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是要把教育内容同教育对象的思想、劳动、工作、生活的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具有重要作用和强大的生命力，就因为它的内容是科学的，揭示了社会现象的内在本质和发展的规律性，能够帮助人们拨开层层迷雾，正确认识社会和人生。
当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人们思想之时，上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深入开展，没有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人们还是心有余悸。在上海社会科学界举行的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要求迅速在上海展开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陈沂在会上作了《亡羊补牢，未为晚矣》的讲话，坚决支持了与会者的要求。在《文汇报》复刊30周年茶话会上，许多专家、学者又提到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问题。陈沂坚定地表示：我上次就表态了，应该补课。别的我管不了，我管的这条战线可以先补。我们先补，就可以推动人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在上海搞得不太好，搞得不太深。这个事情中央知道。我们上海机电一局那个厂的办法就是好，希望《文汇报》通过报导他们的经验，推动推动大家都来学，因为这件事情是件大事情。
陈沂在一个时期内，多次讲解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目的就是要给广大群众和干部全心全意搞四化的思想武器。他特别指出：在教育、文艺战线上极左问题非常多，两个估计和文艺黑线等等都是站不住脚的。都在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下，就好像在照妖镜下一照，都照出原形来了。
他以真理标准为武器，要求大家解放思想，不要受框框束缚。他批评道：老作家不解放，就是框框。现在还是要坚持实行三不主义，因为现在还有三不主义这三不主义也不会根除的。只要我们社会还有矛盾，这些东西就根除不了。但是，它的市场，肯定一天一天在缩小。在这宽松的环境里，各路英雄豪杰可以放开手来干。
当社会上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不问看法时，陈沂不失时宜地进行教育，正确贯彻双百方针。
他首先分析了左和右的干扰。思想僵化半僵化，把双百看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想放，总想收：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一讲双百，好像什么是非界线也不要了，什么宣传纪律也不要了；爱咋放就咋放、爱咋鸣就咋鸣；不管出了什么样作品都不许批评：这种倾向也有。他认为，这两方面的干扰，都是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的。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贯彻双百方针，应当有是非界线、是非标准；应当有引导、有批评、有要求；应当提倡正确的有益的东西，反对有害的错误的东西。他强调说：对错误的东西放任自流、不闻不问，是不对的。不准批评错误的东西，恰恰是把双百方针作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解，实际上是同党的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计相背离的。当然，对一些作品可以展开讨论，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不要轻易地做结论。
我党几十年来思想教育的经验证明，当思想政治教育和广大人民社会实践的真实状况相结合时，就受到人们的欢迎，便会在推进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显然，陈沂紧紧抓住人们的思想热点，给予理性教育，乐于为教育对象所接受。对此，陈沂回忆道：根据我理解的三中全会精神、真理标准讨论情况，联系与会同志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当前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思想不解放。对这个报告的反映，不少同志称闻所未闻，真正解渴。直到今天，当年一些与会的同志还时常提起那次讲话对他们的影响。
（二）
民主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其教穿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民主的、平等的关系，教育的方法应该是民主的、讨论的方法。同时，作为引导、帮助人们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解决思想问题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也只能通过民主的、讨论的办法，而不能采取压服的方法。
陈沂在《文汇报》举办的座谈会上明确说，不要把他的话说成是指示，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尽量反映，他都欢迎并尽力办。他要求大家打破旧观念，即使有在工作中出了点差错，我也不整人，更不报复他到上海工作，就先拜访许多文艺界名流。对这些艺术家，对这些老同志，都要好好地去团结他们，使他们能够安下心来。他举例子说。在北京开文代会吃饭，中央领导和代表坐在一起，这正是党的优良传统。可是这些年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了，连看戏还要在前面摆一排座位，有的地方甚至还摆沙发，让首长坐。我说今后不许搞这一套，要恢复我们党的传统。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小事，其实是把我们党的领导和群众的距离拉远了，这是个作风问题。
他不仅在政治上同大家做4到平等，而且在学术问题上也做到了民主。如沙叶新等人写《骗子》，陈沂看后，鼓励他敢于接触这个题材，但由于前提没有搞对，戏写得并不好。当时陈沂的批评并没有完全说服他，但也不压服他。后来，沙叶新对这个问题也有所认识。当作者捧出力作《陈毅市长》后，陈沂热情撰文，多次肯定这部作品。
但是，实行民主并不是说不要指导。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的指导作用必须充分皆定。没有正确的指导就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当然，这种指导必须遵循民主的原则。
