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投机主义？人格？自由革命文学家们不会轻易放过鲁迅，他们不能容忍神圣的观念遭到亵渎，何况还有小团体的尊严。
反应最早的要算钱杏。6月，他发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从个性、创作到理论作全面的“考察”，据此宣布对鲁迅的绝望。
“革命的态度是这样的吗？革命党人的个性能这样的倔强么？”在钱杏看来，党性和个性是不相容的，个人必须无条件放弃个性而恪守所谓的“党性”原则。因此他说，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有的坏脾气，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劣根性”；又说，他“只是任性，一切的行动是没有集体化的”，“不是革命的”；“他倔强，知错而不认错。他的人生也是‘唯我史观’，自己永没有错误”。对此，钱杏发出警告：“鲁迅若不彻底悔悟，转换新的方向，他结果仍旧只有死亡。希望鲁迅以后再不必亮着自己的漂亮的嗓子，大叫几声：‘因为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是终于要不得的。”
文章追究鲁迅的创作动机，说“只是忠于口，忠于朋友，忠于自己的牢骚”。在援引一段《〈野草〉题辞》以后说，鲁迅始终不能做地火，只有希冀着，只有希冀地火来到时，好让他大笑，歌唱。这是革命的旁观者态度，也就是鲁迅不会找到出路的根源。于是，鲁迅只有描写黑暗面。关于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的问题，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钱杏通过对鲁迅的批判，第一个较系统地阐发了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观点。他说：“只要留心鲁迅的文的人，很容易看到他是怎样在矜持他的黑暗的暴露。不错，我们并不否认鲁迅是一个黑暗的暴露者，但暴露黑暗并不就是革命文学。”钱杏认为，可以暴露黑暗，但同时必须创造光明，而这光明未必是实有的，但却是理想的，未来的，可以制作的。如果没有光明的创造，那么暴露也是“盲目的暴露”。钱杏所代表的这类“革命文学”理论，实际上是把生活中的“光明”和“黑暗”人为地分割为互不相干的两块，且无视作家的需要和可能，片面提倡创造光明和歌颂光明，从而陷入别一种“瞒和骗”。出于这种主张，对鲁迅的创作，也就根本不可能做出正确的评价。他说：鲁迅笔下的光明在哪里呢？没有光明，只有“呐喊”、“彷徨”——“鲁迅的出路只有坟墓，鲁迅的眼光仅及于黑暗”。
总之，“朦胧以后的鲁迅依旧是朦胧。”文章总结鲁迅对革命的态度说：“他总要保持着已有的小资产阶级的不认错的面孔。”“他不但不认错，仍旧像中古时代任性而为的一个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武士。”问题是，现在已经不是“武士的时代”了。“果真再不觉悟，鲁迅也只有‘没落’到底。”这就是结论。
创造派对鲁迅的新的围攻，一直拖延到8月份。准备是相当充分的。在此以前，李初梨发表过一篇题为《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底标准》的文章，把艺术定义为“阶级对立的强有力的武器”，从而悬拟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包含“结构或技巧”在内的艺术标准与“反映着何种的意识”的政治标准，并且进一步规定其位置的孰先孰后。这种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以“宣传”代替艺术的作法，是曾经为鲁迅所驳斥过的。正是借此机会，李初梨把鲁迅当成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连同托尔斯泰一起加以批判。《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集中了创造派的优势兵力，对鲁迅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在攻击中，郭沫若署名“杜荃”的文章，文风是最恶劣的。对于郭沫若惟一的一次使用的化名，鲁迅知道得很清楚；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的考据家们竟至于考证了整整五十年！
在编排方面，该刊把郭沫若的文章放到后面，有意突出冯乃超的论文位置：《冷静的头脑》。文章在批判梁实秋的同时，批判鲁迅为“深刻的孤独的巡礼者”，“夸大妄想狂症的患者”，“不是健康的现代人”。由于鲁迅“向着青年们撒了很危险的谎”，因此，“不能不要‘除掉’鲁迅的教训”！
郑伯奇署名“何大白”的文章，叫《文坛的五月》，他以文坛巡礼者的面貌出现，明确地指鲁迅为“我们的敌人”，鲁迅和周作人所代表的倾向“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种倾向是代表中国intelligentsia最消极最无为的方面。虽然还没有到积极反动的方向去，但是在转变的现阶段，可以变成一切无为的，消极的乃至反动的intelligentsia的逋逃薮”，所以对鲁迅的批判，是“我们对于现阶段的任务”。还有一篇文章是梁自强的《文艺界的反动势力》，发出威吓说，鲁迅应当“忏悔”，“改邪归正”，如果再“倚老卖老”，就要替鲁迅“发讣”了！
