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族穆斯林职员统一在民族食堂吃饭。王叔在吃饭的人群中，认识了物理所新来的女技术员马学意。王叔是分院仪器厂的工程师，年近3旬，不仅博学多识，而且英俊潇洒，为许多未婚女子所青睐。马学意是新疆生产兵团工二师师长马希哲95的女儿，不满20岁，细挑身材，楚楚动人，吸引了不少科学院男儿。两人相识，在别人看来只是郎才女貌，十分班配。而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在科学院要找穆斯林伴侣，眼前的这位是自己最好的选择。恋爱没有多久，优素福和苏黛办理了结婚证，又悄悄请阿訇念了尼卡哈，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时值1963年。
直到改革开放，王叔一家的生活在乌鲁木齐应该是中上等水平。这不是因为他们夫妻有多么丰厚的收入，尽管王叔每月100多元是高工资，马学意也有六七十元收入，可分摊到一家五六口人，人均没有多少钱。主要原因，在于那些年科研人员属于“干部”，而干部及其家庭的住房、教育、医疗，甚至于不少的日常生活品，基本上由国家供给，个人只是象征性地交一点钱。不要说同农民比，就是普通城镇居民，也远远赶不上干部家庭的生活优越。
在王叔看来，什么都由国家包干，不仅经济上比较轻松，精神上也感觉不到压力。由于同事之间生活水平差距小，又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益冲突，同事关系普遍良好，单位里人情味很浓。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知道得早，援助之手多，分担忧愁成为风气。虽然王叔夫妻陆续生了4个孩子，身边又没有老人帮助，都是两口子一边上班一边抚养，做饭购衣，供养上学，有时还要送这个或那个去医院，可由于同事们及时的经常的无私帮助，两人没有感到日子有多么艰难，今天想起来，倒觉得那段生活过得那么安逸，让人不由得不留恋。
可惜的是这种平稳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文革”爆发，分院上上下下不知不觉变成了两派，王叔属于造反派“红二师”的成员，他的不少朋友却加入保守派组织，成了敌对阵营的人。即便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也忙于政治斗争，每日文功武卫，哪有闲暇关心同事的家务。更何况，这时的准则，从同志之间问寒问暖，突然变为“政治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家庭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谁家有难谁家倒霉，自己不能讲，别人也不会去重视。好在王叔的孩子最小的也已经上学，家务事大大减少，没有太多过不去的坎。可就是这样，依然免不了担惊受怕，有时白天黑夜都过得紧紧张张。妻子担心王叔深夜不归，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武斗事件。王叔则生怕自己家里的那个“红小兵”，会不会又跟不知名的哥哥姐姐出去惹祸。
动乱岁月好不容易结束，仪器厂恢复科研生产，王叔作为总工程师，负责仪器厂所有科研仪器的制作工艺。可是，体制未变，科研人员思想上条条框框太多，前后闹了10多年“革命”，不少人员业务生疏，技术滑坡，“文革”前做过的许多事情，这时竟然又成了新问题。仪器厂如此，各个研究所也不例外，因为没见一个研究所送来堪称富有创造性的方案。由于设计师和制作者都处于心力两缺的境地，所以尽管仪器厂的工作总结报告中年年写科研生产“成绩喜人”，“长足进步”，实际上直到80年代底，全厂始终没有出手一台在国内更不要说国际上有影响的科研仪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院大张旗鼓实行改革。第一个动作是压缩各省区分院的编制，削减统一下拨的科研经费，各分院的图书馆和仪器厂都撤销，化学所和物理所合并，新疆只有生物土壤一个研究所没有变动。不过，这时王叔已经退休，反聘到物理所给朋友帮忙。
看着奉献了30年汗水和心血的仪器厂消失，王叔并没有难过，而是觉得这是早应该发生的事情。他总觉得每年几十万几百万花费工农百姓血汗钱的科研单位，几十年不出成果，固然这个单位的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追根溯源，或许这个单位的设立本身就没有多少合理性。
当然，他也有心愿。他祝愿那些曾经和自己一起熬日子的同事，能够获得一个理想的平台，以便展示他们未经显露的才华。毕竟，他们都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不应该再像自己这样虚度一生。
五
在事业上，王叔认定自己是一个失败者。退休15年后的今天，只要一提到工作往事，他总是轻轻摇头，颇多感慨，似乎心底有无限的遗憾。
“我是下功夫学了东北机械高职那些课程的，可是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用上。”听着王叔这种叹息的话语，看着他没有表情的眼神，我心里一阵阵作痛。我不能继续追踪刨根，惹老人加重伤感之情，就将话题转到了他的儿女。
我已经从小马口中得知，4个儿女是王叔的自豪。我想了解他们的详细情况，但我更想探寻的，是王叔是如何在确保儿女不失却信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他们综合素质的。因为同样是在这种不理想甚至有些险恶的环境中，不少穆斯林的后代偏离了伊斯兰，甚至失却人的本性，成了被一些人瞧不起的“傻回回”、“穷回回”、“刁回回”。