陈沂认为，他从来不同意流行的那种反对所谓长官意志的观点，是长官就得有意志。问题看长官发表的是什么意志。好的意志就得照办，还要办好；不好的意志可以提意见，要他改进，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一概反对，这是文艺上的无政府主义。文艺要讲民主，同样也要讲集中，我们的作品要注意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孙中山与宋庆龄》话剧第七场，他看后坚决主张不要。乍听去，这不正是横加干涉吗？陈沂认为不是，因为此剧的第七场没有把宋庆龄写好，只是草草收场，削弱了宋庆龄的光辉形象。他建议应该有个下集来塑造宋庆龄完整的形象-道理说清，作者很愉快地接受了意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社会效果出发，从不损害人物的形象出发，也是从爱护作者和珍视他的作品出发，领导有意见还是可以提的。作者当然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和保留。但如果真是原则问题，拿出去要产生不好的社会效果，即使是干涉，也是可以和应该的。
陈沂对自身要求比较严格，要求政治教育工作者首先要做自己的工作。你自己的思想怎样？精神状态怎样？把自己搞清楚了，搞端正了，才有资格有本钱去做人家的政治思想工作。
他结合自己创作的甘苦希望道：作品出来了，领导一定要看，演出了更要去看，该肯定就肯定，但不要轻易否定，一定要留有余地，要懂得创作人员的艰苦和尊重他们的辛勤劳动。哪有作家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写好的？哪有作家写好了作品不愿上演的？上海是人才辈出、潜力很厚的地方。我们领导就是要千方百计让他们把作品写好，演出成功。当然要防止他们骄傲，鼓励他们继续深入生活，搞出第二个作品。这样我们领导就同作家成为同志、朋友的关系，久而久之，就会变得更加亲密和团结。对他们的缺点也不要掩饰，一经发现就及时指出，只要态度诚恳，又说的有理，又是从爱护出发，是会被接受的。
他把教育者的指导作用和民主的平等的讨论及双向交流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受教育者在心情舒畅、心悦诚服的心境中接受教育和感染。如上影厂拍《牧马人》时定不下来，陈沂知道后，坚决支持他们投入拍摄，并将自己下放的生活经历说给谢晋听，给他提供创作素材。所以，当《牧马人》获得巨大成功后，谢晋深有感触地对陈沂说，要感谢领导！
（三）
思想政治教育同物质利益、解决人们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人们的实际问题与物质利益密切关联，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物质利益本身的问题。人们的思想问题大多数是他们物质利益关系中存在问题的反映，也是同各神实际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在现阶段，人们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种种实际问题总是第一位的，它是决定和制约思想状况及其进展的主要因素6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所当然地要关心人们的物质利益和一切实际问题，要与贯彻物质利益的原则紧密结合起来。
陈沂首先做到端正对物质利益和人们实际问题的认识，坚决摒弃那种把人们对正当物质利益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追求当作个人主义的错误观念。他曾引用管子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仪话说，肚子都吃不饱，谁还读书啊。让知识分子怎么去结合实际，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针对社会上的不良倾向，陈沂批评道，目前来讲，对知识分子，左的思想还很厉害，什么臭老九翘尾巴啦，知识分子又吃香啦等等。有些人有一种狭隘的偏见，对知识分子有成见，一提起他们来就反感。老实讲，现在知识分子的待遇，有些还不如农民。有的最佳演员工资只有四五十元，这个问题确实要解决。我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情神文明的建设，动员他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我们的政府机关，科学、教育、文化领导机关，怎么来为他们服务呢？怎么做好他们的后勤工作呢？有些方面我们就做得还很差。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陈沂要求各级党组织、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要多关心。首先要了解在你的工厂、机关，有些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了解一，统计一下，他们本身怎样，专长怎样，他们的专长究竟得到发挥没有？他们的工作、生活上还有什么实际困难，研究一如何适当地解决他们的一些困难。有些知识分子还要把他们提到-定的领导岗位上来，使他们真正有职有权，而不是有职无权。
陈沂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过秆中，做到把解决思想问题与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尽力为知识分子排忧解难。如当年国务院有个文件，文艺团体有百分之四的升级面，劳动局怕其他系统也跟着要，便把它放下来了，要市委讨论。陈沂指示是：你们可别先来一个平均主义，怕连锁反应。你们先在文艺系统执行之后，再向国务院去请求其他的吧。要不然的话，都拉下来了。
如何使上海一大批孕有成就的老年知识分子，能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本领贡献给国家，这是陈沂一到上海就思索的问题。所以，他首先去拜访名流。陈沂思索的结果是：最近我想，要把上海老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教授、画家等各个方面的人，请他们出来，大家见见面、谈-谈。第一，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需要检查身体的检查一次，目的就是保健。第二，了解他们还有什么问题，什么想法。有些学术著作，只要有学术价值的，亏本也要印刷出版。在这方面，希望统战部了解一。
我们常说要调动积极性，只有在上述的情况下，才能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才能使他们成为建设两个文明的强大力量。
1994年4月写于江西九江发电厂宿舍
