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铜陵遵照政府的指示，对“铜陵牛歌”进行了初步发掘。1956年，又在“铜陵牛歌”流行的区域物色了两名少年，让这两位少年去参加安庆地区的民间文艺会演。男孩子叫江世林，当年只有14岁，女孩子叫吴慕珍，当年17岁，经过整理排练后，登上城市的舞台，这是铜陵牛歌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对唱。一经演出，“铜陵牛歌”便获得多种奖项，赢得一致好评。次年，“铜陵牛歌”参加安徽省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更是一鸣惊人，获得很大的成功，受到一致好评。著名作曲家时乐蒙曾称“铜陵牛歌”为“汉民族人民的天才创造”。大会评奖委员会评定，授予节目发掘奖、优秀节目奖、整理奖和演出奖。
“铜陵牛歌”这颗长期被掩埋的艺术珍珠，拭去尘埃后，果然光彩夺目，绚丽多姿。同时，“铜陵牛歌”所要注意的地方有两点。
第一，铜陵牛歌的歌词，特别是对歌部分。牛歌的歌词都不固定，大多是即兴回答，俗称“见风挂牌”。这里所说“风”，指的是身边事、眼前景。开始唱牛歌的时候，大都有开场白，如“重打锣鼓重开台，我出牛歌给你猜”，接着是问，牛娃演唱道：“什么团团在水边？什么团团长街卖？什么团团姐面前”等。这些都是机智幽默的智力游戏，也是一种歌唱活动，即问即答，反复循环。
第二，创作要求。“铜陵牛歌”要求“简洁精练，合辙上口”。歌曲的内容大多是反映农耕时代男耕女织的生活，以及放牛娃们天真无邪、自得其乐的童趣。让人听上去悠然而不悠闲。
“铜陵牛歌”的特点有三个。一是在曲式结构上比较复杂，二是在调性对比上特点鲜明，三是在调式色彩上十分独特。
民歌是地方戏曲的源头，民歌与地方戏曲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铜陵牛歌”就与安徽的徽剧、黄梅戏等地方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梅戏《刘三姐》就曾将“铜陵牛歌”吸收改编为戏里的主要唱段，徽剧的《小放牛》、黄梅戏的《打猪草》等戏里的孩童形象，“铜陵牛歌”在舞台演出时，也有大量吸收其特色。
铜陵牛歌的影响很大，自从牛歌被挖掘后，它在铜陵县老洲乡进行传唱。这个老洲乡是中国有名的文化之乡，这里有一个美丽的大草滩，绿草茵茵，放牛娃们就在此处牧牛，他们骑在牛背上，然后对歌，将歌声融入了江南秀色之中，诗情画意，美不胜收。老洲乡“铜陵牛歌”的传唱，带动了全县乃至更广大地区，农村的孩子们都在演唱《铜陵牛歌》。“铜陵牛歌”发掘传唱成功，深受群众欢迎，有力地推动了江南民歌的抢救挖掘工作。据不完全统计，铜陵地区挖掘搜集了200多首牛歌，经过整理鉴定，较为完整，并具有地方风味的约50首。主要是小调、山歌、号子和歌舞曲，内容包括革命历史、情歌、生产劳动和民俗活动等几方面。
总之，“铜陵牛歌”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不仅对沿江江南一带民间传统文化的发掘工作产生了较好的推动作用，同时，经出版社和有关媒体的宣传介绍，在全国音乐领域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沿江江南，山川秀美，人情淳朴，广大劳动人民不仅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铜陵牛歌”就是铜陵人民的精神财富，它是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珍珠。2006年，“铜陵牛歌”被列为首批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5月又成为安徽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项目。
侗族大歌
文艺一直都是少数民族的强项，而侗族被称为“歌舞之乡”。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侗族有三宝，鼓楼、大歌和花桥”。侗族至今还有“行歌坐夜”的传统，族人们“行歌”，唱的就是侗族大歌。
侗族居住在山清水秀的地方，他们的民风淳朴，而族人也极有创造性。他们的大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是一种用心去捕捉的民间音乐。因为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只能靠着口传来延续。侗族大歌唱出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性和文化传统。而历史上，关于侗族大歌的记载有很多。
《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侗族人集体做客唱歌的情况，其中描述道：他们一两百个人一起唱歌，围着一个圈，手拉着手，便跳舞便唱歌。
到了明代的时候，在《赤雅》一书中更加明确地记载了侗族人载歌载舞的情形。书中记载：侗族的人能歌善舞，他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都会有演奏的、唱歌的。有人弹着胡琴，有人吹着六管，他们闭着眼睛悠然自得。
