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战斗的杂文观念势必要受到挑战。但是，挑战竟然来自左联内部，这是他所意想不到的。
其中，有号林默者，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人间何世》的文章，在批判《人间世》的同时，反对小品文，认为这种合“西方文学的自由主义同东方文学无力的骚人名士主义”的文章，是必须加以扫荡的。在左联，林默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左倾青年还特地开了会，反对写杂文，要写“伟大的作品”。他们表示，希望取得鲁迅的支持。然而，老头子沉默了。
于是，引发了来自自己营垒的第一支暗箭。
在《自由谈》，鲁迅以公汗的笔名，发表《倒提》一文。文章从外国人倒提鸡鸭一事说起，对一些华人为此大鸣不平，以为洋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竟至于不如租界的鸡鸭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即使顺提，又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古来就有所谓“仁人义士”解倒悬的各种胡说，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这类人物一多，当然大家要被倒悬，且送往厨房，也无人可以解救。在这里，鲁迅暴露了国民中的奴性心态，再度批判传统的恩赐观点。他说，我们究竟是人，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
这意思本来是极明白的，但是，到了林默那里，却被理解为：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第二是受了西洋人的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说明西洋人对华人的虐待必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是从“古典”来证明华人没有出息。于是，他写文章下结论道：《倒提》的作者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
文章叫《论“花边文学”》，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
林默在文中还顺势否定了所有的杂感，认为颇尽八股的能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他把这种文章名之曰“花边文学”，而《倒提》正是“花边文学”的杰作，而且断言，这类“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终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
鲁迅编杂文集《花边文学》，即以林默所赠的恶谥命名，此外还特意将林默的文章附在《倒提》的下面。在序言中，他以此同文公直攻击他是“汉奸”的来信并提，一例称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一方面，他吐露了在明诛暗杀之下，非写“奴隶文章”不可的愤懑；另一方面，对于“同人”的“背后的闷棍”，也表示了不得不加以“回避”的苦闷。
从形式到内容，林默全盘否定“花边文学”，理由之一是因为它与建设中的“‘大众语’文学”相悖，鲁迅在《论“花边文学”》发表的同一个月里，有信给曹聚仁，谴责了一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后来解释说，“所说的狗才”，“指的是《谈言》和《火炬》上的有几篇文章的作者，虽然好像很急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虽然林默的文章并非专论“大众语”，但当是包括在“急进”的论客之内的。他告诉曹聚仁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
一段时间来，敏感而自尊的他，已经颇尝了一点左联里的青年战友所给的苦头。在回答青年作家关于文化团体处于停滞状态的说法时，说：“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这种悲哀，是越来越紧地攫住了他。
1923年5月，国民党教育部的汪懋祖在南京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尊孔读经，提倡文言，得到复古派的支持。商务印书馆附属小学校长吴研因著文反驳，从此揭开关于“大众语”论战的帷幕。
在上海，陈子展、陈望道、胡愈之等提出“大众语文学”、“大众语运动”的口号，《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和最新创刊的《太白》等报刊，分别刊出大批文章，痛击“文言复兴”的逆流，推进语文改革运动。
《社会月报》编者曹聚仁于7月间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意见的信，鲁迅先后两次复信，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他还写了十多篇有关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门外文谈》，可以看做是大众语运动的纲领。
方块汉字是和大众两立的，是特权者的东西，愚民政策的机器。为此，鲁迅坚决主张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在他看来，现代人的生存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了实行“大众语文”，就必须推广拉丁化的新文字。
但是，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普及拉丁化当是大众自掌教育以后的事情，根据一贯的“中间物”观点，他认为，现在一面要研究、推行罗马字拼音，一面当促进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使提倡者先行写作一些大众能够看的东西，然后逐渐地过渡到大众自能写作的新阶段。不然，造出一种所谓的“大众语文”，也还是特殊阶级的独占工具。他反对林语堂的“论语派”，称之为“另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提倡“语录体”，使白话向文言复归。在反对新旧复古派的同时，他又反对“迎合大众”，做“大众的新帮闲”。早在两年前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瞿秋白要求作家转换原来的路径，放弃“五四”以来所应用的欧化的口语，而去利用中国旧有的、原始的文艺形式。“大众语”与“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是有联系的，鲁迅与包括周扬在内的一些“彻底”论者不同的是，他没有放过“大众语运动”的实行者乃是远在“大众”之上的知识阶级，以及运动必须在现存的政治文化专制制度底下进行这一基本事实，所以在谈到大众语文时赞成不得已仍可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做切实的准备和过渡工作。
他的关于反对专化，主张多元的观点，在“大众语”讨论中是十分突出的。他的目光，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超越文艺或学术的范围，而投射到整个的社会改革上面去。