“这是安拉的恩典！我们两口子并没有刻意教育。”王叔诚恳地回答。看我好像有些失望，过了片刻，他又补充了几句：“求主不求人，勤奋加谨慎，办事讲良心，吃亏是穆民。”
王叔解释说，这是他祖父和父亲每当送子外出或嫁女时要交待的话语。这些年他对4个儿女讲得最多的也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四句话通俗易懂，也符合教义教法，是一个穆斯林家庭不错的家训。当然，王叔的儿女之所以没有误入歧途，不仅仅是因为经常耳闻父亲的家训，更重要的在于他们的父亲默默地实践着家训精神。
王叔这一辈子，虽未经历大起大落，但从求学到离家工作，从结婚到培育后代，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少。不过，身处顺境，他感赞安拉的大恩；陷于逆境，都看作对自己的考验。解决难题，在祈求安拉护佑的同时，竭尽自己所能拼搏，不向任何有钱有势有的人屈身。东北机械高职毕业时，如果他也像有些同学那样去找学校领导求情，或许可以直接安排到首都科研单位，但是他不愿意求人，分到沈阳机械厂，他一点也不后悔。来到乌鲁木齐，他是分院学历较高、能力较强的几个骨干之一，但由于只埋头完成交给的任务，不懂得有意识奉承领导，有时还因具体业务问题同领导争执，结果不少才学稍逊一筹的人陆续都升了官，成了他的上级，他却一直在基层做业务，从未品尝过管理别人的滋味。4个儿女从考学到择业，都是靠自己的实力，他这个做父亲的没有找自己那些老朋友老同事疏通过任何关系。谈到这些，王叔颇为自豪：“安拉没有给我们家族的人造化那种讨好和巴解权贵的性格。”
王叔的勤快，在熟悉的人们中间传为佳话。在单位，他上班一贯早到晚走，工作中竭尽全力，同事们没有一个不佩服。在家中，水电暖气，各种器具，多少年来都是自己修理；就是西北回族人认为只能由女性动手的做饭、洗衣、清扫室内等家务活，他也从不依赖妻子，谁有功夫，谁方便就由谁干。安拉恩赐了王叔一副健康的身板，灵巧的手脚，王叔知感这一恩典，努力不让自己闲下来，因此除了正事，他还有不少在不少穆斯林眼里是“玩耍”的爱好。上学时代，他在苦读功课的同时，挤时间练习书法，临摹了不少名帖，基本功扎实。至今提起毛笔，楷隶篆草，特点明显，字字受看。在北京工作期间，他学过两年小提琴，尽管到乌鲁木齐后几十年不再专门练习，但退休以来偶尔拉动琴弦，依然能够奏出悦耳的琴声，让孙男孙女们惊讶不已。他少时酷爱养鸟，成年忙于学业和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自己心愿。退休后，他将一件卧室改为鸟屋，喂养了一群可爱的玉鸟。王叔说，玉鸟又叫芙蓉鸟，形体娇小，声音动人，即可观赏外形，又能品味鸣叫。他起初购买了五六只，后来自己学习喂养技术，精心繁殖，2年后，玉鸟发展到100多只，一时轰动了分院。不料整天伺候那些小家伙，王叔患了过敏症，只好忍痛拆除鸟屋，小鸟全部送给亲友。过了半年，过敏疾病有些好转，他又养了三四只画眉鸟，每天晨礼后提着鸟笼到公园树林放风。
王叔这一生，诚实待人，老实做人，从不沾边偷奸耍滑、坑蒙拐骗等等祸害他人的行为。“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他不紧跟时髦，也不趁机捞好处，而是想方设法掩护和帮助那些身陷困境中的人。别人亏待他，冤枉他，欺负他，只要不是严重伤害，他一概忍让，很少同别人红脸吵嘴，更谈不上动手打架。王叔认为，人们都说办事要讲良心，对于穆斯林，良心就是敬畏安拉之心。一个人始终畏惧安拉后世公正的审判，就会自觉遵行安拉的命禁，保持穆斯林应有的品行，无论人前人后，都不会动恶念，更不会做出危害他人和社会的罪行。真正敬畏安拉的人，也是富有忍耐和宽容美德的人，因为他知道古兰经明确记载，能够容忍他人的欺侮，以善行回应恶行的穆斯林，是安拉最为喜悦的信士。王家祖宗强调吃亏是穆民，就是说只有虔敬的穆斯林才可能做到长期自觉吃亏，以德报怨。
父亲如此，母亲也不落后。马学意“文革”后改行干行政，曾经担任过物理所的工会主席。他小王叔10岁，退休也比王叔晚10年。丈夫虔心敬主，尤其是自己90多岁的老母每日五番拜功不辍，做女儿的怎敢马虎。她抽空参加穆斯林妇女学习班，从阿拉伯语字母起步，现在已经能够自己颂读古兰经文。几年前，又同亲友一起，完成了朝觐功课。不仅自己学习实践，她还利用一切机会和孩子们一起探讨信仰，互相鼓励。
父母的行为默默无声，但却似一种强劲的力量影响着儿女，他们的表现的确可以让二老宽慰。
大女儿40多岁了，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一个执法机关的财务科长。她高中毕业参加工作，自修大专课程，又经过学习，完成了专升本，如今成了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都出类拔萃的中层领导，是曾受表彰的全市先进工作者。丈夫是一家著名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一把手术刀在首府外科界颇有名气，宗教操守方面也从不懈怠。夫妻互尊互敬，感情深厚。他们有一个女儿，正在读高中，学习刻苦，而且很听父母的话。
二女儿是我的乡亲小马的妻子，刚满40岁，新疆工学院计算机信息管理系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国有银行，现在是信息工程部生产管理科的科长。小马当军官时，家务事她一个人操心。小马转业后，她依然工作家庭两不误，小马父母对媳妇十分满意。她喜欢钻研软件，除了家庭，主要精力花在负责的研究项目上，曾两次获总行的科技进步奖。我曾听马阿訇说，小王是个非常守信用的女子，只要是答应帮忙你的事，你尽管放心，无论有多少困难，她都会不声不响地替你办好。他们夫妻有一个儿子，已经12岁，聪明伶俐，从小学钢琴，听说已经过了4级。
