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经常有人针对某些商品申请出口奖励金，而政府有时也会同意发放这种奖励金。由于在外国的市场上，我们不能够像在国内一样，完全垄断工人的劳动；对待外国人，不能像对本国人一样，强迫他们购买本国生产的商品，所以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们来为外国人的消费埋单（也就是给这些商品发放奖励金）。有人认为，这种奖励金，对于本国商人和制造业者来说，可以使他们在国外市场上以低廉的价格与竞争者竞争销售商品；对于国家来说，可以使出口量增大，从而使贸易差额更加有利于国家。这个被重商主义所提倡的、以贸易差额强国富民的办法，被认为是最好的办法。
有一种说法认为，只能对那些依靠奖励金才能维持经营的商业部门发放奖励金。但是，我们都知道，任何商业部门销售货物，其所得利益如果能够补偿货物生产和销售的成本并且获得利润，那么这些商业部门就和其他没有奖励金的部门一样，即便没有奖励金也能正常经营。如果某些商业部门销售货物所得的利益，不能补偿成本或不能提高利润，那么发放奖励金支持这些商业部门的继续经营，实际上就是在鼓励一种收益小于成本的经营方式，即每一次经营都只会亏本而不会赢利。试想，如果所有的商业部门都这样的话，国家的资本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
我们应当明确的是，可以发给奖励金的商业部门，应当是那些长期经营两国之间的贸易并且经常亏损的部门。但实际上，就算没有奖励金来补偿损失，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这些部门也会改变自身的资本用途，转入其他可以获利的行业。因此，可以看出，奖励金制度，和重商主义提出的其他措施一样，只不过是使本国产业的发展违背了正常规律，并且使其发展状态更加不利而已。
有一个学识渊博的作者，在关于谷物贸易的论文中写道：“谷物出口奖励金制度建立以来，从谷物的一般价格来考察，其出口价高于进口价；从谷物的高价格来考察，这个差额将会极大地超过这期间的奖励金总额。重商主义者会说，出口额超过进口额的差额，不仅弥补了国家奖励金的支出，还有很大的剩余额，这样的谷物贸易不正对国家有利吗？但实际上，奖励金的支出只是社会为谷物出口贸易所付出的一小部分而已，他们并没有考虑农民为种植谷物所付出的成本。因此，如果谷物在外国市场上的收益，不能收回奖励金的支出和农民的成本并获得利润——这正是奖励金制度建立的原因，那么中间的损失便是整个社会或者说是国民资产的损失。”
有人说，谷物平均价格的显著下降是由奖励金制度带来的结果。我曾经说过，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前64年之间，谷物的平均价格会持续跌落。如果真如我所说的，那么即使没有奖励金制度也会发生这样的结果。例如，法国没有奖励金制度，1764年前，法国还禁止谷物出口，但是法国的谷物平均价格和英国一样也下降了。归根到底，谷物平均价格的下降，是由于银的实际价值逐渐上升所导致的，而并不是由哪种制度所造成的。我在本书第一篇中就已经说明，本世纪欧洲市场上银的实际价值在逐渐上涨。由此可见，谷物价格的降低并不是奖励金造成的。
前面已经谈到，在大丰收年里，奖励金会促使谷物的大量出口，以致国内市场的价格高于正常状态（无奖励金制度时）下的价格——当然这是倡导奖励金制度者所鼓吹的状态；但在歉收的年岁，虽然奖励金制度停止实施，但由于丰年的大量出口，致使丰年没有多少剩余来补偿这一年的不足，于是谷物价格还是会提高到正常价格以上。可见，无论是否丰收，奖励金制度都会提高谷物的国内市场价格，使其高于正常状态下的价格。我相信，稍有理性的人都会赞同我以上的观点的。
但有人用以下两点理由，来支持他们关于奖励金制度有助于鼓励耕作的观点：第一，奖励金为农民提供了广阔的国外市场，增加了谷物的需求，有助于促进谷物的生产；第二，农民在奖励金制度下卖出的价格，比他们在正常耕作情况（无奖励金制度）下的价格要高，因而会鼓励耕作。并且，在长时期内，这样的双重效果将大大促进谷物的生产；并且在这个时期末，奖励金制度提高谷物价格的程度将远远小于正常耕作情况下国内谷物价格的下降程度。
我对上述第一点理由的回应如下：奖励金开辟了国外市场，必然会损失国内市场。依靠奖励金才能出口的谷物，在不能出口时便留在了国内市场，虽然增加了消费，却使谷物价格下降了。与其他出口奖励金一样，谷物奖励金也从老百姓身上征收了两种不同的税：一是为奖励金的负担而向人们征的税；二是国内市场产品价格的提高而产生的税，这是人们在购买谷物时无形支付的。就谷物来说，第二种税要比第一种繁重得多。我们按年平均价格假定，每出口1夸脱小麦要支付5先令奖励金，并且，较之无奖励金时，国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每蒲式耳高出6便士（每夸脱高出4先令）。那么，人们不仅要负担出口奖励金中的每夸脱5先令，而且在每消费1夸脱小麦时要多支付4先令。按照前述那位作家的理论——谷物的出口量与国内消费量的比例是1∶31，那么，当人们对第一种税的纳税是5先令时，对第二种税的纳税便是6镑4先令了。将这样沉重的赋税加在生活必需品上，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减少了贫苦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还会使工资按照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而提高。在第一种情况下，人民生活必需品不断减少，他们养育子女的能力必然会降低，从而阻碍国内人口的增长；在第二种情况下，工资的提高使雇主无力雇用更多的员工，必然会影响国内产业的发展。这样一来，奖励金制度，一方面，使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比例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它阻碍了国内人口和产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国内谷物市场的发展，最后也将影响国外谷物市场的扩大。这样来看，实质上，奖励金制度并没有扩大谷物的市场和消费量，反而是减少了谷物的市场和消费量。
