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教育思想
傅斯年只活了 55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1949至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
傅斯年献身教育的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产物。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转折，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对文化教育的反思，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探讨和批判，使中国教育开始脱离封闭的状态，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新生。傅斯年既是运动的参与者，又是运动的受益者，他在这个期间吸取了代表新时代的革命家、教育家和广大进步分子的思想观念，并加以融合、继承，对当时社会和时代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因此，他教育思想形成的起点是建立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文化教育批判、探索、总结的基础之上的。他献身教育志向的确立，既是时代的影响，又是他对文化教育作用深刻认识的结果。傅斯年带着献身学术教育的志向到欧洲留学。在7年中，他一方面在学术上广泛涉猎，兼收并蓄；一方面对西方的教育体制和内容进行了考察。回国后立即投入教育事业。
早在 1932年，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教育实践和理论的探讨是他的主旋律，具体又分为两个阶段：1926—1936年的10年中，他通过在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进行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教育思想逐步形成。这从他参加20世纪30年代关于教育讨论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在讨论中，他对教育改革的思想观点明显表现出两种倾向：
第一，知识教育与社会需要相联系。他在这个时期已基本确立了高等教育是学术教育，中等教育是职业训练的思想。他对当时教育与社会需要相脱离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尤其是对当时还严重存在的传统士大夫教育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批判，并提出了改革意见。其中许多意见是符合社会实际和高出一般人认识的。
第二，教育与救国相统一。尽管傅斯年教育思想的主要倾向是用教育救国医民，但是具体到这个时期又有其特殊的背景，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又迅速向华北渗透，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更使人忧虑的是中国一些下层民众麻木不仁，缺乏民族自尊心，一些上层分子对日一味妥协，甚至有些人卖身投靠，当了汉奸。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当务之急，也是一切爱国人士活动的中心。傅斯年在当时参与筹备《独立评论》，撰著了大量的文章。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是讨奸御寇，一是对当时教育状况与内容展开讨论，呼吁教育改革，把教育与救国密切结合起来。并具体探讨了教育如何唤醒民众，提高民众基本素质等问题，为抗日救国做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准备。1937—1950年，是傅斯年教育活动的第二个主要时期，这个时期他先后任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由以前的教授转变为教育行政领导人，这种在教育上角色的转变使他与教育有了更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二三十年代对教育的讨论和研究是一种良心的驱使和义务，而这个时期对教育的研究，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前一个时期尚有着随意性，而这个时期则更多的是自觉性。再加上这个时期又是社会的转折期，社会动荡，学生心理复杂，他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为他教育研究提供了素材。因此，他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教育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成熟，形成了独特体系。可以说，他的《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一文，既是他对教育研究的结晶，又是他教育改革的理想方案。
傅斯年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当年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里，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
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重要方面是拒绝权贵子弟可以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在逝世前不久，傅斯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
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光有这一条也远远不够。傅斯年关注大学的另一焦点是如何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他说：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如此状况，必须改弦更张。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
3．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大学教育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不能将“大学化为中学”！
