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的特点有三：一是劝别人做的事自己去做，二是决不去做违背自然界的事，三是容忍周围人们的弱点。
——托尔斯泰
（一）
1858年8月初，托尔斯泰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在回到俄国的当天，托尔斯泰就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俄国真讨厌，我简直就不喜欢它。”
几天后，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托尔斯泰历数了回国一周里见到的一些野蛮行径，如贵夫人在大街上用棍子殴打自己的女仆；几个官吏因为一位有病的古稀老人没有给他们及时让路而将他打个半死；村长瓦西里毒打一个园丁，而后又让他赤脚在麦茬地里管牲口……由此，托尔斯泰感叹道：
俄国现在真糟糕，真糟糕，真糟糕！在彼得堡，在莫斯科，所有的人都在吵吵嚷嚷，愤怒、期待；而在内地，则依然是宗法制的野蛮、偷盗和无法无天。回到俄国后，我同自己厌恶祖国的心情斗争了很久，直到现在才开始习惯于我们生活中那些根深蒂固、触目皆是的惨状。
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后，托尔斯泰开始着手整顿不景气的庄园经济。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周围的荒野和山岗上种了许多桦树、云杉和松树，将庄园的林地面积由开始的175俄亩（1俄亩=1.09公顷）逐渐扩大到450俄亩；二是大幅度增加了牧场面积和牲畜头数，兴旺畜牧业。托尔斯泰希望自己今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林业和畜牧业，而不是农奴们无偿的劳动。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依然继续为改善农奴的处境而努力。他陆续让一些仆人获得自由，并终于实现了他将农民的劳役改为租赋的计划。村里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生活也略有改善。但是，在国家体制未变的情况下，托尔斯泰是不可能让农民们的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
在投身乡间农业事务期间，托尔斯泰依然关注着文学创作。1857年9月，托尔斯泰发表了小说《琉森》，在文坛上激起一片波澜。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抨击为大多数人所不理解，这让他颇感失望。但托尔斯泰觉得，自己“是有话可说，而且能够把话说得有分量；至于公众，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要认真做事，全力以赴，就让他们往祭坛上啐唾沫去吧”。
1858年的冬天，托尔斯泰是在莫斯科度过的。除了继续阅读文学和哲学创作外，他还先后完成了小说《三死》和《阿尔伯特》。其中，《三死》是托尔斯泰在短时间内满怀激情地一气呵成的。他在向塔基亚娜姑妈朗读这篇小说时，竟然泪水盈眶。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贵妇人的死、一个农民的死和一株白桦树的死。在致亚历山德拉的信中，托尔斯泰这样阐述了小说的题旨：
我的想法是：三个生物——贵妇人、农夫和白桦树——死去了。
贵妇人既可怜又可恨，因为她一辈子都在撒谎，直到弥留之际。她认为，基督教不能替她解决生与死的问题，她还想活下去。她的想象力和理智相信基督教对未来的承诺，而她的整个肉体却坚决反对，没有其他安慰（除了基督教虚妄的安慰），——可能大限已到，她既可怜又可恨。
农夫死的时候心地坦然，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信仰的是大自然，生息与共的大自然。
树死得平静、正直壮丽。死得壮丽，因为它不撒谎、不折腰，无所贪求，无所畏惧。
在这部蕴含了深刻哲理的小说中，托尔斯泰表明了普通人民在精神上要优于贵族阶级。文学评论家皮萨列夫在评价《三死》时指出，如果谁要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单纯地寻找情节的趣味性，他不仅会失望，而且“会忽略掉小说中最迷人和最有价值的地方，忽略那些深刻而精细的心理分析”。只有“推敲它的每一个局部，把握他的每一个细节，用你自己体验过的感情和印象去揣摩它们”，才能丰富思想积累和加深对人的本性的了解。
（二）
