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里昂大学本拟靠着庚子赔款的赞助维持校方的运作，学生则靠着自己的勤工俭学维持生活，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吴稚晖很快发现要政府掏钱在中国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原本说好的办学经费迟迟未能兑现；而当时欧战刚刚结束，经济萧条，法国人连自己都找不到工作，哪还轮得到中国人勤工？按照曾在巴黎大学留学的史学家黎东方的回忆，就算真的有机会勤工了，一天下来累得半死也没心思学了。
残酷的现实让青年们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特别是越早到来的那些学生怒气越大，因为他们受折磨的时间最长。几百个年轻学子占领了中法里昂大学校舍，天天在那里叫骂。吴稚晖一怒之下，远走英伦，短命的中法里昂大学就此夭折。其中，百余名闹事的学生被法方遣送回国，后来这些人中不少人成为共产党的骨干，包括陈毅、蔡和森、李立三等。
后来吴稚晖回到国内，还受到当年里昂大学一些学生的追剿，他悲愤交集，伤心欲绝，在报上登了这么一则“自讣”：
寒门不幸，害及自身，吴稚晖府君，痛于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疾终于北京。因尸身难得溃烂，权殡于空气之中。特此讣闻。新鲜活死人吴敬恒泣血稽颡。
吴稚晖本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信念，在当校长期间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这样的结局对他来说的确有点残忍。
顺便说一下，吴稚晖四方树敌，八面威风，得理还不饶人，或许我们想不到，他一生中竟会三次当众下跪。1902年他向中国驻日公使蔡钧下跪，求他担保9名自费留日学生入成城军校；1924年他向孙中山下跪，求他宽容陈炯明；1928年他向汪精卫下跪，求他与蒋介石联手反共。这三次下跪的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但是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一个完整的吴稚晖。
官场内的艺术品
从加入同盟会到去世，吴稚晖在政坛走过了半个世纪。别看只有短短的五十年，中国的政坛却已经是沧海桑田，新陈代谢的速度极快，而吴稚晖在这样的浑水中始终安然无恙，活得悠哉，死得光荣，这一点与他同时代的国民党元老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甚至吴稚晖死了之后还能继续在国民党内发挥影响几十年，更为他人望尘莫及，不能不说是民国政坛上的一朵奇葩。
吴稚晖和国民党三代领导人之间都有非同寻常的交谊，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也几乎是前期国民党党史的缩写。吴稚晖比孙中山大一岁，两人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平生风义兼师友”。1901年，吴稚晖在日本留学时，曾高傲地拒绝跟友人去见孙中山，因为在他眼里孙中山不过是个草莽之气的黑帮头子。等到1905年，孙中山在伦敦敲开吴稚晖寓所的大门，吴氏方才发现对方原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而且“手不释卷”，两人一见如故。
这一事件很有象征意义，孙中山的同志从会党转向知识分子，正是造反与革命的重大转变。而连吴稚晖这样的举人出身的士绅阶层都投向革命，也意味着清朝统治的柱石已经彻底动摇。孙、吴会面后，吴氏从此死心塌地追随孙中山，为其鞍前马后跑腿呐喊，深得孙中山器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担任临时大总统，吴稚晖从英国回上海，1月4日到南京和孙中山会面，俩人在总统府同室共眠四个晚上，彻夜长谈，可见情谊之深。孙中山去世后，总理遗嘱的专利问题有所争议，有说全是出自吴稚晖的手笔，有说先是吴稚晖起草，但是众人不满意，遂有汪精卫重写，国民党党史也是认定后面一种。但是不管哪一种，吴稚晖都是最早推出来撰写总理遗嘱的，可见其在党内的地位。
孙中山去世后，很多党内大佬纷纷失势，吴稚晖依然金身不倒，为蒋介石所倚重，甚至被人称为蒋之“师保”。蒋时代的许多决定党运的历史事件中都闪烁着吴稚晖的身影与口舌。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于广州宣告北伐，在誓师大会上吴稚晖作为党内代表将孙中山的遗像和党旗国旗授给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并臻词激励全体将士。北伐成功消灭旧军阀后，蒋介石又跟党内的新军阀们开始了一场场逐鹿大战，吴稚晖站在蒋介石身边施展自己的“化学武器”——“毒舌”为其助威，他骂冯玉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骂阎锡山“治世的村中俏，乱世的狐狸精”，骂汪精卫“治世的好阿囝，乱世的泥公仔”，极尽鼓噪之能事。1927年，国民党“清党分共”开始后，吴稚晖又充当了舆论上的急先锋，攻击共产主义为“抢产主义”、“强盗主义”。1946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制宪国大”，吴稚晖担任制宪代表主席，将讨论定稿后的《中华民国宪法》递交给蒋介石，他也因此被很多人认为是国民党内的“制宪大佬”。
