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什么时候开始练习他那闻名天下的篆书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他青少年时代就精于篆书却是不争的事实。1891年，吴稚晖第一次走进乡试的贡院，居然一举中式，成了一名让人羡慕的举人。要知道，身为江苏人的吴稚晖参加的是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乡试，清代江苏、安徽两省合考，统称江南考区，这是全国竞争最激烈的地方。清代一半的状元都出自江南考区，而这里的举人名额却没有因此得到照顾，万余人中只有百余人能够中举，争夺之惨烈可想而知。很多江南才子一辈子都中不了一个举人，而吴稚晖第一次进场就成功了，年仅27岁，这样的成绩确实令人佩服。
后来吴稚晖这样解释自己中举的原因，他说自己的文章其实写得一般，只不过考试时别出心裁，用一手篆字吓唬住了主考官，因此脱颖而出。吴稚晖喜欢开玩笑，常常说起话来疯疯癫癫、没有正经，很多人却对此事深信不疑，煞有介事地将之拿来说道，这实在是不了解中国的科举制度啊！
明清科举时代讲究的是“馆阁体”，这是一种标准的楷体字，追求字体的端正与形式的统一，并成为官方取士最重要的甄别手段之一。任你文章水平再高，如果“馆阁体”写不好也很难得中，那些不写“馆阁体”的，按照自己的兴趣与个性来书写的几乎要名落孙山——这种人当官后最可能不听话。吴稚晖如果写的是篆书的话，恐怕早在考秀才的童试中就被刷下来了，连参加乡试的资格都没有。
再者，明清的科举考试分四级，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其中头尾的童试与殿试考官才有机会见到考生的书法，而在竞争最激烈的乡试与会试，为了防止考官作弊，采取了糊名易书的制度。考生的原卷必须再由眷录手用朱笔重抄一遍，称为“朱卷”，即使吴稚晖答卷用的是篆书，眷录上去的“朱卷”也已经是楷体字了。
笔者翻阅由吴氏门人杨恺龄编撰、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总算找到了吴稚晖中举的真正原因。在科举时代，考官不仅要给考生评定优劣，还要给每一份经手的卷子下批语。乡试共分三场，吴稚晖第一场考试所得到的批语是“义深词简次三一律诗秀”，这一场考的是四书文与试贴诗，在三场中是至关重要的，考官的意思是吴稚晖的文章言词凝练、含义深刻，同时诗也很漂亮。第二场与第三场的批语分别是：“别具隽眼，解经不穷，春秋一艺，尤引证确鉴，足以羽翼经传，洵通场仅见之作。”“殚见洽闻，考订详确。”这都表明了吴稚晖对于经传典籍所下的功夫之深。
在可以欣赏到考生书法的童试中，吴稚晖考了多次，二十三岁才中秀才，并不年轻，倒是在看不到书法的乡试中一次见效。可见，书法并非吴稚晖中举的关键，八股文章写得好、学养深厚，才是他中举的真正原因。
不过吴稚晖确实曾经凭借篆书在考试中收得奇效。清代读书人中秀才后，往往去投考书院，进一步提高自己，为考举人作准备，书院提供膏火银和奖学金，也是贫寒学子理想的读书之处，所以报考好的书院，尤其是大书院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二十五岁时，吴稚晖去投考着名的江阴南菁书院，用篆书答卷，居然以“古学第一名”正取。清代书院人才辈出，正是有这样一点开明之处啊。
吴稚晖家境贫寒，科举是他当时出人头地的唯一道路。但他的篆书对于他的科举之路并无一点帮助，可以说完全是出自个人的兴趣，也未经名师指点，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没有对书法高度的热爱肯定是无法做到的。令我不解的是，一个人的书法风格往往跟他的性格有共通之处，篆书讲究的是体正势圆，从结构到运笔都是以圆为主，没有棱角、只有圆融，不重外放、只求内敛，这似乎又与吴稚晖的个性与人生格格不入。
吴稚晖生性就不是循规蹈矩之辈，从小就是一个让人头疼和抓狂的捣蛋鬼。他曾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邻居家的烟囱大小便；村中办丧事，他趁人不备在大茶壶中撒尿；他不喜欢在家蹲坑，每天一大清早就跑到田野间“屙野屎”，认为这样“不但自己能在排便时领略大自然间的景色，而且能使土壤肥沃，有益于农稼”。
自从上学后，吴稚晖就没少挨过先生的戒尺，但他放荡不羁的天性却从来没有因此做过半点改变。在南菁书院就读时，吴稚晖更是因此摊上了一件大事。
以前孔庙前都立有一块“下马碑”，即使是官员经过这里也要下马下轿步行，以示对孔圣人的尊敬。古代各个地方的孔庙其实就是当地的学宫，官员在孔庙前下马，也就是在学校前下马，我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没有像其他古文明一样断绝，靠的就是这种对于知识、文化的虔诚与敬畏啊！
然而，有一天江阴知县过孔庙却贪图方便没有下轿，这一幕恰好被一群南菁书院的学生看在眼里。我们很快可以发现，以前的学生可比现在的骨头硬得多，他们竟然拦住县官的轿子质问，更有一些人激动地捡起地下的瓦石投向轿内。毫无疑问，吴稚晖是投得最起劲，也是最精准的人之一。被砸得鼻青脸肿的知县勃然大怒，马上让人把这几个肇事分子抓回衙门。