到了20世纪90年代，侗族大歌开始走出国门。贵州省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他们组织了一支侗族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共有11人。合唱团首次出国去巴黎金秋艺术节活动，合唱团在巴黎夏乐宫进行表演，侗族大歌很受欢迎，光是谢幕就达到三十多次。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的执行主席听完侗族大歌后，他激动地说道：“在亚洲的东方，一个只有百万余人的少数民族，居然能够创造和保存这样古老而纯正的歌谣，真是让世界上的艺术家们大开眼界，而此次来的演唱团表现得极佳，让人赞叹。”
一直以来，国外有些艺术家认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特色音乐，但是这次的表现却让大家颠覆眼球，侗族大歌是音乐史上的一大发现，它转变了外国人对中华音乐的看法。
之后，演唱团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各地。打破了侗族大歌与世隔绝的局面，当时，还有中国的唱片公司为侗族大哥录制了唱片，一时之间风靡全球。
侗族大歌有三个主要特点，分别是多声部、无指挥和无伴奏。侗族大歌有一大特色，就是歌曲带着自然之风，演唱者可以模拟出虫鸣鸟叫、高山流水等声音。同时，侗族大哥演唱的内容不尽相同，内容有：歌唱自然、劳动、爱情以及人间友谊。
大歌的结果一般由“果（组）”、“枚（首）”、“僧（段）”、“角（句）”来构成；大歌的演唱场合比较讲究，除了平时训练外，在重大节日、集体交往或接待远方尊贵的客人时候，侗族人才会在鼓楼里演唱。侗族大歌的演唱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领唱（独唱），还有一种是众人合唱。侗族大哥与普通的合唱概念不同。大歌的主旋律在低声部，低声部是众人一起唱的，声音嘹亮；高声部由1个或两三个歌手在低声部旋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变唱。
侗族大歌在艺术遗产上，可以算得上是佼佼者，它是民间最具有特色的音乐艺术，是民间音乐中的一朵奇葩。侗族大歌现在已经唱出了国门，在世界乐坛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民族大歌具有多声思维、多声形态、合唱技艺、文化内涵等特点，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劳动人民的智慧。
侗族大歌的涉及范围比较广泛，它将社会结构、婚恋关系、文化传承和精神生活等元素融入其中，具有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婚姻史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侗族大歌既能推动文化建设，也能促进社会和谐，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侗族大哥已经面临了外来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冲击。侗族大歌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了破坏，并且在传承方面也是一大难题。
上党八音会
上党八音会，主要在今天山西省东南部晋城市六县地区广泛流传，八音会指的是民间使用鼓、锣、钹、笙、箫、笛、管等8种乐器进行演奏的表演班子。主要在古庙会、节日庆典、街头舞台做场吹打、婚丧嫁娶等场合中进行表演。
上党八音会形成于元明交替之际，成熟于明末清初，追溯它的源头，大致是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韩、赵、魏三国，礼乐相传频繁，广泛的音乐交流为上党地区民间音乐的起源，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室王权的衰落，造成“礼坏乐崩”的局面，这时期，民间音乐兴起，周王室的宫廷音乐反而被冷落，各国君王喜好民间流传的俗乐，讨厌典雅文艺的雅乐，就连孔子与孟子也说过：“恶郑声之乱雅乐（厌恶郑国的俗乐，因为俗乐把雅乐弄得乱套了）。”
到了秦汉时期，中国结束了东周以来数百年的战乱纷争，国运昌盛，国力极其强盛。在这太平盛世之下，帝王雄心壮志又被贪图逸乐的心理所取代，宫廷音乐和堂庙音乐也因此兴起。这时期的民间音乐同达官贵人的庙堂音乐交相辉映，互相借鉴吸收，使中国的音乐文化丰富地向前发展着。
汉惠帝出塞巡游，回来的路上，偶然见到百姓们表演的鼓吹乐，他觉得十分气派，孝惠帝十分喜欢，并将这项民间文化艺术带到了宫廷中。当时的汉王朝国力空前强盛，为了展现太平，惠帝下令在宫廷中演奏。为了表示对大臣们的恩宠，孝惠帝允许群臣在宫中一同观赏。大臣们看出皇上很喜欢鼓吹乐，于是在演出后，对鼓吹乐大加吹捧，惠帝大喜，便将这项民间艺术留在了宫里，供皇家享乐用。
