行事（以前也未必走上坡路，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国家人民也随着他走下坡路的损失，真是写不尽，我也不屑写，只把他最荒谬之点分解一下：
—、看他的黄金政策。他上台最初一件事，是给以前买金子者一个六折，这中间，有小公务员，小资本家，也有大商人，官僚资本家。当时大公报还是有条件地赞成，我也一样，写了一文，载大公报，强调政府在战时可以征用私人的资本，但须用累进的办法，尤其是再想法于找大户。前者的原则是，国家为战争筹款，必须有钱者出钱，后者的原则是，担负不能在穷人身上。现在想起来，真正做到“君子可欺以其方”了。累进办法，在参政会并且屡次提出过，我们强调他更改。财政当局说，大户买时化小户，无法子分，争执不得结果。假如照那时他的说话，已买者尚可收回，未买者如何可以不加管制？近来，有一天抛五吨，经常是每天几千条或几百条，真正做到他的“自内贸易”的原则，然而试问，如果今日如此“自由”，当年何必“充公”？金价的波动，寻常百姓是吃不消的，虽然各处集到上海的游资许多不易查考，然而一买几千条的大户是谁？岂皆不能查出？报载最近风波之掀起是山西帮，传说是孔宋斗法，二公本无好感，何不可查查，自己的人是不是也在中间？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人，一家同姓，一派下属，一大组合（如美国报所说：“Song Combine”，“Kung Combine”。）而无从下手？如其不然，中央银行卖金子的铁幕何不可以为立法院，监察院，参议会驻会委员会揭开？我们国家是不是一个金子国，取之不尽的？如其不然，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吸收游资？是不是能和整个经济政策配合？一旦用得差不多了之后，何以善其后？如果今日之“自由”是，则前年之“充公”非。如果前年之“充公”是，则今日之“自由”非。所以纵然“不是”黑暗重重，也是无办法，无见识，无原则。子子孙孙要还的黄金债，他这样子玩，玩得领导物价，不特不足平抑物价，反而刺激物价，紊乱物价，至少说来，他是彻底失败了。
二、看他的工业政策。抗战胜利，他宣言曰，后方工业，无法保持。这是事实，但总要仔细检点一下，那些确有设备，那些只是玩枪花，分别情形，检好的收买其设备，所以答其赞助抗战自沪迁川之热诚，这也不是太难的事，正所谓“裁者培之，倾者覆之”。然而他一笔抹杀，不问青红皂白。所有收复区敌伪的工业，全部眼光看在变钱上，有利可图者收归“国有”，无利可图者“拍卖”，于是工厂一片停止声。去年一年，上海小工业，停顿者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今年上半年恐怕要全部解决，他为政府筹款，办中纺公司之类，只要办得好，是可以的，那些闹的，也是要分赃的，不出代价，又借流动金。然而一般工业在水准上者总须加以维持，不好，改良他，不能坐视其死，更不好，不管他，不能连好带坏一律不问，政府是有责任的。这是失业的问题，即最严重的政治问题。他毫无根本办法，听说新任经济部长，本有一个“收购成品”的计划，如生产局。他置之不理，仅仅贷小款，这是把钱投入大海的，比投大海还糟，他们拿去，好的屯积，坏的又是黄金美钞，捣政府的乱。省小钱于前，花大钱于后，忽开头于前，无所措手于后，治病的办法不做，添紊乱的办法做去。年前年后，一切一跃一倍，最近一跃几倍，还不是更要多发钞票？听说他在做了行政院长后，第一次出席院会，说：“计划不必行者，即不付钱，减了还是费钱；计划可行者，不必减他钱，这是神智开朗的话，何以行起来并不如此？”为少用法币，抓得紧，是对的，然而要有经济政策，使人不失业，无经济政策之财政政策，是玩不转的，发大票子，专选年关，出口加补助，不看美英法律，前者毫无常识，后者毫无知识，再由他这样下去，三个月后，景象可想，也不忍想。他把他的政府伺候得这样子的，人民不必说了，他心中反正没有人民的。