到1859年夏天，托尔斯泰再次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对一切都冷漠到令人难堪的地步”。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倾注了大量精力的庄园事务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在文学创作上也感到彷徨和迷茫。
自从托尔斯泰退出《现代人》杂志后，他的心情一直很矛盾，总是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创作方向。从西欧回来后，他对俄罗斯、对生活和艺术都有了新的看法。他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说：
我曾经认为，可以为自己安排一个幸福而正直的小世界，以便在其中安静地、没有错误、没有悔恨，也没有迷乱地悄悄过自己的日子，不慌不忙、严整有序地只做好一些事情。可是真可笑，这办不到。
……要正直地生活，就必须挣扎、迷乱、追求、犯错、开始、放弃、又开始、又放弃，还要永远地斗争和忍受希望。而安静——这是精神上的卑贱行为。
对艺术的追求也是如此，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艺术的激流能让人回避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
尽管如此，德鲁日宁等人主张的脱离现实的“纯艺术”倾向已经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痕迹。在这期间，托尔斯泰创作的《阿尔伯特》、《幸福家庭》等小说大多脱离了农奴制改革前夕俄国火热的现实主义主流。对此，涅克拉索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托尔斯泰这些小说中存在的不足，希望他能够创作一些表现生活本质的典型。
庄园事务的挫败以及对自己创作的失望，让托尔斯泰开始严肃地考虑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
为了调整自己的状态和生活方向，托尔斯泰决定暂时搁笔。他在回绝德鲁日宁的约稿时表示，“作为一个作家，我现在已经毫无用处”，如果今后再执笔的话，希望能够写出给人以力量的作品，而绝不会再去写那些“可爱的、读起来很愉快的小说”。
托尔斯泰觉得，自己的当务之急还是改善农民的处境，而知识则可以从根本上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能满足自己精神追求的事业——为农民的孩子创办一所学校。
当时，归地主私有的农奴的孩子是没地方可上学的，也没有官办的学校。要想学习一些读写知识，只能自己请粗通文字的退伍老兵或教堂职员之类人担任家庭教师。而这些人既不懂教育，也没有教材，教学效果可想而知。所以，俄国文盲多得不得了。
鉴于此，托尔斯泰决定要兴办一所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在1849年的时候，他就曾尝试过一次，但终因力不从心放弃了。10年之后，他东山再起，这一次终于获得了成功。
1859年秋，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创办了一所农民学校。他给波良纳的每户村民都发了一份通知，欢迎村民们送孩子到学校学习，而且不收学费。
对这个消息，村民们议论纷纷，他们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学校不收学费？以前可从来没这种好事，老爷们为什么会这样大发善心呢？会不会有什么圈套？所以，开始时谁也不敢送孩子去上学。
经过托尔斯泰的几番努力，农民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送孩子来学校上学了。
在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先是一起汇集在村口，然后一起来到波良纳庄园门口。托尔斯泰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他大声对家长们说：
“你们好！你们把孩子都带来了吗？”
“带来了，大人。”家长们纷纷摘下帽子，鞠躬，回答。
托尔斯泰仔细地看了一遍在场的孩子，然后又大声问孩子们：
“你们想读书吗？”
“想——”孩子们简单而响亮地回答。
这让托尔斯泰感到十分兴奋。他见来的孩子全是男孩，便请求家长们将女孩也都送来一起读书。
开学这天，一共来了22个孩子，后来陆续增加到70个孩子。托尔斯泰将这些孩子按年龄分为大、中、小三个班。
（三）
托尔斯泰办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给学生和老师以充分的自由。在学校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愿意来就来，不愿意上课就走；而教师也有权不让某个学生进教室。在课外，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朋友。托尔斯泰也经常跟这些孩子们开玩笑，还一起做游戏、散步、滑雪橇等，晚上常送学生回家。