三女儿性格活泼，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后放弃国家安排的职业，自己开了一家零售超市。由于缺乏经验，管理跟不上，几年后只能关了门。丈夫也是不甘寂寞的人，买断工龄，离开工作了多年的保险公司，办了一家保险代理公司，目前生意前景不错，自己很有信心。有丈夫在外忙碌，她也就不再考虑谋职的问题，安心在家操持家务，照顾丈夫和5岁的儿子。最近，还在母亲的劝说下，开始了伊斯兰知识的学习。
儿子最小，还不到36岁。1983年高中毕业后考进公安系统，一直担任交通警察。起初在一个区大队当一线交警，后来参加高考，被北京公安大学录取，毕业后到市公安局交通处工作，责任性强，创新精神足，曾被评为全市十佳警察，现在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能手。妻子很贤惠，在一家国有银行工作，生了一个儿子。不仅小家庭和睦，王叔夫妻同亲家老两口也很谈得来，来往频繁，关系密切。
六
退休第三年的一天，王叔到单位领工资，被老干处管组织的干事唤到办公室，说这几年你一直没有交党费，按规定应该看作自行退党，但考虑到你是老知识分子党员，组织上决定只要你补缴党费，并且写份检查，还可以继续留在组织内。王叔其实早已自己不认为自己还是党员，所以当即表态：就按退党处理吧。于是，他的“政治生命”就这样轻飘飘地结束了。
王叔是到新疆当年加入共产党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自愿来到边疆这一举动，是思想上进的突出表现，因此他们那批援疆技术骨干是党组织重点培养的积极分子。对于大势所趋的事情，王叔的习惯是不去反对，所以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他从心底里不欣赏无神论思想，对党内活动始终缺乏热情。倒是每月的党费，缴纳比较准时，他不愿被人像讨帐似地来收那点钱。在党内，他没有担任过任何党内职务，当了30多年典型的普通党员。当然推选党小组长时，许多次他也被推到前面，但是他次次婉言谢绝，理由是自己工作太忙，实在顾不上。
也许是因为没有了党员身份，王叔思想比较自由，言谈没有拘束，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一些看法似乎与众不同。
王叔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现象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落后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必将逐步淡化。可是，20世纪末依赖，全球出现宗教信仰回归浪潮。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信仰宗教的人们却越来越多。在世界范围，越是发达国家，宗教氛围越浓厚，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总统、元首，没有一个不是宗教信徒。这种事实说明，宗教问题并不是马克思认识的那样，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衰退。
有两个问题，王叔终身难以忘怀。一是人造灾难。60年代初那场并不特殊的自然灾害，竟然饿死了数以万计的老百姓。这个事件，实在叫人无法相信是新社会发生的，它对自己的刺激太大了。二是一言兴废。“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最高领导的一句话将国家主席变为阶下囚。要防止这些怪现象，不能打马虎眼，必须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的源头采取措施。
王叔不赞同一些人所谓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能搞过多民主的论调。他说，民主、科学、进步，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谁也无法阻挡。只有对外开放，确保思想自由，广泛实施民主，国家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执政党也才能长期生存和发展。背离这一趋势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目前在中国，只要不反对执政党，不推翻现政府，不违反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国家都不制止，从某种程度讲，这比当今的欧美还民主还开放，但愿这种发展势头能够长期保持。他认为这样发展，免不了会出现新的权贵势力，但是如果这些新贵族不求进取，妨碍民主和发展，同样会被历史淘汰。王叔明确表示，他对中国的前途很乐观。
这就是王叔，一位隐居山林的退休干部，一位75岁穆斯林长者的真实思考。很可能，不少朋友看到这里，会觉得王叔有点不可思议。然而，对我来讲，正是这种反常现象才使我对老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采访于2006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