不过被捕的这几个学生并没有遭受什么皮肉之苦，因为在科举时代，一个书生中了秀才之后屁股便变得宝贵起来，知县是没有资格打的，除非罪大恶极，禀告省里的藩台革去他的功名，才能动刑。此事发生在1892年，时年吴稚晖28岁，前一年他刚中举人，屁股自然变得比秀才们的还金贵，知县抓举人本来就底气不足，再加上孔庙不下轿有错在先，万一被人参一本乌纱帽难保。知县冷静下来，不由得懊悔自己的冒失，眼看书院的一帮人已经在衙门外面强烈抗议加谴责，只好赔礼道歉，把闹事的几个人放了。
回去之后，书院的领导对于吴稚晖的“激进”行为很有意见，他一怒之下，自动退学离开了南菁书院。十年之后，吴稚晖干出了更为出格的一件事情，这使得他名声大噪。
1902年，吴稚晖作为领队带领一批国内学生到日本留学。吴氏抵日后，碰上一个热闹：三年前来日自费留学的蔡锷欲投笔从戎，报考陆军成城学校，几个国内来的自费留学生也准备追随他。然而清廷驻日公使蔡钧担心青年们学了军事课程之后从事革命排满，拒绝作保，双方陷入了僵局之中。吴稚晖知道这件事之后，率领自己带来的留学生二十余人到公使馆静坐，一直抗争到半夜还不肯出来。
蔡钧眼看无法将这些人赶走，只好报警。几天后，在蔡钧的唆使下，带头闹事的吴稚晖、孙叔方等人被日本警方逮捕，随后被判以“妨害治安”的罪名，马上驱逐出境，遣返回国。吴稚晖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耻辱，一怒之下他决定以死抗争，事前他写下了绝命书：“信之已死，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建邦天则，削发维新，片言可决。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唏嘘悲哉，公使何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
在押解遣返的路上，经过一座小桥，吴稚晖纵身一跃跳入河中，但不幸被日警救上来，没有死成，仍然按原计划被遣返。不过因为这一跳，吴稚晖成了众人眼中的英雄，梁启超为此在《清议报》着文道：“吴君之被逮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利权思想。”回来后，吴稚晖更是受到英雄凯旋般的待遇，到处被人请去演讲，突然间发现原来活着挺好。
从八股圣手到一代骂神（下）
另外一个令我不解的事情是，八股文要求代圣人立言，也就是要把自己“伪装”成圣人，吴稚晖早年乃八股文一流高手，应该深于此道。然而，若干年后他的言行举止，其玩世不恭、惊世骇俗，离“圣”字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吴稚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莫过于他的“骂”，他是那个时代赫赫有名的一条“毒舌”，“毒性”极强，据说被他骂过的人即使将他“烧成了灰再踏上亿万只脚”也解不了恨。
吴稚晖之骂功不在于其多么注重技术，而在于其多么不注重技术。中国自古以来以礼仪之邦自居，只崇尚恭维人而不崇尚骂人，真要骂人往往也要“雅骂”，拐弯抹角、旁敲侧击，被骂者乍一听还以为在恭维自己，笑得合不拢嘴，直到若干年后修养够了方才悟到原来自己被骂了，气得吐血三升。吴稚晖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力提倡“俗骂”并身体力行之人，他那生殖器到处乱飞的骂风让时人大开耳界。
吴稚晖干革命，和搞维新的梁启超政见不同，写文章骂梁，连续用了七个称呼语——“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这架势，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两人有杀父之仇呢。对于敌人，吴稚晖骂起来那真是咬牙切齿，怎么难听怎么骂，“狗”、“畜生”这种民间泼妇对骂常用之词也是他最钟情的。在清末所写的文章中，他经常把光绪称为“畜生”，把满洲贵族称为“长白山中野狗”，把朝廷上下称为“贼皇狗臣”，将张之洞、袁世凯唤作“狗头名士”。那几年他因为“苏报案”避祸远居海外，却让他因祸得福，大逞口舌之快。
对于革命党眼中的头号敌人慈禧太后，吴稚晖更是不遗余力地口诛笔伐。1907年，吴稚晖跟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创办《新世纪》，成为革命排满的一个舆论阵地，他也从业余骂人转变为职业骂人。他发表在《新世纪》上的《卖淫实状》，将一些捕风捉影来的故事加工，大谈慈禧的淫秽情状，用词之大胆让人读之掩面。
吴稚晖一骂起慈禧来就唾沫乱飞，兴奋得忘乎所以。日俄战争期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开会，吴稚晖登台大骂慈禧误国，不知道是不是骂得太投入，他的裤腰带忽然断了，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掉了下来，但他手里提着裤子嘴里依然骂个不停，好像压根儿没这回事。后来，慈禧死了，他还不解恨，还要继续“鞭尸”，撰文将她称为“狐后”、“毒虫”。