上述第二种观点认为：谷物价格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因此会促进谷物的生产。我对这种观点的回应如下：如果发放奖励金的结果是谷物的真实价值提高了，农民能够按照当时的生活方式，以等量的谷物维持更多人的生活——无论是富裕的、适中的还是节俭的，那么结果也许会像上述观点所描述的那样。但实际上，任何人为的制度包括奖励金制度都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奖励金对谷物价格的影响只是名义上的，它并不能真正影响谷物的真实价值，只是降低了银的真实价值。
由于谷物的货币价格决定着其他产品的价格，因此可以说，等量的银，交换的谷物数量与交换的其他产品数量一样。奖励金制度对人们征收的沉重赋税，对纳税人来讲是重大的负担，但对受益人来讲所得利益却很少。
谷物的货币价格也决定着劳动的价格。社会的进步、退步或停滞，会使劳动者的雇主按照富裕的、适中的或节俭的方式生活。劳动的价格，是指劳动者按照富裕的、适中的或节俭的方式生活而购买一定的谷物的购买力。
谷物的货币价格决定着其他所有土地生产物的价格。在改良的过程中，所有土地生产物的价格都会与谷物价格保持一定的比例。当然，这个比例会因时期的不同而不同。以牧草、干草、家畜肉以及马和马粮为例，它们的价格会随着内陆运输以及国内贸易对谷物价格的影响而变动。
由于谷物的货币价格决定着其他所有土地生产物的价格，因而也决定了所有制造业原料的价格；又由于谷物的货币价格决定着劳动的价格，从而就决定着制造者技能熟练程度的价格。以上两者结合，可以得出，谷物的货币价格决定着制造品的价格。总之，劳动的价格、所有土地生产物和制造品的价格，都随着谷物价格的变动而变动。
发放奖励金的结果，使得谷物的价格由3先令6便士提高到4先令，对农民来说，他们还必须向地主缴纳与谷物价格提高相应的货币地租。但是谷物价格的提高，并没有使现在4先令的购买力高于以前的3先令6便士；也没有使农民和地主的生活状况得到多大的改善。当然，在人们购买外国商品时，谷物价格提高可以使他们得到些许好处；但他们在购买本国产品时，则根本无利可图。并且，重要的一点是，农民和地主的资本基本上都是用来购买本国产品的。
矿山富饶使银价下跌，对大部分商业部门造成的影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此，银价下降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并不能使商品所有者更富裕或更贫穷。虽然金银的价格实际上较之以前更低廉，然而其他任何物品的真实价格却没有变化。但是，如果银价的下跌是个别国家或政治因素的结果，那么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它虽不会使人们更富裕，但却会使人们更贫穷。原因在于，所有商品价格的上涨，会抑制国内产业，使在外国出售产品时需要的银比本国产品少，因而无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外国的售价都比本国的售价低。
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金银矿山丰富，因而可以向欧洲其他国家出售金银。金银价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稍微低廉，在欧洲其他国家则较为昂贵。从上述可知，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贸易时就会遭受一种先天的劣势。但其金银价格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差额，不能大于运输金银的费用及其保险费。由于金银体积小且价值高昂，因此运输费用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保险费，也是和其他等值货物的保险费相同的。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没有因为政治制度加剧自己的不利情况，那么他们实际上由这种特殊情况遭受的损失是很小的。