作为殿后的郭沫若的文章，分籍贯、家族、年纪、身体四方面罗织了鲁迅文章的断片，说“可怜只像一位歇斯迭里女人的悲诉”，又说“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观念”，“还固执着偶像崇拜狂的时代”。其中，特意把曾经为鲁迅痛斥过的魏建功对盲诗人爱罗先珂实行人身攻击一事，作为“很有趣味的一段逸事”重新提起，于是把鲁迅和周作人加在一起，算是“相同的气类”。郭沫若把鲁迅当成极端敌视青年的“老头子”加以描绘，“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于是接着说：“‘林琴南先生’果真‘就早已死去了’吗？还有我们鲁迅先生‘想起’呢！”文章最后这样“决定”鲁迅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战争继续升级。
然而，无论是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旧业的元老，还是从实际工作中被排挤的借文学以谋生的新人，他们于理论都没有添加任何一点新东西。本来无须乎再说什么。但是，一个个性顽强的人，他不能任由论敌来作最后的结论。结论必须由自己来做。而且，也该到了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8月。正是郭沫若们的文章发表的同一天，鲁迅又写下一组短文：《革命的咖啡店》、《文坛的掌故》、《文学的阶级性》。
有一篇“革命底广告式文字”，说有人在创造社开设的咖啡店里，遇见了“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既是鲁迅、郁达夫，也有潘汉年、叶灵凤，或则高谈，或则沉思云。为此，《语丝》刊发了郁达夫的《革命广告》，文后则是鲁迅的“附记”。在这篇小记里，鲁迅用了调侃的笔墨，把大半年来创造派对他的个人攻击，通过“革命咖啡店”而贯串起来。全文不长，反语正说，寓攻于守，写得十分漂亮。
说到“文坛的掌故”，他明确表示意见说，上海近年来的“革命文学”是“又一幕”，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的。这里所挂的招牌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学”。然而，中国既没有俄国的劳农专政，也没有日本的那么一点些微的出版自由，以至可以组织劳动政党；处于一个高度集权的一党专政的国度，哪里有可能产生属于被压迫阶级的文学呢。他列举了郭沫若否定“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的谈话，以及成仿吾到日本修善寺温泉去的新闻，旨在披露他们争“正统”，争名声，争各种个人的“好结果”这样一种心理潜质。所有这些，也都无非证实了上海式“革命文学”到底是怎样一种货色。
《文学的阶级性》一篇其实是谈唯物史观的。由于革命的文艺家们都标榜他们的理论来源于唯物史观，因此表明自己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必要的，也当算是一种还击。
在这里，他并没有也无必要作全面的论述，只就论争的焦点之一——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做出扼要的说明。他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他不是那种“经济决定论”者，在他看来，阶级性与人性是有联系的，他并不以阶级性全盘否定人性。新月派与创造派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理论的谬误，就方法论而言，都一样“走了相反的极端”。对于唯物史观的了解，他主张阅读原著，弄通基本的书籍，而反对只看提要之类的取巧的办法。创造派“自以为唯物史观”，其实是“唯心的”。所以，他最后表示：此刻并不赞成有马克思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只希望有切实的人翻译这方面的著作，认真地从事思想启蒙。
这是正面论战的最后一组文章。此后，创造派方面虽然也还有人继续施以攻击，但几乎都重复过去的调子，成了强弩之末。而鲁迅，倒也还时时提起的，一如当年对徐志摩陈西滢们所说的“不能带住”。不过，那已经属于历史的回顾性质——他是完完全全的胜利了。
他写信告诉朋友：“上海书店四十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加常，捏捏脚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其实所写，正是一个胜利者的自豪感。
关于鲁迅的这场“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境遇和态度，甘人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述：……鲁迅也有他的缺点，他不是英雄，不是导师，如《小说月报》上方璧君所说；所以他不长于鼓动，不善教导。他的敏锐的眼光一面既看透了第一第二阶级的罪恶，他的怀疑的性格一面又不信任第三第四阶级的天真。（innocence）他虽有解放的意识，不肯攻击当在压迫之下挣扎的人们，免张压迫者的气焰，但他缺乏热烈，既不会学社会革命家大呼疾走，永远戴革命领袖的荣衔，又不肯盲从，替人摇旗呐喊。他只是一个清道夫，一步步，慢慢的，稳健的，细致的，剥掘，扫除，一群自命无产阶级的游卒，打着旗号，卤撞地冲过去，拉他同走，他不肯，游卒大笑，骂：“第一第二阶级的拥护者。”未几，游卒大散，乌合之众，片时星散，战场上更不见一个革命的战士，只剩下清道夫还在剥掘扫除。他剥掘扫除出来的是什么？是帝国主义的爪牙与军阀政客的压机下的中国人民的脓血，是青年志士失败的余灰，是旧道德，旧思想，旧迷信下的平民的枯尸——被压迫的人民的苦痛。的确，鲁迅不是文艺活动家，很早以前他就明白自己不是那类一呼百应的英雄；但他也不是纯粹的学者，活社会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从被迫卷入论争的那一天起，这位特立卓行的实践家，就无须理会挥舞其上的指挥刀，或是嚣骚一时的新潮流，他完全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教育现状出发，从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从个人经验和独立人格出发，表现了一个反封建的自由民主战士的战斗立场。