三、看他的对外信用。美国人有许多话也是乱说的，但严重的话，出于有地位之人，不能不弄个明白，为国家留体面，麦帅的经济顾问，说他如何如何，他愤然“更正”，那个人又说，宋如不承认，我举出事实来，所谓（Song Combine）如何如何。他便不响了。又如美国纽约《下午报》，说他把联总送中国医院的调节温度器几架搬到自己家里，这几件东西究竟在那里，他也不弄明白。诸如此类，我实在不忍多说下去。大凡一个上轨道的国家，原来经商的人一经从政，须摆脱商业，英国制度，不特阁员如此，即一个下院议员（上院是无作用的“辩论会”，故无此限）如其公司与政府签买卖合同，其议员资格自然无效。偏偏孔宋二公行为如此，公私难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而“以直道使人，虽劳不怨”。国家困难，上海经济难维持，假如自己有清风，仍旧可以有办法的，办人也可以取谅于人的，自己无vested interest可以制人的，如自己（包括其一群人）又是当局，又是“人民”，他人不得到意外便宜的，皆要反抗的。我向社会广泛提议，如立法院，如参政会，以及一切人民，都该彻底调查，上海及他地以及国外，所有豪门权族之“企业”是些什么内幕？他们的营业范围如何？他们的外汇得自何处？
四、看看他的办事。他在行政院，把各部长都变成奴隶，或路人。一个主管部的事，他办了，部长不知，看报方知之，真正偏劳得很，各部长建议，置之不理是最客气，碰钉子更寻常，这是他有兴趣的部。如无兴趣的部，则路人相待，反正要钱无钱，说话不理。他可以说，行政院不是由他组织的，这也是事实，然而如由他组织，不知是那些小鬼呢。他平常办事，总是三几个秘书，在上海，总是三几个亲信，还有他的三几个“智囊团”，行政大事尽于其中矣，国家命运如此决定矣。我看，他心中是把天下人分做两类，其一类为敌人，即现行的敌人和潜伏的敌人（Potential Enemies），其一类为奴隶，中间并无其他，所以他管到那个机关，那个机关的长官便是他的奴隶，至于一切其他人，他都不愿见，见亦无可谈，开会不到，立法院、参政会请他不来，至于人民请愿，更不待说，见人傲慢而无话，似乎奴隶之外全是他的敌人。这样行政，岂待民国“民主”不容有此，即帝国专制又何尝可以，只有中国是他的私产，他才可以如此做的。
五、当政的人，总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至于他的外国文化，尽管英国话流畅，交些个美国人（有美国人说，看他交接的是些什么美国人，便知道他是什么人）是决不登大雅之堂的。至于他的态度，举两件一轻一重的事为例：他大可不请客，既请客，偏无话可说，最客气的待遇，是向你面前夹菜，此之谓喂客，非请客也。胜利后第一次到北平，时常在某家，一日，大宴会，演戏，文武百僚地方绅士毕集，他迟迟而来，来的带着某家之某人，全座骇然，此为胜利后北平人士轻视中央之始，因为当时接收笑话，尚未传遍，这事我只可说到此为止。在高位者，这些是要检点的。
说他不聪明罢，他洋话说得不错，还写一笔不坏的中国字（我只看到报载他的签名）。说他聪明罢，他做这些事，难道说神经有毛病吗？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各报载，今日之黄金潮是孔帮与他捣乱，他如退休在上海的“林泉”，焉知他的帮不与后任捣乱？后任未必行，即行，在几种势力下如何办事，何况另有他法捣乱？所以孔帮宋帮走得远，也许还有办法，因为假如整顿财政经济，必须向这几个最大的“既得利益”进攻的，如其不然，不堪再摘，“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是最客气的办法，“据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才是最小可能有效的办法。我虔诚希望有此事，不然，一切完了！然后他们就到南京了，蒙古“混同”时代的版图就要如样出现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