当时的汉朝皇帝对鼓吹乐十分地重视，只是为了供皇家享乐，因此，晋崔豹在他编著的《古今注》当中曾经说道：“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意思是说，鼓吹乐是皇帝用来同群臣宴饮时演奏的。鼓吹乐也因此被称为“黄门鼓吹”。到后来，统治者为了恩宠臣子，也时常将鼓吹乐作为赏赐的物品，赐给自己的臣子。如汉武帝时，汉朝在越南设立交趾郡、九真郡等，都恩赐“假以鼓吹”，东汉时班超也曾经有过此等恩宠。到了魏晋时，政策逐渐宽松，鼓吹乐得以流传至民间。
上党八音估计受到鼓吹乐的影响，演奏形式上和音乐特点同鼓吹乐有很大的相同。上党八音的吹打乐器，主要以吹奏类的唢呐、笙、口噙子、哑腔等为主；拉弹类的以高音呼胡、中音呼胡、老呼胡、板胡、二胡、扬琴、二弦等乐器为主；打击类的乐器以老鼓、同鼓、扁鼓、手板、锣、梆子等为主。目前流传的器乐套曲有《大十番》、《小十番》、《十样景》等31首。
到明清时期，乐户活动十分活跃，民国时期，仅晋城一处的乐户就多达170多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十分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上党八音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山西晋城等地的八音会组织特别兴盛。八音会多次受邀进京，在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进行演出，还在陕西省国际铜锣节和全国的“群星奖”比赛中获得金奖。
上党八音会同很多的民间文化一样，它面临着艺人老化、缺乏传承的困境，一些有艺术价值的东西正在日渐地流失，它们急需要人们的保护和发扬光大。
康定溜溜调
康定是康巴地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交易的重要市场。这里是“锅桩文化”的发源地，被人们誉为“情歌故乡”。其中，康定溜溜调最为人们耳熟。
康定有着“打箭炉”的称呼，这儿人杰地灵，居住着以藏族为主的十几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是能歌善舞。关于“打箭炉”这个外号，据说也有一段历史，而康定溜溜调更是历史悠久，最早追溯到“锅桩文化”的起源。
传说，天下局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时期，群雄四起，其中以曹操、刘备、孙权几人为主，而他们手下的猛将不计其数。刘备手下的诸葛亮更是有着多才多谋的美称，他料事如神，行兵布阵不在话下，为刘备立下许多的汗马功劳。
有一次，诸葛亮西征擒孟获时，军情十分紧急，于是便派郭达在康定安炉造箭，制造兵器。郭达不辱使命，他一夜之间造出了三千支箭羽，诸葛亮十分惊讶，同时被郭达的能力折服，他封郭达为自己帐下的将军，而康定就有了“打箭炉”的称号，康定的附近有一座山，它的名字以“郭达”命名。
“打箭炉”的名字有很多说法，但是这些说法都奠定了康定是个地理要塞。
康定溜溜调在历史上也有记载，康定溜溜调离不开“锅桩文化”。传说，在滚滚尘沙的草原上，一群穿着裘皮的吐鲁番人，他们用西藏语唱着古老的藏歌，他们赶着一群良马，个个都表现得风尘仆仆。他们穿越大草原，翻过了大雪山，最后来到了雪山脚下的两江，会聚在一片草滩上。这片地儿水草丰盛，是牧马打野的好地方，他们一群人在这块宝地休息了一夜，明天将会走进古老的峡谷栈道，用他们的马儿换取他们需要的东西。
他们一群人，在这儿用三块石头架起了锅桩，然后用火石点燃火草。火红的光芒照耀了草原，这些疲惫的吐鲁番人，他们把火草放在了锅桩内的干柴下，之后点燃了人类文明的第一把火。这些吐鲁番人本就能歌善舞，他们为了赶走疲惫和明日就能换取东西回家，带着期待，于是他们围绕着锅桩跳起了舞，唱起了歌，而这歌就是有名的“溜溜调”。
说起溜溜调子，我们的脑海中无法形成一首歌曲旋律的概念。但提到《康定情歌》，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哼唱两句。据说，世界十大情歌之一、入选联合国一百首世界民歌的中国歌曲《康定情歌》，它就是由古老的溜溜调演变而成。溜溜调有多种唱法，来源于康定雅拉乡一个汉族村寨的溜溜调则是《康定情歌》的主旋律。
康定溜溜调的歌词和韵律与《康定情歌》差不多，但是在一些装饰音和尾音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康定溜溜调更能表现出西部的韵味，有着那种难以言喻的悠扬婉转。
康定溜溜调若是从姑娘口中唱出来，听起来有种高原的气息，它音质淳朴，一展原生态的异域风情。有着新鲜、活泼、自由和风趣等特点，感觉完全不同于《康定情歌》。康定溜溜调的演唱者，让人感觉没有丝毫做作的痕迹，因为康定溜溜调唱的是当地民族自己的生活，表达的是他们最为直白的情感。
康定溜溜调是西部地区人们情感的主要表达方式，它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传承意义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