蒋介石对于吴稚晖的敬重也非同一般，1944年吴稚晖八十岁，蒋介石特地为他在中央党部设了寿堂，送上祝寿信以及“高山景行”寿轴，并设“吴稚晖奖学金”，还拟在美成立“稚晖大学”。1953年吴稚晖去世后，蒋介石亲自主祭，并题写“痛失师表”匾额。1954年台北市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树立起4米高的吴稚晖铜像，成为台北市的一大坐标。
吴稚晖跟蒋经国的关系更不简单。1925年，吴稚晖在北京创办“海外预备学校”，准备为党国培养后继人才，所招收的学生都是国民党高干的子女，其中就包括十五岁的蒋经国。吴稚晖自己教授国学和经史，他从海外归来的儿子吴蔷和女儿吴芙教数理化。
在学校中，吴稚晖对学生的影响不仅在于言传，更在于身教。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文章，说那是秘书干的，吴稚晖一怒之下让他们抄写“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并将抄好的诗带回去与家长一起体会。有人送吴稚晖一辆人力车代步，客人走后，吴氏令蒋经国找来锯子将车把锯掉，把车身拖到书房当沙发用，他教育蒋经国说：“一个人有两条腿可以走路，何必人拉，你坐在车上被人拉着走，岂不成为四条腿？”
学生中，吴稚晖对于蒋经国最为偏爱，这不言而喻。他经常单独为蒋经国开小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启迪他为人处世的道理。蒋经国对此终身不忘，他屡屡称吴氏是其“生平最钦佩的人”，后来蒋经国在台湾开拓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创造了新的历史，吴稚晖的教育功不可没。吴稚晖去世后尊其遗嘱实行海葬，海葬仪式由“储君”蒋经国亲自主持，哀荣尽显。
不过话说回来，吴稚晖能够在政坛逍遥五十年，绝不仅仅因为他和党内一把手之间的私交，因为在利益面前，任何的感情都不牢靠。吴稚晖成为“不倒翁”的原因，还在于他在官场艺术化的生存方式，这一点才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吴稚晖有句名言：“官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他不仅这样说，而且确实也这样做了。吴稚晖曾有很多次当大官的机会，但是他都放弃了。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就想让吴稚晖出任教育总长，他却说：“我愿任奔走之劳，做官我是做不像的。”
蒋介石上台后，更是多次欲借用吴稚晖这个元老的招牌，想授予其显职，但吴稚晖并不领情，他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你越谦让人家反而要给你越高的官，到了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屡屡谦让不愿当官的吴稚晖在很多人眼里居然也成了继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有力人选。蒋介石听到风声，也找上了吴稚晖，吴氏赶紧说：“我这个人不宜当国府主席。”蒋问：“为什么不适宜？”吴氏答：“我最抑制不住自己的性情。当了国府主席，就要经常接见外交使节，看到有些国家的大使呀、公使呀，穿着他们本国的服装，花花绿绿像做戏一样，我会禁不住笑出声来的。那就有失国体呀！”蒋介石听完大笑，不再勉强。党内的大佬仍然来游说，吴稚晖对他们说：“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样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的元首，会像我那样的？”众人听完，只好作罢。
别看吴稚晖疯疯癫癫，他的心里可是一面明镜。对于此事，他后来回忆说：“于右任和居正都可以当，他们也愿意当，蒋先生不去找他们，偏偏来找我这个并不想当的人，分明是蒋先生自己想当。我就如旨答说‘现在抗战时期，最好是党、政、军统一于一个领袖，使事权更能集中，我看还是由蒋先生兼任最宜’。后来就由我在中常会提出，由蒋先生兼任了国府主席。有人说我清高，谈不上，我是小人。还有人说我玩世不恭，也不对，我是‘正世有恭’啊。”
在国民党“一大”上，吴稚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到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升任常委。终其一生，他所担任的基本上是“委员”这种闲职，官衔虽然很多，但都是挂个名的虚衔而已。吴稚晖不仅自己不当官，还不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当官，为此还编出一套说法：“我们的太太公葬了一块世代绝官的坟墓，已罚定五十代不出一官。”
不当官的吴稚晖并非没有大抱负，他一辈子都在倡导国语注音与国语运动，他认为通过给汉字注音可以让老百姓识字，进而阅读书刊报纸，使得文化传播开来，民智以开。另外，国人不仅要书同文，还要言同语，交流都不行，怎么团结起来！
吴稚晖早年在苏州教书时，发明了一种“豆芽字母”，教给文盲的老婆，用于两人之间的书信交流。辛亥革命之后，吴稚晖应蔡元培之邀，主持汉语注音字母的推行工作，并出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后来在战时陪都重庆，吴稚晖以花甲之龄为宣传注音汉字游行街头，于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中，步行几十里山路为平民识字班授课，精神令人感佩。到了台湾之后，吴氏仍然孜孜不倦地推广注音运动，很多台湾人国语说得那么好，不无他的功劳。