然而，西班牙对金银出口采取的政策是征收赋税，葡萄牙则禁止金银出口，结果金银的走私行为不断，因为金银的价值在其他国家高于西、葡两国的价值，可以和走私的费用相抵。我们以一条有堤坝的河流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如果坝内水满则水会像没有堤坝一样溢出。同样的道理，禁止金银出口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一国并不能保留供使用以外的多余金银量。因为一国在铸币、金银器具、镀金以及金银饰品上使用的金银量的多少，是由该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所决定的。若多于所使用的数量，多余的部分就会像坝内水一样向外溢出。西、葡两国限制金银的出口，使得其金银每年的出口量与进口量差不多是一致的。这样，同他们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相比，西、葡两国国内的金银量是大于其他国家的。因此，限制越多——如征税越重、禁令规定的刑罚越严重、法律执行越严密，这种差额就越大，就像堤坝越高，坝内外的水位差越大一样。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西、葡两国的国民家中有许多金银器具，但却看不到与这种富贵象征相适应的其他东西。而金银大量剩余，必然导致金银价值下降，从而使所有商品价格上涨，最后则会抑制两国的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于是，外国可以使用较少（比他们在国内花费的少）的金银量，向西、葡两国提供几乎所有的制造品和大部分的土地生产物。
在以下两个不同的方面，征税和禁止起着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征税降低了西、葡两国金银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金银过剩，导致外国金银价值略微上涨。如果外国与西、葡通商，那么双方其实都可以享有利益。我们知道，如果将水闸打开，坝内的水流向坝外，不久，坝内外水位就会相等。因此，若取消这种赋税或禁令，西、葡的金银量会减少，外国的金银量会增加，不久，金银量在所有国家间会达到相等或近似相等。而表面上，虽然西、葡的商品、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价格会下降，金银出口会带来损失，但实际上，商品和年产物的真实价值还是和以前一样，其所能维持、支配和雇用的劳动数量也和以前一样，只是较之以前，现在是以较少的金银量来代表的。金银价值的上涨，使现在用较少的金银量进行商业流通，与以前用大量的金银相比，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而流入外国的金银，也并不是单纯地流入，而是换回等价的货物。这些货物并不是全部供懒惰的富人消费；那些富人的真实财富和消费，也不会因为金银的出口而有所增加。在交换回来的货物中，大部分是材料、工具和食料，劳动人民利用它们可以生产出他们所消费的全部价值并获得利润，从而又能雇用和维持更多的劳动人民。这么以来，以前社会上的死资本就变成了活资本，并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也会逐渐增加；最后，目前产业上所遭受的不利情况也会彻底改变。
谷物出口奖励金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就如西、葡两国对金银出口采取的不合理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一样。无论目前的耕作状态如何，谷物出口奖励金都会使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高于无奖励金时的价格；使国外市场的谷物价格低于无奖励金时的价格。如前所述，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他所有商品的平均货币价格，这么以来，奖励金便会使国内银价下降，而使国外的银价上涨。于是，外国人特别是荷兰人，便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我国的谷物——这个价格不仅低于无奖励金时的价格，而且低于有奖励金时的价格。杰出作家马特·德柯尔曾经说过：“奖励金制度，未能使我国的工人像无奖励金时那样，花费少量的白银生产商品，却使荷兰人只需花费少量的白银就能生产商品。”这样的结果是，无论在哪里，我国的制造品价格都比无奖励金时贵，而荷兰的制造品价格都比无奖励金时便宜。最后，荷兰的产业享受到了双重利益（低成本和高利润）。这是因为，奖励金使我国谷物的国内价格上涨只是表面现象，其真实价格并没有上涨；奖励金使一定谷物所雇用和维持的劳动数量上涨也是表面现象，其实质上是使一定谷物所代表的白银数量上涨了。这种结果，对我国制造业、农民和乡绅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虽然农民和乡绅的收入增加了，但他们所能购买的劳动量、食物以及其他商品的数量都减少了，因此，他们所得的利益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利益而已。
我看整个国家中，就只有一种人能够从奖励金制度中获得实际利益，那就是谷物商人（出口商或进口商）。在丰收年，奖励金使得谷物出口量大于无奖励金时的数量；在歉收年，奖励金使得谷物的进口量大于无奖励金时的数量。于是，无论丰收还是歉收，谷物商人都能从中获益，尤其是在歉收年，他们进口的谷物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谷物商人应该是最赞成奖励金制度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