吴稚晖越骂越上瘾，颇有几分禅宗所谓“见佛杀佛，见祖杀祖”的精神，有时候跟他素无瓜葛的人，乃至他看不惯的朋友也要因此挨上几刀。章士钊曾经跟吴稚晖都是站在反清战线上的，但两人志同道不合。后来章士钊担任教育总长时，公开反对文学革命，吴稚晖并不因两人是故交而有所保留，撰文骂章氏鬼附身，最好玩的是他还郑重其事地替章士钊拟一告丧文，称：“不友吴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敝友学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病于后甲寅，无疾而终。不友等亲视含殓，遵古心丧，毷块昏迷，不便多说，哀此讣闻。”
不知道章士钊自觉理亏还是什么原因，竟没有还口，这未免让吴稚晖意兴阑珊，因为这种骂阵犹如斗蟋蟀，一个人是斗不起来的。
吴稚晖跟汪精卫的私交也很深，两人早年是同盟会的战友，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被捕后，孙中山还曾写信与吴稚晖一起商讨救汪大计。辛亥功成后，吴汪二人又一起发起留法俭学运动，可谓“情投意合”。但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跟蒋介石争权，吴稚晖立即站在蒋介石一边对汪精卫大加鞭挞，骂汪“反复无常”、“私德荡然”，称他为“斗昏鸡”。后来汪精卫投日，吴稚晖更是新账旧账一起算，不仅撰文将汪精卫改名为“汪精怪”，陈壁君改名为“陈屁裙”，还送上两句红极一时的名骂：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其实这两句话并非吴稚晖原创，早在《晋书·陶侃传》就有：“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举人出身的吴稚晖满腹经纶，将史书中的话稍微改编，立即成为经典的流行语。他骂人不仅可以大俗，也可以大雅，只不过他更喜欢前者而已。
据吴稚晖自承，他骂人的功夫来自一本秘笈——《何典》。《何典》是一部幽默的吴语小说，鲁迅、胡适、林语堂等对其很是推崇。这本书一开头就是“放屁，放屁，真正是岂有此理！”，吴稚晖一天偶然在地摊上看到这本书，读到这句话，顿时大彻大悟，从此文风为之一变，形成了“有话直说，有屁就放”的风格。他骂清廷、骂维新党、骂守旧派、骂共产党、骂国故派，甚至骂自己，无所不骂，一日不骂就嘴痒。
但我更愿意从深层次来解读吴稚晖的骂。中国历来是一个最不懂得骂的国度，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最不擅长骂的民族，这是因为自古以来我们从上到下就没有这种骂的习惯与风气，在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下大家秉承“和为贵”的祖训，哪怕心里互相骂娘，表面还要彼此作揖称颂。这种不懂骂、不会骂、不敢骂的民族性格极易造成故步自封、自我陶醉的后果，也是我民族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吴稚晖爱骂，提倡骂，以骂而出名，对于破除人们心中的保守思想确实有一种独特的疗效。
吴稚晖骂别人，也因此被别人骂，章太炎称他“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冯玉祥骂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汪精卫责其“昏庸老朽”，对于这些，吴稚晖一一笑纳。当年《爽报》以“狗彘不食吴稚晖”为标题，写文章谩骂他，朋友们都劝他控告这家报纸，吴氏却笑道：“我非但不应该控告他们，还应该佩服他们。因为他们真不愧为爽报。他们恨极了仇人，便直爽的告诉出来，即使别人充作贱货，送与他们食，他们恨恨的不食。这够得上左丘明的‘不匿旧恶，怨是用希’了，还不应该佩服的吗！”他还在74岁刻一方闲章：“寿踰宣民，贼讥老而不死”，聊以自嘲。
胡适在自己的最后一次演讲中说自己挨了四十多年的骂，但是却对此欢迎之至，因为这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在民国，正是有了一些像吴稚晖这样敢于骂人和乐于被人骂的人物，才给僵化了两千年的中国吹来了自由之风，并引领出思想大解放。吴稚晖和胡适代表了民国的一种气度，他们两个一个最有骂人的胆量，一个最有被人骂的雅量，遗憾的是随着国民党的溃败，随着他们的远去台湾，一个时代也宣告结束了。
吴稚晖骂战很少吃败仗，唯一一次“失利”大概是败给章太炎，这在拙着《民国课堂》有关章太炎一章中已经提过，不再赘述。但这一次吴稚晖只不过是口服心不服，还扬言见到章太炎要脱下皮鞋打他十七八个嘴巴。
只有一次吴稚晖被人骂得心灰意冷，到底什么事有这么大的负能量？
原来，吴稚晖是全盘西化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青年，青年的未来在于留学，因此辛亥以后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宣传留学、组织留学，先后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在他的号召下很多怀着美好梦想的青年学子远赴法兰西。吴稚晖不满足于此，他还异想天开要在海外创办一所中国人的大学，雇请洋老师来教中国学生，并且真的实现了这个梦想，这就是1921年7月揭牌的中法里昂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