在论争中，他充分发挥了作为思想主体的创造性。有不少经过他深思熟虑有声有色的结论，在中国思想史和革命史上，竟长期没有被重视。他的惊人的深刻之处，只有在阶级和民族的重复的劫难之后，才可能作为历史的教训而为后人所察觉。
首先，是革命完结于“内里蛀空”的思想。针对革命所面临血腥镇压的事实，他写道：“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接着，还特别加以说明：“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后来他称革命团体的领导人物为“蛀虫”，也就是这个意思。早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他就已经从蜕化的王金发以及潜入的章介眉的身上，发觉“内里蛀空”的危机。这个梦魇般的历史规则，再次为新文化运动内部分化的现象所证实。所以，到了广州，尤其是“四一二”前后，他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现实，提醒人们注意。其中，有名的“包围新论”，也就是这一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那被包围的“猛人”，是可以包括革命领袖在内的。
其次是关于革命性质问题的思考。在创造派的一面，文章普遍体现出某种指导一切，打倒一切的作风。有一种可怕的逻辑是：口头不说“无产”便是“非革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是“支配阶级底律师，亲随，走狗”，声言要“清查”封建思想及布尔乔亚的根性的“代言者”，“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踢他们出去”，把“反革命”送上“断头台”。作为“指导者”，“惟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于是转让观念，恩赐你一切；作为批判者，他们又可以随意地加以申斥。鲁迅把他们称之为“军阀脑子”，“英雄嘴脸”，“才子加流氓”。鲁迅多次论述过“流氓”及“流氓性”。“流氓”一词，除去“排头砍去”这种盲目的破坏性之外，还有别种解释，即：“只要有利于己的，什么方法都肯用，这正是流氓行为的模范标本。”更为可怕的是在革命成功以后。鲁迅指出：“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他已经意识到工人的地位迁升以后，将有成为新贵的可能性。他曾经用讽刺的笔调，设想如创造派一类的高嚷“革命”的人，在革命成功以后将会如何建立他们的“功业”：“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至于他个人的命运，也将肯定不佳，说：等到他们“获得大众”也即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就会随意为他重新划定“阶级”，如“贵族或皇帝阶级”，然后“充军到北极圈内去”。这算什么革命呢？！鲁迅指出：“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鲁迅与革命文艺家的论争，与其说是拒绝他们的理论，无宁说是拒绝那透过理论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某种革命方式。他不承认革命者拥有垄断权。革命是同人类，包括“一切非革命者”的解放联系到一起的。在这里，对于“极左倾”观点的批判，可以看做是他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对于封建专制思想、非人思想的批判的继续。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在《阿Q正传》里，他提出一个“阿Q党”问题，说明了他从辛亥革命时代起，就一直对革命与人的关系保持着紧张的思考和高度的警觉。随着大革命的进行，对于胜利后的革命阶级专政的设想，必然地越来越频繁地进入他的心理场，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忧患意识。
除了教条主义以外，投机主义也即机会主义，开始进入他的批判中心。