这些话是在 20世纪30年代说的。几十年后，发达国家大学教育逐步大众化，以职业训练为宗旨的社区学院也日益普及。但是，凡是合格的大学莫不以通识教育为大学课程的基础，不以短期的功利为导向。而中国的大学盲目跟随前苏联标榜以培养“专家”、“工程师”的恶果历历在目。今天官员们利用权势捞取学位和教授头衔的事情时有所闻。
傅斯年的学术思想
三年以前，英国杂志名《十九世纪与其后》（The Nineteen Century and after）者，载一推论东方民性之文，作者姓名与其标题，今俱不能记忆，末节厚非东方文明，印吾心识上者，历久不灭。今举其词，大旨谓：
东方学术，病痾生于根本；衡以亚利安人之文明，则前者为无机，后者为有机，前者为收敛，后者为进化。质言之，东方学术，自其胎性上言之，不能充量发展。傥喀郎（Chalons）之役，都尔（Tours）之军，条顿罗甸败北，匈奴或大食胜者，欧洲荣誉之历史，将随罗马帝国以覆亡。东方强族，纂承统绪，断不能若日耳曼人仪型先民，与之俱进。所谓近世文明者，永无望其出于亚细亚人之手。世间之上，更不能有优于希腊，超于罗马之政化。故亚利安族战胜异族，文明之战胜野蛮也，适宜文明战胜不适文明也。
迻录此言，以启斯篇。当日拘于情感，深愤其狂悖，及今思之，东方思想界病中根本之说，昭信不诬。缩东方之范围，但就中国立论：西洋学术，何尝不多小误，要不如中国之远离根本，弥漫皆是。在西洋谬义日就减削，伐谬义之真理，日兴不已；在中国则因仍往贯，未见斩除，就令稍有斩除，新误谬又将代兴于无穷。可知中国学术，一切误谬之上，必有基本误谬，为其创造者。凡一切误谬所由生成，实此基本误谬为之潜率，而一切误谬不能日就减削，亦惟此基本误谬为之保持也。今欲起中国学术思想界于较高之境，惟有先除此谬，然后认此基本误谬以生一切误谬，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欲探西洋学术思想界之真域，亦惟有先除此谬，然后有以相容，不致隔越。欲知历来以及现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状况何苦，亦惟有深察此弊之安在，然后得其实相也。
至于此种误谬，果为何物，非作者之陋所能尽量举答。故就一时觉察所及，说谈数端，与同趣者共商榷焉。
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弟子之于师，私淑者之于前修，必尽其师或前修之所学，求其具体。师所不学，弟子亦不学；师学数科，弟子亦学数科；师学文学，则但就师所习之文学而学之，师外之文学不学也；师学玄学，则但就师所习之玄学而学之，师外之玄学不学也。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西洋近代学术，全以科学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
二、中国学人，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每当辩论之会，辄引前代名家之言，以自矜重，以骇庸众，初不顾事理相违，言不相涉。西洋学术发展至今日地位者，全在折衷于良心，胸中独制标准；而以妄信古人依附前修为思想界莫大罪恶。中国历来学术思想界之主宰，概与此道相反，治理学则曰“纂承道统”，“辅翼圣哲”，治文学则曰：“惧斯文之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治朴学则曰：“功莫大于存古”。是其所学之目的，全在理古，理古之外，更无取于开新；全在依人，依人之外，更无许乎独断。于是陈陈相因，非非相衍，谬种流传，于今不沫。现于文学，则以仰纂古人为归宿；现于哲学，则以保持道统为职业；现于伦理，则忠为君奴，孝为亲奴，节为夫奴，亲亲为家族之奴。质而言之，中国学术思想界，不认有小己之存在，不许为个性之发展，但为地下陈死之人多造送葬之“俑”，更广为招致孝子贤孙，勉以“无改于父之道”。取物以譬之，犹之地下之隧宫，亦犹之地上之享庙，阴气森森，毫无生趣；导人于此黑暗世界，欲其自放光明，讵可得耶？
三、中国学人，不认时间之存在，不察形势之转移。每立一说，必谓行于百世，通于古今。持论不同，望空而谈，思想不宜放之无涯之域。欲言之有当，思之由轨，理宜深察四周之情形，详审时代之关系。与事实好合无间，亲切著明，然后免于漫汗之谈，诏人而信己。故学说愈真实者，所施之范围愈狭，所合之时代愈短。中国学者，专以“被之四海”、“放之古今”为贵，殊不知世上不能有此类广被久延之学说，更不知为此学说之人，导人浮浅，贻害无穷也。
四、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Divisionoflabour），“各思以其道易天下”。殊类学术，皆一群之中，所不可少，交相为用，不容相非。自中国多数学人眼光中观之，惟有己之所肆，卓尔高标，自余艺学，举无足采。宋儒谈伦理，清儒谈名物，以范围言，则不相侵凌，以关系言，则交互为用：宜乎各作各事，不相议讥；而世之号称汉学者，必斥宋学于学术之外，然后快意；为宋学者，反其道以待汉学；一若世上学术，仅此一家，惟此一家可易天下者。分工之理不明，流毒无有纪涯。举其荦著者言之：则学人心境，造成褊浅之量，不容殊己，贱视异学。庄子谓之“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究之，天下终不可易，而学术从此支离。此一端也。其才气大者，不如生有涯而知无涯，以为举天下之学术，皆吾分内所应知，“一事不知，以为深耻。”所学之范围愈广，所肆之程度愈薄，求与日月合其明，其结果乃不能与爝火争光。清代学者，每有此妄作。惠栋钱大昕诸人，造诣所及，诚不能泯灭；独其无书不读，无学不肄，真无意识之尤。傥缩其范围，所发明者，必远倍于当日。此又一端也。凡此两者，一褊狭而一庞大，要皆归于无当；不知分工之理，误之诚不浅也。
五、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凡所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熔陶德性，学术之真用存焉。中国学人，每以此类之大用为无用，而别求其用于政治之中。举例言之，绎封建之理，评其得失，固史学家当务之急，若求封建之行于后世，则谬妄矣。发明古音，亦文学界之要举，若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反之醇古”，则不可通矣。历来所谓读书致用，每多此类拘滞之谈。既强执不能用者而用之，其能用者，又无术以用之，亦终归于不能用。盖汗漫之病，深入肌髓，一经论及致用之方，便不剀切，势必流入浮泛。他姑不论，但就政学言之，政学固全在乎致用者。历来谈政之士，多为庞大之词，绝少切时之论；宋之陈同甫叶水心，清之龚定盫魏默深，皆大言炎炎，凭空发抒，不问其果能见诸行事否也。今日最不可忽者：第一、宜知学问之用，强半在见于行事，而施于有政者尤希；第二、宜于致用之道，审之周详，勿复汗漫言之，变有用为无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