同时，他还拿出一俄亩地来给那些愿意耕种的学生耕种，收获所得也归耕种的学生所有。这样的学生有8个，托尔斯泰就把这一俄亩地分成8份。孩子们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种上亚麻、豌豆、荞麦、胡萝卜、芜菁等，锻炼了实际动手能力。
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学校》一文中，这样描绘了他创办的这所学校的情况：
学校设在波良纳庄园里的一座两层石头房子里，有两间房作教室，一间房作办公室，两间房作教员休息室。在台阶屋檐下，挂着一口小钟，钟上拴着一个小锤，每天由教务长派一名住校的学生打钟上下课。
穿堂的楼下放着体育器材，楼上摆着一个木工台，这是专门供学生劳动用的。
刚走到宽敞明亮的教室时，孩子们都感到很拘束，但很快他们就和老师熟识起来了。而且，这里也很快就成为孩子们最向往的地方。
村里的人们惯于天不亮就点灯起床。从学校的窗户里，可以看到各家明亮的灯光。钟响之后的半小时里，在蒙蒙的雾气里，在霏霏的雨雪里，或在秋日的晨曦中，山冈上（村子和学校中间隔着一条山谷）便出现三三两两或孤孤零零的黑色小身影……
孩子们来上课时，不用带任何东西来，不带书，也不带笔记本，脑子里也毫无负担。无论功课，无论昨天所做的什么事情，他们觉得忘记了都没有什么关系。想到摆在面前的功课，他们也没有什么苦恼之感。他们只带来自己的身体、敏锐的头脑和信心：相信学校今天将同昨天一样快乐。
不到上课的时间，他们是不想上课的事的。没人因为迟到而受到申斥，不过也从来没人迟到——除非大一点的孩子有时被父亲留在家里做些活计，耽误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气喘吁吁地匆匆赶到学校来。
当老师走进教室时，孩子们可能正玩作一团，有时甚至是大声叫喊着。老师手里拿着书，分给那些跟他到讲台前面的孩子，同时正在玩耍的孩子也会安静下来，气喘吁吁地开始看书。打闹的气氛一扫而光，教室里一片宁静。
一个学生刚刚还扯着同学的头发，现在却专心致志地读起书来。他紧闭嘴唇，闪着小眼睛，除了书本，什么也看不到。这时，要他抛开书本就像刚才要他停止打闹一样费劲。
孩子们在教室里也都随便坐，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坐在窗台上，有的坐在圈椅或者地上……
学校的课程有读书、书法、语法、创世纪、数学、绘画、制图、唱歌，后来又加入了俄国历史故事和自然科学漫谈。
可以说，波良纳学校的教育状况正是托尔斯泰理想的教育模式。他发现，学生的心理状态是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要得到好的教育效果，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孩子们不愿意学的东西，就不应该强迫他们学习。
学校的事情逐渐增多，于是托尔斯泰便开始物色助手。1860年6，他终于物色到一个。这个人名叫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莫罗佐夫，是图拉神学校的毕业生。托尔斯泰在1860-1861年出国期间，学校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
到1862年5月，学校已经从最初一所发展到21所，分布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周边地区。校舍也都是因陋就简，设在农舍里，教师有的跟农民住在一起，他们的工资都很低，教一个学生每月可得50戈比，平均一个教师有二三十学生。除工资外，如果在《亚斯纳亚·波良纳》杂志上发表文章，也可以得到一些稿费。尽管生活很艰苦，但在托尔斯泰的热情感召下，教师们都很热爱自己的工作。
办学取得的成功让托尔斯泰备受鼓舞，为此他还想创办一个国民教育协会，进一步在俄国推广教育事业。当然，他的这个计划是不会被批准的。据当时的学生莫罗佐夫回忆，托尔斯泰那时还跟学生们谈过自己的理想，说他想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然后在村边建一座农舍，取一个农家姑娘，从事农业生产。
托尔斯泰想放弃地主生活去务农的理想后来在他创作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也有所反映。主要人物列文在结婚前，“常常欣赏这种生活（指农民生活），还常常羡慕过这种生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