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只要不反对执政党，不推翻现政府，不违反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国家都不制止，从某种程度讲，这比当今的欧美还民主还开放，但愿这种发展势头能够长期保持。这样发展下去，免不了会出现新的权贵势力，但是如果这些新贵族不求进取，妨碍民主和发展，同样会被历史淘汰。
——主人公的话
王叔是我的乡亲小马的岳父。我与小马在乌鲁木齐相识七八年了，他常说老丈人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多么的耐人寻味。我起初并没有在意，因为女婿褒扬岳丈，是许多人都有的习惯，但当得知他岳父原是新疆科学院的一位高级工程师，退休后坚持五番拜功，近年又幽居南山板房沟，潜心学习伊斯兰知识，种菜养花怡然自乐，便觉得在喧嚣的闹市，在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时代，这位老人的作为不仅有些神秘，而且令人钦佩，禁不住产生了探访他的欲望。
一
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在家休息。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马阿訇。你今天忙不忙？如果方便，到河州寺来做晌礼，而后我们一块去南山，看看风景，顺便完成你的采访，好吗？”我连连说好。马阿訇也是乡亲，同小马和他岳父很熟悉，知道我的心事。
晌礼后我和马阿訇在和田街客运站乘坐直大坂房沟的班车，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了板房沟桥头村。走到村口，马阿訇问我是否看到了清真寺。我仔细寻觅，发现村东头一栋墙上月牙标志隐隐约约。马阿訇说，那就是清真寺，寺西侧是王叔宅院的东院墙。
“咱们先去我挑担93家吧！你可能没有发现，王叔这阵正忙着呢。你看，那个站得比房檐高出一头的人就是他。”顺着马阿訇的手望去，王叔那栋平房前，果然有一个戴草帽的身影，好像在修补房檐。
“不会是王叔吧？七八十岁的人还能爬那么高，干重体力活？”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没错，就是他。他手脚轻快着呢，家里的活儿，无论轻重都是他自己干。”马阿訇很赞赏地介绍说，王叔搬到这里后，卫星电视接收天线的安装，水泥小道的铺设，菜园的整理和种植，屋前保暖隔层和厕所的兴建，都是他自己动手，一点一点做出来的。
晡礼后，我俩一同去拜访王叔。
双扇大门紧锁着。马阿訇敲了几下，门才开了，一位瘦削的老人戴着草帽站在我们面前，我和马阿訇急忙道色兰。老人回过色兰，有些过意不去地解释说，刚才在架板上用水泥胶抹屋檐缝隙，让我们久等了。说着，他将我们让进屋内，忙着去草帽，脱手套，就要斟茶，我们婉谢说刚刚放下茶碗。
“你们刚喝过茶？那我就不勉强。其实我的开水是早晨烧的，我正担心冲什么茶叶好呢。” 王叔弯腰从地下抱起一个大西瓜，不容商量地说：“天这么热，西瓜还是要吃的。”
我和马阿訇不好再推却，但不忍心让老人服侍年轻人，就不约而同的起身切瓜，但被老人坚决地谢绝了，说这里他是主人，哪能让客人动手。我们只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马阿訇接过王叔递来的西瓜，介绍我的身份。
我接过话，说明来意。老人听后，爽朗地笑了：“我这一生再平凡不过了，没有什么值得回忆和叙述的，更没有值得记录让后辈看的。”
“伟大寓于平凡，感人的精神就蕴藏在不起眼的言行中。现在的年轻人好高骛远，缺的就是平凡，需要用父辈平凡的生活经历去感动他们，教育他们。”王叔是知书达理的人，我不能在实质性问题上躲躲闪闪。
“要是真有点价值，我当然很高兴。就怕你听了我的介绍，会失望的。”王叔善解人意，也很随和。见我执意采访，答应满足我的愿望。
快到昏礼时间了，老人可能要做小净，我们的交谈不得不暂停。约好第二天晨礼后我到老人家，便起身告辞。
二
桥头村清真寺很小，大殿混在其它房间之中，只有三四十平方米，不像其它大寺那样突出于建筑群中。寺小，做礼拜的人也让人失望。晡礼时，寺里的阿訇到山里陪同客人不在，马阿訇带领我和他那位挑担的兄长，三个人默默完成了功课。没有看到王叔，我想也许老人忙于干活，寺里又没有唤礼，所以误了时间。可做昏礼时，依然没有王叔的身影。我禁不住向马阿訇询问，他微笑着说，王叔平时在家礼拜，不大习惯到寺里跟哲玛体。
“那么主麻呢？”我心底里非常不希望王叔与寺隔绝，急忙追问。
“主麻嘛，他倒是从来不拉，而且很准时。”马阿訇大概看出了我的纳闷，一边往回走，一边述说王叔与寺有些隔膜的特殊原因……
东北的回民，在宗教操守方面，同西北穆斯林相比，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例如，注意学习伊斯兰信仰知识，但同样重视汉语文化知识的掌握，没有文化的穆斯林在那里被人瞧不起；虽然围寺而居，但哲玛体观念不浓，坊民之间来往较少，缺乏相互支援精神；对阿訇敬而远之，除了婚丧大事时聘请，经常到清真寺跟阿訇礼拜者不多。王叔虽然到新疆40多年，但社交圈局限在同事之间，教门方面的习惯，依然是青少年时期东北的那一套。