在《门外文谈》里，有这样一段关于改革者的话：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有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论新文字》的议论更为深刻：易举和难行是改革者的两大派。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这两者有斗争，难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然而它本身，却因为是虚悬的计划，结果总并无成就，就是不行。
这不行，可又正是难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为它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作为一个具有自省意识的知识者，鲁迅深知同类的作用和弱点，惟其过分地看重启蒙的责任，所以，他才对先天性的缺陷部分分外地感到痛切。
他写给曹聚仁的关于大众语的信，本是私人通信，不意被曹聚仁转发在《社会月报》上。更意外的是，因此引出署名绍伯的一篇文章《调和》：“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甚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到广东A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昵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个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这就健忘的读者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来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似读了最后杨邨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文章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难道这竟是一种巧合？
善于调和。无原则。牺牲青年的生命，又太打浑了水。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器量。又是器量态度和年纪，苦了读者。“戟门坝上的儿戏”。
“调和”。首甲等人不也说是“调和”吗？
都是化名。林默即廖沫沙，绍伯即田汉，这他知道。然而，他们为什么要这般躲躲闪闪呢？互相间是否达成了某种默契？背后还有人吗？……
他从不期待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但是，却不能容忍随意的戏弄，反击是必须的，当他想及作者乃系身边的“战友”时，便又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他不愿意因此使敌人称快。林默的文章，不是也没有反驳吗？还是随它去吧！
只是，这种忍耐的确使他万分痛苦。
直到年底，他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绍伯的文章。文字不多，但分明显示了他的愤慨：……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他声明，这并非个人的事情；接着又指出，绍伯所施展的是“老手段”，言下是他所熟悉的，化什么装呢？
对于这段严肃的文字，左联内部有一些人是不以为然的。夏衍看了以后，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
后来编集时，他在附记里完全拆穿这种把戏，指出：所以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是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在信里，鲁迅是把绍伯同林默挂在一起的。在另外给朋友的信中，这种并列的提法还有过三次。一者致杨霁云：“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二者致曹靖华：“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评是买办意识，后来知道这文章其实是朋友做的，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信我至今没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会月报》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邨人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即田君，兄见过的），化名绍伯，说我已与杨邨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得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去拿我做玩具。我终于莫名其妙，所以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三者，直到1936年1月，他还告诉徐懋庸说：“年底编旧杂文，重读野容，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
4月，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慨然写道：“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一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我们的‘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画，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田汉的复函是在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发表之后两个月写的，不但毫无悔过的诚意，而且进一步采取隐瞒、戏弄的态度。
他说：“该文虽与我有关，但既非开顽笑，也非恶意中伤，而是有意‘冤枉’先生，便于先生起来提出抗议。”又说：“至于先生对于我（？）的批评，——如‘心口不如一’等，虽则自问缺点极多，然而那恰不是我的缺点，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信末，还特意作了一个“简单的声明”：“绍伯却是我的一位亲戚（表弟），他是一个很纯洁而憨直的文学青年，他写那篇文章的用意，却绝不在从暗地里杀谁一刀，他没有任何那样的必要，何况是对于鲁迅先生他从来就很敬爱的。”“为了促起鲁迅先生的注意，绍伯便写了那篇文章”，“我也曾看过那篇文章，虽则很憨直的责备着贤者，却丝毫没有中伤鲁迅先生或曲解他的论点之处。这我以为是没有理由取得鲁迅先生的‘鄙视’与‘敌意’的。但鲁迅先生却再三的表示他的愤然了。那有什么办法呢？”最后说：“我不能不在这儿说几句话：‘凡是在同一的阵营中的，我和任何人没有矛盾。’‘我们应该更分明的认清敌友。’”这样，鲁迅反倒多出一份不分敌友之嫌了。
这样的信函，他当然是不会理睬的。
但是，廖沫沙和田汉的先后化名的攻击，确乎使他的心灵受伤。在此前后，《支那研究资料》译载了左联作家穆木天出狱前给国民党当局所写的诋毁普罗文学的报告，田汉和阳翰笙出狱后为郑正秋所作的挽联，都不能不使他怀疑左联内部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左翼立场。在他看来，中国没有真正的党徒，人们从来不为哪一个信仰或首领拼命，总是随风转舵。这是很可慨叹的。
还有，把持左联的周扬，那种“元帅”和“工头”般的种种作风和办法，于他是更为严重的刺激。如果说，已经显露原形的朋友令他伤心，那么尚未显出原形的“同志”则多少要使他感到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