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之死地而后生”，无非是在不战则死、战则可能生还的情况下，使战士抱定必死之决心，齐心奋战，从而产生出压倒敌人的勇气和力量。吴起说过，一个人拼命，会使成千上万人害怕；若是率领不怕死的人去征讨敌人，必定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值得注意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并不完全等同于铤而走险。从表面上看，二者似乎有相似之处，但后者只是一种冒险行为，而前者却是富于韬略的理性行为。
当然，在实施此种造势之法时，必须果敢、坚决，断绝士兵侥幸偷生的念头。断绝退路才有生路，决一死战才有胜利的希望。对死亡的恐惧能激发起人的生命潜能，去求生求胜，从战争的绝境中摆脱出来，变被动为主动，取得战争的胜利。同时，作为一军之帅，一定要善于审时度势，明察秋毫。当自己处于极为不利的战争态势时，要明白战争双方在对立中所处的战略位置，通过战争双方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的分析，找出转变战争态势的可乘之机，只有如此，才能看到战争胜利的希望，才能鼓起决一死战以求生存的决心和勇气。另外，运用“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有条件的，必须因时、因势、因地、因人而异，不可生搬硬套。这一造势之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冒险，冒险成功可能收到极大的成果，冒险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运用成败的关键是能否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正确地利用它形成一种压倒敌人的态势而不被敌人所利用，为此，一定要视敌人的主帅而定。
“置之死地而后生”虽是一种激励士兵拼死战斗的造势行为，但统帅的沉着指挥和英勇作战对将士的士气无疑有巨大的鼓舞作用。在不利的情况中，当胜利很渺茫甚至展现在部队面前的是绝境的时候，指挥者镇定自若的神情和英勇无畏的气概就成为了推动部下战斗的巨大动力。项羽、韩信无不亲自带兵杀敌，他们的英勇气概不仅极大地鼓舞着自己的部下，而且还极大地震撼了敌人，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战场氛围。
这一策略不仅在军事领域占有极重的分量，而且还广泛地应用于其他领域，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一些著名的企业总是人为地制造一些危机感来克服员工的自满情绪，激励员工努力工作，以保持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摸出一条自己的路
——孔明依势隆中对定大计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变化趋势。只有把握和顺应客观的变化趋势，才能抓住机遇，夺取事业的成功。《治国方略》中说：“处天下之事，不可以不因其势。辅天下之势，不可以不用其术。”意思是说：处理国家大事，不能不顺应形势。引导国家的形势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不能不以法术来辅助实施。因此，在人生的历程中，必须“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即要揣度时势特点，从便利处入手，以策略的不断改变来适应时势变化的要求，要以变应变，决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汉文帝时主张施政以宽，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形态所决定的。但其律法中也存有死刑、灭族等条文，这说明这些刑令与文帝所崇尚的宽大政策是相辅相成的。
汉宣帝时崇尚法治，讲求刑法严明，这也是为了顺应当时的形势。但宣帝多次告诫官员务行宽大，不要对贤能严施暴刑，并且常常提拔那些治事宽仁的下级官员。这些做法对宣帝所崇尚的严法重刑无疑又产生了很大的互补效应。
如果在文帝的时代，用宣帝的严法重刑来治理国家；在宣帝的时代，提倡文帝的宽厚仁慈；或者有文帝的宽厚仁慈之风，而不用宣帝的严法重刑作为辅助措施；有宣帝的严法重刑之风，而不用文帝的宽厚仁慈的措施去补救，那么国将大乱，法将不法，任何刑令都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在实施大政方针上一定要符合各地的形势特点，而在具体做法上又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治国如此，用兵也同样要求因势而辅术。“用兵而不察其势，则不足以取胜；察势而不辅之其术，则亦有败而已。”
“徒讲其政，不察其势”，就好比在适合步兵作战的地方改用车战或骑兵，在适合弓战的地方改用长戟之类的兵器一样；“徒察其势，而不得其术”，无异于士兵不练习作战的方法，也是收不到好的效果的。
察势是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全局，以及全局中各局部之间的联系，并且在其基础上，因势利导，进行创造性的造势：或巧妙地诱导原有形势演变为一种符合时代和民众要求又能顺利指向领导者期望目标的形势，或一反原有形势，创建一种全新的指向领导期望目标的形势。
用术则是完成所营造之势在能量释放过程中走向领导期望目标的一系列运动状态。
由此可见，态势不能分，术势不可离。在此点上，以诸葛亮出茅庐之前同刘备进行的“隆中对”最为典型和精彩：
“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
“荆州北据汉、沔，利经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
诸葛亮说完，让童子取出一轴画，挂在中堂之上，对刘备说：
“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诸葛亮在上面的论述中，对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态势及可能发展，作了入木三分的透彻分析，同时也为刘备的下一步行动（即术）订制了一个大概的框架。
他先论述了曹操雄踞中原地区，孙权稳坐江南之地，与两者均不可硬拼，均不可图。然后指出曹操、孙权中间有两块重要的战略要地，一是荆州，二是四川巴蜀。且这两块地方均不得其人，正好可由刘备取而代之。这是形势分析之一。
根据这一态势，诸葛亮认为刘备应以“人和”为根基，率先占据巴蜀、荆襄二地，然后南联孙权，北抗曹操，西和诸戎，内修政理，以成鼎足之势。这是在形势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的策略之一。
策略之二：一旦时机成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兵向东，刘备率益州之众出秦岭北上，则帝业可成。形势分析中，融会了不同情况下的重大战略运筹，以及各战略状态的连环递进的美妙图景。
遗憾的是，刘备几次失误，打乱了诸葛亮的态势分析和战略布置：一是不忍心占据荆州；二是关羽大意，失去荆州；三是因小义、感情用事与东吴交战，损失惨重，致使元气大伤。后主即位，诸葛亮也只是出于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不顾形势和大局，终年穷兵黩武，结果志不成而身先死，终未完成一统的大业。
古语有云：“是故势理者，虽委之而不乱；势乱者，虽勤之而不治。”意思是说：总体形势理顺了，虽然把事情委托给他人也不会混乱；总体形势乱套了，不管你再怎么勤勉恭谨，夙兴夜寐，也决不可能治理好的。因此，领导者在进行时局发展的态势运筹与决断时，千万不可避重就轻，千万不可忽略察势、谋势、任势的首要作用。但是在具体操作时又不可只察其势而不用其术，或者只讲其术而不察其势。正因为如此，古人才感叹：“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也可写为‘术’），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