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由北岛、芒克和黄锐等人主编的《今天》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诗人同仁之间流传，后来以蜡纸油印的形式出版，1980年被有关部门停刊，前后共出了九期。《今天》除刊登诗外，同时发表译诗、小说和评论文章。主要撰稿人都是后来被称之为“朦胧诗”的中坚分子：北岛、顾城、江河、舒婷、芒克、多多、严力、万之、赵一凡、林莽、方含等人。“白洋淀派”演变为今关于参加《今天》编辑出版活动的人，除以上这些编辑和撰稿人外，有不少自愿的奉献者不应被忘记。当年的参与者徐晓后来撰文《〈今天〉与我》，载《今天》，1998年第1期，第1一27页，具体而感人地记叙了历史事实，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有关详情，可以参照此文。
天派时，标志着中国新诗正在酝酿着一场深刻的革命。在《今天》创刊号《致读者》中，北岛写道：“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北岛宣称：“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的诗的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与有人指责他们“逃避现实”的说法恰恰相反，这一代诗人对民族命运、个人责任有强烈的关注，这也正是他们刊物命名的根据。北岛满怀激情地写道：这代人的诗“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这些浸透个人的声音的诗歌，经历了文学界的激烈争论，则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朦胧诗”运动。
值得提到的是，北京的“今天派”曾受到贵州的黄翔等人的影响。1978年10月10日，黄翔等几位贵州诗人抵达北京，在闹市区王府井张贴诗歌大字报《火神交响曲》，黄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三次进京，引起强烈反响。黄翔第三次进京时带去了他的爱情组诗《我的奏鸣曲》、《青春，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黄翔等贵州诗人与北京“今天派”诗人南北呼应，在诗坛形成热烈的气势。当时全国各地有100多个社团，活跃分子都进了京，在北京已然形成一股热潮。黄翔后来几经波折，生活极不安定，在中国诗坛，他被排除于正统的诗歌历史之外。1998年，黄的诗“四五运动”，即1976年4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悼念已故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当时掌权的“四人帮”把这场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参与者都被逮捕入狱。于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给予平反，并给予肯定性的评价。
虽然《今天》在1980年停刊，但“今天派”的诗人则开始在正式出版的各种刊物上发表诗歌。如《星星》、《安徽文学》、《上海文学》、《萌芽》、《青春》、《丑小鸭》等刊物，都以不同的篇幅登载了他们的作品。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也在1979年发表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并且在1980年第4期以“新人新作小辑”，发表了15位青年诗人的诗歌，紧接着第8期发表了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王小妮等人的一组诗歌。由此也就引发了对这类诗歌的争论。最早关于“朦胧诗”的讨论的文章可能是公刘的《新的课题》（1980），公刘对这一代青年诗人的艺术特征和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对这代诗人的理解。随之，《福建文学》自1980年开始，以讨论舒婷的诗为导引，就这批诗人的创作展开了长达一年的争论，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对这批诗人进行严厉的批评，就诗的“晦涩”、“难懂”展开对这一诗潮的争论，由此确认了对“朦胧诗”的命名。对青年一代诗人进行肯定的当推“三个崛起”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诗刊》1981年第3期发表福建师大孙绍振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3年初，当时最具前卫性的杂志，兰州的《当代文学思潮》发表徐敬亚的重头文章《崛起的诗群》。这些文章把“朦胧诗”的出现看成诗界的一次划时代变革，“朦胧诗”的崛起被理解为是中国诗人第一次以个人的声音表达思想和情感，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独特思考；它有力地冲破了那些不合理的陈规旧范，诗不再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再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徐敬亚还从“朦胧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如结构、节奏、韵律等）方面对“朦胧诗”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提示出“朦胧诗”所具有的较高的艺术水准。
