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都是把《诗经》和政治绑在一起的表现。尽管《毛诗序》和孔颖达等也提出诗“吟咏情性”、“述己志而作诗”，但由于过于强调诗的政治道德伦理观念，强调其“乡人”、“邦国”的功用，强调“承君政之善恶”，因而使“诗言志”中的志和情的内涵变得狭窄了。这里的“志”只能是关系到乡人邦国之志、秉承君政之志。这里的“情”，只能是关系国家君政之情。在加上非美即刺说，特别是当这美刺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时，诗歌的内容就变得十分狭窄了。
《毛诗序》体系实际上是只把诗当成政教工具而不是文学，因而只谈诗的内容，不谈诗的艺术本质，不谈诗的形式美。
这些都是对“情”的抒发的限制，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诗歌的发展。
附：《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三、汉代文人的屈原情节
尽管两汉时期，荀子的方向被经学家给与理论上的强化，但是屈原作品体现的方向也时有表现。这不仅与文学本身的发展需要有关，也和文人的处境与抒情的需要有关。
汉代文人的地位
汉朝的最高统治集团所以重视经学，完全是出于已被改造的经学对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有利，他们最感兴趣的仅仅是能拿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那一部分内容。汉武帝所以广收天下名士，也主要是为了把知识分子控制在自己手中，使知识分子为己所用。其用既包括为其巩固统治地位出谋划策，也包括利用知识分子的华丽文章“润色鸿业”，还包括把某些知识分子当作宫廷的侍从、俳优，充当宫廷娱乐的工具。对于这些已经当了官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合意的就用，不合意的不仅不用，还可能治罪。司马迁就因为替李陵辩护触怒了皇帝而被处以腐刑。就连董仲舒这样曾受到汉武帝重视的人，也因为“妄言阴阳灾异”而被下狱，差一点就被斩首。汉武帝时甚至有个不成文的“腹诽”法。所谓“腹诽”就是心怀毁谤，更通俗的说法就是内心不满，有意见，却并不说出来。据《史记》和《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因所谓的“腹诽”而被杀的起码有两人。一个是大臣颜异，另一个是魏其侯窦婴。
在这样的形势下，所有知识分子的荣与辱，全由帝王一人决定。正如东方朔所说“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知识分子是没有个人人格的，他们只是个御用文人，在提建议或执行政令政策时也只有惟人主是瞻。士人们自由择主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中国文士命运的根本转变。这些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是识时务，适应现实，通过为当前的统治者服务，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是入世。或者逃避现实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出世。入世者境遇也不一样，有得志者，也有不得志者。需要说的是，那些不得志，或先得志而后又失意者，当他们感到自己受了冤屈，不被理解，产生怀才不遇情绪时，就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释放胸中的压抑。这可以说是人的一种天性。
屈原情在失意文人身上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两汉的文人，在不得意时往往会想到屈原，并借怀念屈原或以屈原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怨情。譬如西汉初期曾经积极为统治集团出谋划策的贾谊，后来由于反对他的人的一些流言而失去皇帝的信任，被贬到长沙。当他来到湘江边上时，不由得触景生情，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赋中不但慨叹屈原生前的不幸，对他寄以极大的同情；同时，也以屈原坎坷的一生自喻，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抒发了自己不受重用的不平和不甘屈服的心情。既是吊古，也是伤今。其他如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刘歆的《遂初赋》、刘向的《九叹》等，也都和屈原愤怨世俗、书写哀怨、无所顾忌的精神一脉相承。实际上是借屈原来发泄自己的愤怨之情。即使像帮助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功不可没的董仲舒，在他由于一份奏章，被小人陷害而触怒汉武帝，几遭杀身之祸后，也写了《士不遇赋》来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赋中为屈原、贾谊等鸣不平，也为自己的命运而叹息。
如果说西汉的这些人个人情感的发泄还有些遮遮掩掩的话，到了东汉时期，崔篆、冯衍、张衡等人的个人情感的表达就比较直接了。比如冯衍的《显志赋》，主题就是自伤不遇。冯衍其人，胸怀大志，富有才能，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坎坷终身。他的《显志赋》，流露出强烈的不平感。赋中叙述了他在个人遭遇、家庭生活、后代早夭等多方面的不幸，既自责又对未来充满恐惧，接着又在历史的广阔时空中驰骋，最后把退隐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文中充满郁抑不平愤世嫉俗的强烈情感。