达尔文的进化论说：适者生存。以此看人类社会，这“适者”，当是指那些适应世界进步思潮，以重新调整和确立自己的斗争坐标者；但也有大量没有特操，见风转舵，无往不适的适应性极强的人。后者是鲁迅所反对的，称之为“投机家”，“做戏的虚无党”，“二丑”等。在论争中，鲁迅明白地揭破某些革命文艺家灵魂深处的投机意识。他曾经从两个大的方面说明这种投机性，其一说：“向‘革命的知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再就是：“‘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投机主义的外在形态，鲁迅以“忽翻筋斗”来形容它。革命文学家的“突变”说，可视作它的某种表现形态，难怪鲁迅对此多次加以讽刺和批判。他指出：“中国的创造社之流先前鼓吹‘为艺术的艺术’，而现在大谈革命文学，是怎样的永是看不见现实本身而又并无理想的空嚷嚷。”无论现实或理想，投机主义者都是一无所有。至于其本质，鲁迅描绘说：“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一定要讲最后的胜利，付多少钱终得多少利，像人寿保险公司一般。”十足的利己主义。自私，狭隘，随大流，两边倒，朝三暮四，出尔反尔，“一阔脸就变”。鲁迅这个对国民性素有研究的批判家，深知根源于传统文化心理的投机主义在中国的普遍性和危害性，故把“内里蛀空”与之直接联系起来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危言”。
还有人格问题。专断，投机，徒作空言而不做实事，骂倒一切而唯我独尊，凡此种种，无不与人格相关。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作为近代科学的崇拜者，他一样重视“道德力”。其实，他对于科学知识的吸收，各种西方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学说的学习，都是同时把科学当成为一种新伦理、新道德、新的精神方式来接受的。他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索，随着对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研究而深入到人类更为广大的精神领域。所谓人格，就是个人的内在生活，个人心理过程和状态的有机集合体。人格与“国民性”，作为共同的内涵，存在于人类学家所称的“标准文化人格”、“地位人格”等概念之中。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一开始就不是经院式的，而具有实践意义。他把国民性批判同具体的人格批判结合起来，一方面借以解剖自己，完善自己；一方面直接运用有关人格和行为心理学的理论内容投入现实斗争。在女师大事件中，他对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批判，就是人格批判与思想批判相结合的最出色的例子。革命文学论争也如此。他从人格面具的后面，看到了革命文学家全部尚未上演的戏剧。无论是“公理”、“正义”，或是“革命”、“普罗”，在他的眼中，都无法掩饰旗帜与本色之间的差异性与虚伪性。他是重视人格的，以为并不下于思想观念，故先前就有“二重思想”的鄙薄的说法。在这次论争前后，他还翻译了不少与人格相关的文章。总之人格于他是一个重要参数，甚至扩而广之，可以借此确认政党、集团、各式队伍的素质，乃至于革命和文学的性质与前途。他所构建的理想中的“人国”，当是把人格的构建作为其牢固的基础的。
这些思想，远远超出于文艺论的范围，表现了鲁迅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远大的战略眼光。即就文艺问题而论，他也是把思考集中在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人格的关系上面。革命文艺家有不少关于创作原则、方法方面的论述，他不予理会，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在他看来，就目前而言，重要的不是技术问题。
在论争期间，周作人、韩侍桁、甘人等人的文章，客观上也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周作人从他的文学无用论和文学无目的论出发，批评“‘浪漫’的革命文学家”“做粉红色的梦”，“没有勇气看”“人生的黑暗”，此外也还讽刺了“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取巧”和“投机”。但是，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几乎都陷入了“‘革命文学’取消论”。周作人说：“文学本来是不革命”；“文学却也非是宣传”；“提倡革命文学的人，想着从那革命文学上引起世人都来革命，是则无异乎以前的旧派人物以读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的古书来治国平天下的梦想！”而鲁迅，并没有否定革命和革命文学本身，他所反对的，只是附加在这上面的各种不正确的观念意识而已。他认为，革命是永远需要的，因此也就必然有人去写革命文学。这是时代使然，无论革命或革命文学，都不可能因有人矫作或反对而消亡！
这时，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已经开始成为文学界的新的倾向。然而，马克思关于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篇章和片断还没有整理出版。在苏联国内，无产阶级文化派几度卷土重来，他们的极左观点未及彻底批判，“拉普”占有很大的实力。在左翼文化潮流波及的国家内，“极端革命性”的现象仍相当普遍，虽然说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但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指导是不无关系的。在一段短时间内，汇聚到中国的各种号称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者相当芜杂。而当创造社太阳社高倡“革命文学”的时候，国民党御用文人对此实行了攻击，标榜为“国民党革命青年的刊物”《青年战士》甚至以拥戴的口气，把鲁迅置于与共产党相敌对的地位，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正面论战的困难。正是在这种十分荒芜、混乱、困难的情况下，鲁迅发表了他的有关革命和革命文学的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份很及时、很独特、很有分量的思想贡献。