1927年，在中共特委会议上，周恩来说蒋介石：“最秘密的还是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其实，所谓的“五老会议”神秘却并不重要，这五个人都并非实权派，说白了就是点缀台面、给外人看的。周恩来称吴稚晖“小丑”，在舞台上小丑只是插科打诨的，并非主角，甚至连配角也不是，不过他们也无需承担大腕的压力，主角的舞台生命往往非常短暂，而演小丑的人却常可以青春永驻。
吴稚晖这类政坛小丑的存在使得一本正经的政治舞台多了几分娱乐气息，变得不那么沉闷，其功用不可忽视。对此，吴稚晖并不讳言，他自称是“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人人都想当王熙凤，有几人愿意当刘姥姥？问题是，王熙凤的结局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最后惹人羡慕的反而是那个刘姥姥。
吴稚晖甘心做刘姥姥，他无意间闯入了政坛的核心，却自警自觉，始终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从未有非分之想，若即若离，欲合还分，无为而无不为，这样的官场哲学怎能不让人叹其高明！
除了“刘姥姥”，吴稚晖还把自己比作“大阿福”，他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据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记述，以前无锡锡山和崇安寺等处，有许多出售泥人的店铺，其中有一款手摇扇子、会摇头的老公公泥人，面相完全根据吴稚晖的滑稽相而绘，无锡人称它为“吴稚老”。很多到无锡游玩的人都会买上一个，销数很大。吴稚晖每次去无锡，也会买几个，看得哈哈大笑。
在时人眼中，吴稚晖可真是一件艺术品了。
永远与自然同在
吴稚晖去世后，蒋经国发表了纪念长文《永远与自然同在》，用这个题目来概括吴稚晖的一生确实是恰当之极。
1932年出版的《于右任先生言行录》里面顺便也谈到了吴稚晖，书中用了“一任自然”、“不加束缚”来形容他的穿着打扮。吴稚晖平时总是一件旧布袍，出门外加一把油纸伞，一件马褂上五颗扣子，至少一两颗无法扣上，最好笑的是他的裤腿总是套在长筒袜里，一双破布鞋几乎穿得见洞。吴稚晖以这一身乡巴佬打扮穿梭于冠冕之间，而毫无愧色，神情自然，反倒让人肃然起敬，书中赞其：“初无寒酸相，益见民众化之可贵。”温源宁则说他：“那样笨拙本身已变成一种魅力。”
吴稚晖出门时，行李一定自己带，不劳力人，也不坐人力车。1929年，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时年六十五岁的吴稚晖是党国元老中唯一一个不坐车的，他说：“无论何种马车，我无需它！我最喜欢我这天生的两只腿的驴子，随处可以走得到，安步当车，最为自如。”1933年，时年六十九岁的吴稚晖和一些要人同游衡山，由湖南主席何健招待，其他人都坐轿上山，同样只有他一人自始至终步行。
吴稚晖大概只有一次破例坐车，那是他在当唐山交通大学国文教授的时候。有一次外出旅行，从学校到车站路途很远，恰好又遇到滂沱大雨，道路泥泞，加上行李十分沉重，无奈之下只好雇了一辆人力车，但他路上仍然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给车夫穿，认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心安。
对于居住，吴稚晖的要求同样很低。他的家中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之外，其他装饰正如他的姓一样——“吴”（无）。他自己是书法家，但是墙壁上却从来不挂任何字画，因为越喜欢用文化装饰的人往往越没有文化；他经常有机会跟当朝的显贵们合影，但是这些照片都被他扔掉了，因此也不可能堂而皇之地挂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如某些人最喜欢干的。
抗战时，吴稚晖“蜗居”在重庆上清寺73号一间只有十二方尺的小屋内，故名为“斗室”，他戏作《斗室铭》自娱：“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在洁，有矾则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或鸿儒，往来亦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纵臂草际白，粪味夜来腾。无丝竹之悦耳，有车马之作声，西堆交通（交通部）煤，东倾扫荡盆（《扫荡报》）。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中华民国之大国民。”人称蒋介石去看吴稚晖“犹如亚历山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斗室”不仅小，而且不安全，敌机时常呼啸而过，老蒋屡次请他住黄山官邸，官方也准备为他单独造一住处，都遭到他谢绝。
如果说吴稚晖还有值钱的东西的话，一是他那几千册藏书，他对之视若性命，别的东西可以抛弃，但是自己到哪，书本一定要跟随。
二是他的摄影器材。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吴稚晖竟然是中国摄影艺术的先驱。20世纪初，吴稚晖避祸远居英伦的时候，接触到照相术，为之着迷，并一发不可收拾。1906年春，吴稚晖开始学习照相术，并自购照相机为人照相，第二年他又添购了照相灯，此后他又自己添设了暗房。在当年，照相机还是一个奢侈品，摄影是有钱人的专利。而吴稚晖在英国一度穷困潦倒，还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搞摄影，可见其对摄影的挚爱。后来吴稚晖回国后，在上海的居所也弄了一个暗房，专门供自己研究摄影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