王叔60岁退休。他办好手续一回到家，就集中精力温习儿时学过的经文，立起了每日五时的拜功。老伴和老岳母看他这样虔诚，就说按照教法，在家独自礼拜，同到寺里跟随伊玛目礼拜相比，无论是礼仪周全程度，还是安拉的回赐，在品级上相差很多。因此，当感觉到自己对拜功中的念词背诵得比较熟悉后，王叔径直走进了住宅附近的一座清真寺。他隐约记得祖父和父亲都宗哲赫忍耶，妻子则是很坚定的花寺门宦信徒，而他很清楚自己跟随礼拜的伊玛目也不是门宦的阿訇。在他的思想深处，其实早已没有什么教派意识。“哪门哪派还不都是敬拜安拉，都颂读古兰经，都追随先知穆罕默德的道路，何必苦苦争执。”这是他的认识，也是信仰生活的方式。儿女们很为父亲这种豁达和明智的做法自豪，也成了没有具体教派的穆斯林。
然而，理论和现实总是存在距离。王老没有想到，自己淡化门户之念，反对教派之争，一门心思虔诚敬主，但耳闻目睹的却是相反的言行。不要说主持大寺的伊玛目凡是演讲，总要美化自己一派，贬低甚至诋毁其他教派，就是本坊几个阿訇之间，也好像总是争执不休。他进寺礼拜约莫半年后的一天，宵礼后两位阿訇在大殿里先是吵闹，接着动手推打起来。“阿訇是教门的柱子，大殿是敬拜安拉的神圣之地，竟然发生这样的丑事！”自此，王叔不再到寺里礼拜。尽管他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寺坊都有这样的问题，更不是所有的阿訇都如此品行不端，但那一幕对自己的刺激太大，他生怕再看到那样的情景，只能躲避。
王叔与寺坊疏远，不仅是对一些阿訇的失望，而且也是对部分穆斯林素质的伤感。跟随伊玛目礼拜的那6个多月，和之后去几个清真寺礼主麻，他听到了太多的愚昧，看到了太多的荒唐。一些人来到寺里，不进大殿聆听阿訇正在发表的卧尔兹，却聚集在一起海阔天空聊天。参加礼拜，不认真清洗衣袜，甚至懒得沐浴，磕头下去那种气味令人呛鼻憋气。同造物主对话，身体摇摇晃晃，手脚随意乱动，很难让人感受到恭敬之意。走出大殿，好像忽然变了一个人，高声叫喊，随意对骂，寺院内外乱作一团。斋月，寺里供应开斋饭，一些人争桌凳，抢饭菜，犹如饥民进了施舍场。唉，这就是我们的穆斯林弟兄，而且是自认为坚持礼拜的教门好的穆斯林！不知那些连拜功义务都不履行的穆斯林，又是怎样一种素质？同这些弟兄打交道，天长日久，说不定自己也会变得粗俗、狭隘、自私，还是明哲保身，离群索居吧。
王叔用毛巾被给自己改缝了一件长衫和一个戴斯塔尔，又精心穿了一串玛瑙石的泰斯比哈94，还去买来一条土耳其产的混纺拜毡，在屋里选了一块固定的地方。每到礼拜时间，他仔细小净后，身着长衫，稳步走上拜毡，全神贯注地同安拉对话。他感到较之在寺院，少了干扰，多了从容，心里有一种难得的舒畅和安宁。
当然我并不赞同王叔这种消极退让的做法，但是我理解一个知识分子老人的独特追求。现实社会中，十全十美的穆斯林越来越少。我们看到的穆斯林，有的既不进大殿，又不作礼拜；有的经常跟随哲玛体，但又时不时危害他人和社会；有的像王叔这样远离寺坊，但坚持以自己方式敬主拜主，并且热心行善。这三种人，谁更应该自责，更应该受到穆斯林大众批评帮助，我觉得多数人会有一个公正的评判。
三
第二天清晨，在小清真寺做了晨礼，径直去王叔家。他家大门虚掩，屋门敞开，看样子老人晨礼后在专门等候我。
进屋，老人正在擦拭茶杯。我道过色兰，说大清早就不喝茶水了，王叔说那就喝点人参精，我只好点头，不再推辞。
我们面对面坐着，一边品尝有点药香味的人参精饮料，一边交谈。
王叔原籍河北沧州也就是今天的伯镇市，著名的大运河从他老家院后门流过。据他父亲讲，祖父曾经是清王朝的五品官员，在沧州颇有名气。但到父亲出生时，祖父已经辞去了官职，经营油坊和磨坊，靠加工油料和面粉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外祖父是地道的阿拉伯人，多年在运河上奔波，后来同中国女子结婚，就留在中国，成了中国穆斯林。
祖父的生意并不景气。父亲成年后离开家乡，和新婚的妻子一起北上关东，但因为缺少盘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到哈尔滨或者长春，而是早早在沈阳落了脚。
此时，日本已经取得了南满铁路的路权。南满铁路为1897年至1903年沙俄所筑的中东铁路南下支线，北起长春，南至旅顺。日俄战争期间，大部为日军占领。1905年日俄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将长春宽城子站以南的铁路全部交给了日本。次年，日本成立总部设在东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加强管理。后来，这个公司还获得了安奉、抚顺和牛庄三条铁路的经营权，直达中朝边境，与朝鲜半岛的铁路系统连接起来。抗战胜利后，中国收回南满铁路路权，和旧中东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解放后，以沈阳北站为界，昔日的南满铁路分属京哈线和沈大线管辖。