对于鲁迅在论争中的立场和态度，他的论敌李初梨有一段话说：“他所喜欢的，无论是谁，是动也不许动的。”他没有说错。以个人的“喜欢”与否为指归，充分反映了他为人为文的哲学品位。他从来不以“领袖”和“导师”自居，但也不做“喽啰”和“戏子”，在一生中始终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他说过，在他的身上，“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相消长。其实，在他的晚年，也并没有从思想上抽掉这两大内容。不过，他的“个人的无治主义”与集体主义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在这里，集体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二而一的东西。对他来说，集体绝不是临时拼凑的戏班，或者由指挥刀吓成的战线。作为个人自由的结合物，集体是并不以消灭个人意志作为它的存在的代价的。因为在他看来，集体往往比人们所称的要广大得多，以至最后成为整个阶级、民族和人类命运一类形而上的精神组织，成为个人行为的背景；个体的存在则是形而下的，惟一可见的，可相信和可把握的实体。他在“热风”时期说过，中国人可惜的是没有“个人的自大”，有的只是“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于是党同伐异，实行对少数天才宣战。他甚至把这种现象，看做是中国自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振拔改进的原因。可以说，他是坚持“个人的自大”的，他的一生都在与“庸众”作战，在战斗中保卫和履行作为生命个体的应有权利。
当然，对自我存在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或牺牲对于外部社会的参与。在“革命文学”的潮声中，他译成的日本作家鹤见祐辅的杂文集《思想？山水？人物》，其中提倡的“自由主义”，与他的“个人的无治主义”颇为一致。鹤见祐辅式的自由主义，也即创造派所攻击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表现，自由地行动”，是包括了人格思想和社会思想两个方面的内容的。由于它包含了争取“社会人的自由”这一社会思想，因此，不但与专制主义处在相敌对的位置，而且与利己主义也绝不相同。然而，鹤见祐辅说：自由主义者“并非社会主义似的有或种原则的一定的主义”，却是有背于鲁迅的一贯思想的。正是在争取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这一政治信仰上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使自己原有的整个思想结构得以进行新的调整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对他所以富于吸引力，就因为相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那是一种反专制反蒙昧的异质的科学理论，但是，他深感传统文化的同化力，什么学说来到中国都要改样的，所以，在吸收这一学说并使之实践化的过程中，十分警惕有人把它演变为“儒文化”的新变种。他不能容忍的是，由于强调反个人的“社会”、“群体”以及超现世的“观念”、“规律”一类东西，而无视生命个体的活生生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根本的出发点上，他有别于那类自命为正统，并为马克思本人所反对过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完全是以个人的方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而所谓“庸众”，作为他的一个思想范畴，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史观”的派生物。它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有着不同的变化，但总的说来，所指是与永远以少数出现的精锐部分，也即鹤见祐辅之所谓“指导者”相对出现的群众，则是无疑的。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真正的指导者”也仍将成为社会的必然存在。在所译的高尔基的短篇《恶魔》附记里，他特意指出高尔基已是“社会主义信者”之后，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情况，应该说，这是很有意味的。
对于整个乡土中国来说，他始终坚持个人的自主意识这一思想带有启蒙性质，而个人行为本身也同样富于启发的意义。在沿着科学民主的道路改造中国的同时，高张个性主义的旗帜，从本原意义上看，鲁迅正是五四传统的最忠实的继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