张衡更为以赋述志、以赋抒情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因为当时的政治腐败、官场污浊，抱负难于实现，心中郁郁不快，想游于纷乱的尘世以外又难实现，于是憧憬那与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田园生活，创作了《归田赋》。他在赋中构想出一个“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的充满自然情趣的田园景象。幻想在这百草丰茂、禽鸟合鸣、任情舒展的田园里，轻松自由地吟啸、射钓、弹琴、挥墨。这种情志显然不同于《毛诗序》等所倡导的情志了。
以上这些虽然都是以辞赋的形式抒发个人的情感，但其所体现的却是屈原所开辟的道路。
上层文人也有以诗歌形式抒发自己情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衡的《四愁诗》、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郦炎的《见志诗》、赵壹的《疾邪诗》、秦嘉的《赠妇诗》和蔡邕的《翠鸟诗》等。
张衡在晚年“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模仿屈原美人香草的手法写了一首《四愁诗》，倾泻自己报国无门的心情。全诗四段，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一个地名，象征自己四处追寻“美人”（能理解自己的君子）以实现报国的理想，但都因小人当道而无法达到的心情。现录其第一段如下：“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是一首痛斥小人的诗。他有个下属叫刘伯宗，此人善于钻营，有一次竟派人走朱的后门儿，想谋个大臣。朱认为此人品德太差，便写了此诗。诗中有“北山有鸱，不洁其翼”，“凤之所趋，与子异域”等句。以丑恶的鸱鸟比刘伯宗，以凤凰自比，形象生动，爱憎分明，尖锐激烈，痛快淋漓。郦炎的《见志诗》，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传达出遭受压抑的不平之气。赵壹的《疾邪诗》则是暴露黑暗，指斥时弊。秦嘉的《赠妇诗》写的是思念妻子之情，倾诉的是对爱妻的深深眷恋。蔡邕的《翠鸟诗》以寓言的形式描述了是乱世文人希求全身远遁又惶恐不安的心态。
这些都是文人自觉不自觉地冲破诗必须为政治服务枷锁的表现。
两汉时期对屈原的评价
两汉时期，对屈原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同情屈原，为屈原鸣不平。另一种批评屈原“失志”“露才扬己”“不依经义”。这可以用两个史学家的观点为代表。
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很高。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可“与日月争光”。“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
班固对屈原的评价比较集中在他的《离骚序》中。他是这样说的：“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翻译成现代语言是：像屈原这样的，显露才能炫耀自己，在危难的国家里和一群小人争宠，因为小人的谗言被国君（楚怀王）疏远，却指责楚怀王，埋怨朝廷，神情忧愁苦苦思索，强烈指责诽谤他的人，和小人们仇恨对立互不相容，投江而死，也贬低了那些高洁狂狷有高尚情操的人。他的《离骚》多写昆仑、冥婚、宓妃等虚无缥缈的事，都不合法度、文章经义。说他兼备了《诗经》的风雅，能和日月争光，就太过了。
班固从他自己所理解的儒家经义出发，认为屈原的行为是露才扬己，说屈原的《离骚》所言多“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也就是有违经义。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还说屈原的作品属于“失志之赋”（他认为屈原的作品不是诗而是赋）。他所谓的“失志”其实也是说屈原作品所表达的只是个人的怨情，而非关乎政治理想之志了。
对于班固的观点，另一儒者王勉进行了反驳。他在编辑《楚辞章句》时把《离骚》称为《离骚经》。他说“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就是说屈原在放逐过程中仍然愁思国家前途，不忘向国君进谏，因而完全符合道义，是天下第一忠臣。他认为屈原的作品所言都有根有据，不存在有违经义的情况。依王勉所说，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失志”了。
王勉和班固对屈原一褒一贬，看似相反，实则立场一样，都是从尊经出发。班固认为屈原的作法和作品不符合儒家经典，王勉则认为屈原的作法和作品完全符合儒家经典。两人其实都主张，诗歌所言都必须是尊经合道之志，而不能只是个人的狭隘之志，更不能是个人的怨忿之情。按他们的观点，前面所说的东方朔等人的抒发个人怨情的著作，倒是真正地离经叛道了。这样看来，发生在汉代文人之间的屈原情结已经是言志和缘情之争的前奏了。
“诗言志”与“诗缘情”之二