王叔父母抵达沈阳，正值南满铁路大量雇用员工。王叔父亲少时上过私塾，能写会画，被安排到机关担任文字秘书。自此，尽管南满铁路路权几经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转手，但王叔父亲一直在这段铁路上服务。新中国成立后，王叔父亲是公认的技术权威，最后退休了也是铁路部门的老员工。
王叔生于1931年，经名优素福。他之前，有一个姐姐。他之后，母亲又生了3个弟弟，3个妹妹，都生在沈阳，都是在铁路旁长大的。至今，王叔的5个姐弟归真了。健在的，只有沈阳那个当了一辈子中学物理老师的弟弟，以及西安那个从飞机制造厂退休的妹妹。
虽然家住铁路员工居住的铁西区，但离回民聚居的沈河区并不远。回教协会在生活区办了回民小学和伊光中学，王叔兄妹都是在那里读的中小学。
王叔记得很清楚，回民小学和伊光中学有少数汉族同学，有日语课，并有一名日本人担任副校长。每周五上午，回教协会安排阿訇给学生上伊斯兰信仰课，中午领学生到清真寺听卧尔兹，礼主麻拜。清真言，作证言，法蒂哈，忠诚章，礼拜规则，这些基本的宗教知识，王叔都是在那时学习和掌握的。
抗战胜利那年，王叔进入中学。日本副校长不见了，日语课被英语课替代，学校完全由中国人管理，他和大家一样，心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舒畅和兴奋。
5年后，王叔高中毕业，考取了东北机械高等职业学校。这所学校是日本人创办的。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管理了一年多。王叔进校时，已经由共产党接管。当时的学费很低，近似于免费，学生主要支付书本和笔墨纸砚的费用。
机械高职在沈河区。早晨，王叔夹着母亲装满食物的饭盒去学校，晚上带着空饭盒回家。当时，全家10口人只靠父亲薪水养活，生活比较紧张，王叔是典型的穷学生。但是，正因为懂得家庭供养自己不易，所以王叔珍惜难得的读书机会，学习非常刻苦，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机械制图、机械制造、金属工艺、金属热处理这些知识，几十年后仍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1954年，王叔以优异成绩从机械高职毕业。他们那届机械高职的同学，大多分配到东北和北京，都是新中国第一代科研工作者。“文革”前，王叔只要去沈阳、北京出差，总要去探望自己的同学，一同吃饭，一同叙旧。“文革”后，同学们都老了，和儿女住在一起，会面不如过去方便，来往也就少了。现在，少数感情很深的几个同学，隔几个月还互相打打电话，更多的则基本上失去了联系。
王叔被分配到地处沈阳市内的东北电工局所属机械厂当技术员。干了两年，又被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当工程师，开始在电工所，后来到电子所。1960年，成立新疆分院，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号召全院上下“支援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王叔积极响应，主动报名。其实，这时他心里还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到处跑一跑，看一看。新疆地域宽广，物产丰富，民族众多，充满神秘感，对他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的诱惑力是很强的。
四
到乌鲁木齐，王叔并没有发现有多么神秘，只是觉得较之沈阳和北京，这里环境荒凉，人们文化素质低，确实需要加快建设。20世纪60年代初的新市区，除了铁路局和科学院各有几栋高楼，基本上都是平房，许多地方还种有庄稼。王叔是北京派来的工程师，因此得以享受“最高待遇”，和科学院领导一样，在科学院唯一的一栋宿舍楼内分配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住房。
当时的中科院新疆分院的数百名工作人员中，只有20多个穆斯林，搞科研的工程师就王叔一个回民。分院党委书记哈林也是回族，据说还是回民支队的队员。“文革”中，哈林被整得够呛，说是什么叛徒，差点被造反派打死。“文革”后官复原职，又成了正厅干部。哈林早王叔三四年退休，退休五六年后病逝。以王叔的了解，这位哈书记脑子里没有多少伊斯兰的东西，几乎不参加穆斯林的活动。哈林的妻子长期同无神论者在一起生活，却是一个哲赫忍耶派实实在在的穆斯林。丈夫在世时偷偷参加哲赫忍耶穆斯林举办的尔麦里，丈夫逝世后坚持颂古兰、做礼拜，比较虔诚。
分院的其他穆斯林，多是从本地招收的锅炉工、炊事员等服务人员，有维吾尔族，也有哈萨克族。后来，陆续来了一些从新疆大学和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其中有好几位回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