作为“朦胧诗”最重要的代表诗人，北岛的个人诗集《北岛诗选》直到1986年才出版，这确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自70年代末起，北岛的名字就成为“朦胧诗”运动的象征。北岛前期的代表作有：《雨夜》、《回答》、《宣告》、《红帆船》、《结局或开始》、《走向冬天》等。北岛的诗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怀疑与否定的精神，那种毫不妥协的拒绝与超越的批判意识。对于从“文革”的极“左”路线阴影底下走出来的一代中国青年来说，北岛的诗歌表达了他们的内心愿望。人们面对过去的历史，一时还找不到思想的起点，北岛则率先给出了他的回答。他的诗隐含着对过去的那些神化真理的大胆质疑和否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我不想安慰你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红帆船》）；“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回答》）。北岛诗歌在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在于它以昂扬的格调创造了一个表达个人信念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北岛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的困境，他知道要说出个人的信念要承受强大的精神压力，他知道自己置身于一个永久性的悲剧情节之中。北岛以坚定的笔墨率先描述了“大写的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这个反英雄的个人恰恰是那个时期被想象的英雄，他的“人”是一个焦虑的殉难者，一个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的悲剧主角，赤着脚在长满荆棘的大地上奔走。一种来自尼采的悲剧意识和屈原式的天问，使北岛反抗绝望的祈诗集由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是一家不太有名的小出版社。
求反倒有一种不屈的力量：“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宣告》）。《红帆船》的后半段写道：如果大地早已冰封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走向海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就让我们面对海走向落日不，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你有飘散的长发我有手臂，笔直地举起。北岛的诗感情充沛，怀疑、否定的不屈精神以及悲剧意识，使北岛的诗有着一种内在的理性力量。也许北岛意识到他的诗承载着过重的历史焦虑，那种企望说出历史真相的压力，使得北岛总要扮演哲人和布道者的身份。因而北岛的诗也有摆脱表意焦虑之后的平静。在一系列的高昂格调之后，北岛的诗总有一种沉静的情调出现，它们像如歌的行板，使北岛的诗又总是转向另一片情感的空地。如上面引述的这首诗，在“渴望燃烧”与“化为灰烬”的强烈情绪之后，突然转向“只求静静地航行”，并且出现抒情意味浓郁的“你有飘散的长发”。利用语词转折的力量，把思想和情感突然推到远处或是引领到一个开阔的地带：“手牵着手我们走向前去把自己的剪影留给天空。”前面是非常平淡无奇的句子，而“把剪影留给天空”则使全诗的意境突然开阔。北岛的诗非常讲究节奏和韵律，情绪变化层次分明，那种理性的力量与明朗俊逸的情调结合得恰到好处。
舒婷和顾城在当时是以真挚清新的风格博得读者的欢迎。
生于福建海滨城市厦门的舒婷曾有短暂的插队经历，1972年返回厦门当工人。她在插队时就开始写诗，并得到福建的诗人蔡其矫的指导。她在70年代末与北方的诗人北岛等有密切联系，这使她成为《今天》的作者，她的诗迅速在北方流传。舒婷在这代诗人中较早被社会承认。1979年4月《诗刊》发表她的《致橡树》，引起诗歌界的关注，1980年，《福建文学》就对她及“朦胧诗”的看法展开长达一年的争论，1982年，她的《双桅船》出版，并获中国作协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的二等奖。她与顾城结集出版的诗集《舒婷顾城抒情诗逊传诵一时。
舒婷的诗情感丰富细腻，而又始终有一种清纯明净的气息。
她的诗其实并不怎么复杂，只不过执着于表达个人的内心情感而采用了多种隐曲的修辞手法，正因为此，她的诗在当时却具有打开人们心灵窗户的功效，并且在艺术上显示了与正统诗歌截然不同的形式。这些显然是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过于封闭压抑而反衬出它的革命性。舒婷可能是最早正视个人内心情感的女性诗人，她的诗中总是隐约呈现着一种不可知而又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而一种女性的哀愁带着祈祷穿越于其中，最终获得无可奈何的解脱，这可能就是舒婷的诗最具魅力之处。她的代表作如《致橡树》、《会唱歌的鸢尾花》等，就表现了这种特点。