四、“诗缘情”的提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时期。这个时期既有三曹、阮籍、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等一大批在诗歌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诗人，也有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等文论家。这个时期的诗坛要求挣脱诗歌必须为政教服务羁绊的呼声更为活跃。大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先说诗人的实践
曹操、曹丕和曹植都是不受礼法约束的人。曹操是个拨乱世的英雄，自然敢于突破旧的礼法；曹丕居太子位，后来又当了皇帝，敢于旷荡不拘；曹植受制于曹丕，因而心存郁闷却又敢任性而行。这样，三曹的诗就有别于那些只为政教服务的诗。曹操的诗既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言，也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感叹。曹丕的诗则多带有情意缠绵、悲婉凄清、低回纤弱的格调。曹植的诗情采并茂，前期作品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对于建功立业的热烈向往，同时也写了一些反映社会动乱和表现人民疾苦的诗篇。后期作品则较多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表现了自己受压抑、有志不得伸的悲愤情绪。他的诗“为魏晋南北朝文士开出新门径”（范文澜语，《中国通史》第二编）。
曹植以后，有阮籍的咏怀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左思的咏史诗等，抒情言志的路子越来越广，极大地突破了“诗”只能为政教服务的藩篱。
诗人抒情自由的需要和诗歌创作实践的发展，也必然在理论上有所反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下面一些。
曹丕的以气为主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谈到曹丕时说过这样一段句话：“他（指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曹丕是否说过“诗赋不必寓教训”，我没有查到，不敢妄加评论。但曹丕确实说过“文以气为主”。曹丕的“文以气为主”也确实含有提倡解放文人思想的意思。他是这样说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典论·论文》）要闹清这句话的实质，必须先搞清他所说的“气”指的是什么。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里的范畴。我们的老祖宗认为万事万物都由“气”所生，也是“气”的体现。人也是由“气”而生，也是“气”的体现。体现在人身上的“气”，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人的天性、志向、意识、情感、智慧、道德、人格等都是“气”的体现。汉语中有不少带“气”的词汇，诸如血气、志气、神气、才气、骨气、正气、邪气、仁气、义气、豪气、喜气、怒气等等。都表明“气”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气”表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上一般称之为“气韵”或“风格”。那么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气”指的是什么呢？这需要联系前后文来看。他在“文以气为主”几句之后，紧接着是“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大意是“气”就像音乐有快慢高低的节奏一样。这显然是指文章的“气韵”或“风格”。而这个风格，不同的人“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而且无法传给别人。这显然是说形成“气韵”的根本是人的个性。在“文以气为主”前面。他曾以“气”评论当时的作家，如说徐干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刘桢有“逸气”等，可见他所说的“气”确是指不同作家由于不同个性所呈现出的不同风格。
不少人把曹丕这里的“气”解释为“气质”，这有道理，但需说明。“气质”这个概念，至少有两个意思。其一是指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近似于品质、素质。其二是作为心理学的范畴则专指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和灵活性方面的典型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有点类似平常所说的“脾气”。曹丕这里的“气”应是指人的个性。具体说主要包括情感、意志、个性、才能等方面。以下两点也可进一步说明。
和曹丕同时代的荀悦说过这样的话：“凡言神者，莫近于气。有气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恶喜怒之情矣。故人有情，由气之有形也。”
研究过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谈到作家的诗文创作时，也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还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