舒婷的诗经常直接描写自然景致，它们总是寄寓着女性的情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坚定追求：“歌吟的阳光，攒动如金茸茸的蜂群千姿百态的丛枝茁叶千姿百态地燃烧闪耀色谱般扩展的山岚向晴空漫射……”舒婷后来可能是迫于社会的批评，也写了一些格调高昂的诗歌，如《土地情诗》、《这也是一切》、《祖国，我亲爱的祖国》等，显得比较勉强，不能说是成功之作。评论界通常认为，1982年出版的《会唱歌的鸢尾花》是她从浪漫派到现代派的一条分界线，但转向现代的舒婷并没有特别出色的作品问世。舒婷此后几乎搁笔，作为一个率先把个人情感引入诗歌的女诗人，舒婷的诗是一种开拓，也是一个过渡，她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随后的女诗人则开始直率地表达女性的“性苦闷”，咀嚼“病房意识”，这就不是舒婷这种浅吟低唱的风格所能胜任的。
作为北京人的顾城却有着异常细腻敏感的诗情，也许这与他早年随父亲下放到农村有关，乡村的田园生活在他的孩子记忆里蒙上了一层纯净优美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后来的诗情与风格。顾城早慧，十多岁就开始写诗，颇具哲理情趣。“文化大革命”结束，他随父回到北京，做过短暂的临时工，如木匠和搬运工之类。这时候的诗作较多，也流露出一些对社会的批判意识，但更主要的是沉浸在他的幻想天地里。在这个时期，很少有诗人不关心外面充斥着矛盾和变革的社会，但顾城却一如既往回避社会现实，他把对自然的感受和记忆作为诗歌的基础，以此来构造他的超越现实的梦幻世界。顾城认为：“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我也有我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他的梦想之一是“要用心中的纯银，铸造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顾城的作品有：《黑眼睛》、《雷米》、《城》、《水银》、《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逊、《墓床》以及死后出版的小说《英儿》等。顾城始终以孩子气十足的眼光来注视着世界，他的诗有一种清新可人的气质，那么脆弱而又倔强地表达个人极其幼稚的感受：“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我的心爱着世界》）；“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他的诗纯朴天真，崇尚人与自然的亲近，而对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却也刻画得生动细致。在顾城的大多数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像是从他的唯自然主义态度里随意流露出来的趣味。单纯、异想天开，洋溢着童稚的豪气与可爱。一些朴素的哲理从顾城的诗里流露出来，那么平静而又隽永：“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但顾城绝不是为时代寻求真理，他只生存于他个人的世界，乐于扮演长不大的角色：“最好是用单线画一条大船从童年的河滨驶向永恒”；他总不厌其烦地把他的世界和社会历史严格区别开来，他是他自己的小世界的国王，在那里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支配一切：“我想，到空旷的海上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随着我游向陆地”，这些平淡稚气的诗句，把童年的幻想转化成顽强的自恋，这使顾城完全沉浸在他的个人世界里：“我喜欢靠着树静听听时间在木纹中行走听水纹渐渐地扩张……我被雨水涂在树上听着时间，这些时间像吐出的树胶充满晶莹的痛苦时间，那支会嘘气的枪就在身后。”（《倾听时间》）顾城到底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还是一个善于表演的人，这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也许表演久而久之也就成自然了。顾城长期头上戴着一顶类似回民的白帽子，显示出他与众不同，不谙世事。80年代后期，顾城在海外做行吟诗人，他的作品已经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1988年起，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定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据说他养了几只鸡，偶尔到市场上去卖鸡蛋。
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挥刀砍死妻子谢烨，而后自杀。曾经打动一代中国青年心灵的诗人，最终以一个杀人凶手的形象结束自己的写作，这在中国诗歌史上乃是绝无仅有的举动，也许顾城已经完全抹平了幻想与现实的区别，在他自己看来，这次杀戮的动作，不过也是一次诗歌写作的行为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